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方式的政治传播：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下的探讨

宋仁宗朝（1022—1063）是两宋思想、文学、政治各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并形成自身特色的关键历史阶段。此期的儒学复兴、诗文革新和政治变迁彼此交融互渗，均主要由庆历士大夫这一复合型士人群体来承当和推动。本书聚焦北宋政治文化转型的过程，由党争、改革、言事、舆论、声望、贬谪、吏治、边事、文武关系、代际互动诸议题入手，全景展现庆历士大夫在长期被污名化的境遇下如何经由体制内外的一系列言说活动展开自我辩护，在阐

本书系统研究明代保甲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明代中叶，黄册载籍日渐失实，官府对于户口的实际控制每况愈下，加之明初建立的卫所系统趋于瓦解，面对纷至沓来的内乱外扰，官府往往疏于防范，疲于应对。嘉靖之前已有不少地方官员尝试推行保甲法以加强户口管理，查举不法行为。嘉靖年间，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下，保甲制大范围兴起并逐步完善。隆庆、万历年间，保甲制在全国南北各地进一步施行，尤其是沿海沿边地区因形势需要，推行范围

本书旨在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行政机构改革的全过程，分析国民政府为实现“建国”任务而做的努力，如开放政权、成立民意机构、厘定事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等。战时改革有顶层设计，有计划、有步骤，体现了行政领域的制度化与现代化倾向，体现了国民党权威人物对完成“建国”的强烈愿望。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豫湘桂大溃败后改革被迫中断，留待战后继续推行。

元代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蒙汉二元混合的政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管理如此广大疆域的多民族国家的一次尝试。监察机构职能的加强，行省制度的设立，土司制度的开创，以及民族、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置等，都为后代所承袭。元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从嘉庆元年（1796）起至宣统三年（1911）云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地方统治止，是清王朝统治云南后期，变革是其最大特征，国家治理面临着内忧外患多重挑战。本书作者大力收集和综合利用档案、文集、官修私撰著述等文献资料，运用时空分析的视角和方法，点面结合，独辟蹊径，尝试对清代后期封疆大吏群体认知云南省情与国家治理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认为云南封疆大吏群体作为国家治理实施主体，是清代后期云南历史演进的重要动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诉诸“民族区域治理理论”“民族—国家建构理论”“政治体系理论”“现代化理论”等理论工具，探讨了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课题。一是从总体宏观的格局来思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何以必要、何以紧迫、何以可能、何以可行；二是从中观、微观的视域探寻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历史演进、现状剖析、成效经验、问题不足、路径优化。本书

现代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和向基层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军事、税收、司法和其他一些以前属于地方团体或传统社会精英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政权所有。在战争或国际军事竞争带来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在强制、汲取和保护等方面的活动更容易取得成功。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反映了这一进程。面对日军的侵略，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得到生存、发展和壮大，根据地政权显著地增强了自身的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

本书围绕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河南实践研究主题，通过发展篇、城乡篇、文化篇、生态篇、开放篇、调研篇等六个篇章的布局，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县域人口变动特征趋势与对策研究、推进共同富裕等角度十五份报告，着力破解创新能力薄弱、动能转换不足、新质生产力亟待培育、资源环境约束、民生领域短板等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加快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河南实践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