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研究（1979—1985）

德米特里是希腊化时期承上启下的重要学者，其诗学不仅继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统，而且开创和发展了诸如书信、语篇、语效、辞格、形式、风格、文体、写作等方面的理论，为此后诸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对德米特里诗学产生机缘及其哲学根基的考察，凸显出其诗学的质点和生长点；对其诗学系统的考察，揭示文学形式与审美反应之间的联系，解决结构主义批评善于发现文本内在秩序和模式却无法阐释效果，印象批评能内省直觉效果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本书以明清时期六大长篇白话小说名著及三言二拍、《聊斋志异》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为研究对象，结合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精准研究每一部名著，包括其复杂而漫长的成书过程、不断被解构与重构的思想内蕴、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象、独特而精深的艺术特质及其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播与接受。借助文本细读等方法，本书力图使这些精深的古典小说名著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讲故事”的主题意蕴、情节结构的铺排、独创“莫氏”语言的先锋和本土风格等方面，对莫言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的小说创作进行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以连续性为关捩点，对他的小说采用的历时态的叙事策略和表现的审美特色作发生学和谱系学的寻踪。

对宋诗宋注的研究，近年来学界颇多关注，但远不够充分。本书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从文献出发，从问题出发，首先对宋诗宋注进行全面的文献考察，较之前人有所驳正和增补；既而就宋诗宋注与唐诗唐注的渊源关系、宋诗宋注与宋代《文选》的传播、宋诗宋注与宋代诗学的互动和南宋的理学家诗注等问题展开讨论，视野开阔，思考深入，能发前人所未发，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新鲜的结论。

本书旨在从文体与意识形态的视角入手，探讨1927—1949年间中国革命文学书写当中的意图（思想内容）与表达（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为此本书以蒋光慈、郭沫若、丁玲这三位革命作家为中心，围绕这段时期内他们的革命文学书写转型和发展状况，来展开相关阐述，进而揭示作家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形式呈现出来的艺术效果，可能同作家本人自述的写作意图相悖，从而呈现出文体与意识形态的丰富性、复杂性。

本书参照贯通西方文化史的基督教线索，考察唯美主义之“美”的神圣与世俗价值意向，以及相应的实践后果和文化史意义。唯美主义内容层面对违禁色情的书写，以对抗资本主义道德的外在样式，揭示出长久被压抑的非理性形态的“神圣”精神内涵；其对纯粹形式的推崇，一方面以“为艺术而艺术”的方式主观上将艺术“神圣”化，赋予其神圣的价值意向，另一方面“为艺术而艺术”根本上又是西方文化现代性进程的组成部分和环节，其最终被市场

《全宋诗》的重出误收研究，本质上属于文献考证的范围，强调言必有据、多闻阙疑、广罗文献、甄辨真伪。从传统考据学的研究方法入手，大体多为个案研究和散论性质。怎样把这些个案散论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建构一个合理的框架，纲举目张，条分缕晰，有理有据，结构完备，既融通自然，又具备多向拓展研究的衍生空间，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故本书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把关注点放到对重出误收整体特征的观照和分类属性的阐释。

该书在占有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经，以《水浒传》研究专题为纬，将明代嘉靖迄今四百多年的《水浒》研究情况做了系统梳理。全书分为以下几部分：“绪论”部分交代了选题的原因和当前的研究状况。第一章为“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主要对容与堂本和金圣叹评点本及明清时期文人笔记中有关《水浒传》的研究进行了探讨。第二章乃“近现代《水浒传》研究”，主要对近现代学者尤其是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