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机制建设与协同治理

本书把阳泉郊区实践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预期：一个是理论的发展诉求。基层社会是政党与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场域，如何实现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是政党主导型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阳泉郊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具有解释效力，它可以为基层治理模式提供一个基于经验研究的、地方性的实证样本，对当前中国关于政党中心治理模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阐释具有建构性意义。一个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适应具体环境、历史任务及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制度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发展性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同与自信。本书作者从宏观视角切入，首先分析制度自信的思想渊源和各种维度，然后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基本内容、优势，

本书为四川大学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院以宜宾为样本的系列研究成果，基于宜宾实践、宜宾案例和宜宾思考，从城乡基层治理的多维度、多视角、多领域对基层治理的关键问题、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了系统化梳理，包括城乡基层治理的理论话题与政策议程、城乡基层治理关键领域研究和关键问题的宜宾实践、宜宾城乡基层治理的典型案例。本书是国内基层治理专家关于宜宾基层治理思考的结晶，是一本“站在宜宾看全国、站在全国反思宜宾”的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本书充分利用解密档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中国革命的外部环境即国际大背景切入，全面考察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所给予的影响和作用。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及作用由于受联共（布）内外政策的左右而呈现出双重性，本书尝试探究了共产国际有此双重性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客观地展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影响的程度，特别是对毛泽东

本书以长时段、大历史的学术眼光研究中国历代治理体系，除“导言”和“结束语”外，分设“行政与监督”“吏治与用人”“中央与地方”“民本与民生”“思想与文化”“礼治与法治”“基层秩序”“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宗敦冶理”“环境治理”十一章，每章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沿革、体系架构、主要特点、经验教训等，重在揭示“中国历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从而汲取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的国家

本书以“大国”和“大国形象”为主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历史方位，围绕“什么是大国和大国形象”“构建什么样的大国形象”“怎样构建大国形象”展开分析研究。本书综合运用理论界重要研究思路方法，分析“大国”的存在方式、核心变量等要素，形成对“大国”内涵的基本定义；并结合近代以来中国构建大国形象的历史进程和探索经验，提出在新时代

本书共分大晟府官制考、大晟乐体制考、大晟府乐章及词曲考、大晟府词人及其他职官考、大晟乐流传考五章，对大晟府沿革、机构职能、职官任免、工作性质、大晟乐制作过程、推广情况、乐书编撰、曲谱流传和词派活动、词人生平、乐词创作、影响及相关史实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证。该书继承了前人通典、通志、通考的形式，体现了很强的开拓意识，有还原历史真实、纠正陈陈相因的成见、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和价值，对宋代文学、历史及音乐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