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乡村空间书写流变论

南宋孝宗乾、淳年间，辛弃疾、姜夔先后登上舞台，后世词坛始终未脱其藩篱。历代词学家都认识到该时段的重要性但却褒贬各异。具体来看，孝宗词坛打破了晚唐以来艳情词占主导的创作局面，咏物、述怀、说理、祝寿、节序等主题得到突显，“以诗为词”彻底实现，议论与用典极为普遍。与此同时，文人创作与社会娱乐需求出现分离，坊间编选歌本仍以北宋词为主，《草堂诗余》即为典型代表。通过对苏轼和辛弃疾这两位伟大词人进行比较，亦可

在蒙汉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蒙古族汉语创作逐渐发展、成熟。蒙古族作家在接受汉族文学影响的同时，也在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叙写着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和审美理念，形成既有蒙古族文化底色，又有汉族文化意蕴的一种新型文学。《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研究论文集》全书收录29篇论文，第一部分影响研究集中讨论元前诗歌对于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影响以及蒙古族文人对于传统儒学、佛学思想的接受；第二部分家族研究论及蒙古族的家族文学；第三

本书系统论述了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学术流派的文论成就，梳理了“中体西用派”、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谱系，论及文论范畴和命题五十余个，涉及张之洞、沈曾植、陈衍、辜鸿铭、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黄侃、梁启超、章士钊、吴宓、胡先骕、汤用彤、陈寅恪、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近现代人物数十位。立论平正，资料翔实，史论结合，为建设中国文学理论与文

叙事人称是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是小说叙事中较为少见的一种叙事人称，具有非自然性、非常见性、非可靠性等特征。近十年来，西方叙事学界基于西方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其中尤里·马格林、苏珊·S.兰瑟、布莱恩·理查森、阿米特·马库斯等人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叙事人称。梳理中国近百年来文学场域中的人称使用情况可以发现：诗歌与

本书在全面梳理王猷定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围绕其家世、生平、交游、古文创作与诗歌创作等方面，以古文史、诗歌史的开阔视野，进行系统、深层次的整合研究，将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加以审视，努力做到文献考证和理论阐释相结合，既规避琐碎的文献堆积，又拒绝空疏的理论推演，“从文献进入文心”，力争角度新颖，视野开阔，论证绵密细致，以对王猷定文学创作特色、文学史地位给予准确论定，丰富文学史研究，推进清初文学研究进程。

本书是一部以流派演变史为主的新型唐宋词史。作者打破了“豪放”“婉约”等传统词论的二分法，从文化大背景切入，从时代精神和群体审美选择的角度考察了各风格流派发展衍化之规律，全景式地把握了唐宋词的流变过程：变作者个体研究为群体研究，对群体互动及各流派互相影响、渗透及竞争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作者考察了唐宋时期哲学、政治、宗教、社会习俗和民族心理等对词人及不同的词人群体的创作观念和审美情趣的深刻影响，从而展现

《中国诗歌研究》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诗歌研究。栏目设置有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中国诗歌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研究、当代海外华人诗歌研究及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诗学史及诗学文献研究、青年论坛等。在海内外学术界有很好的声誉，是广大诗歌爱好者和广大师生的重要参考书。

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长安和洛阳在唐代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作为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两京对唐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因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长安和洛阳相应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唐代诗歌对其亦有

故事机变包含三个方面：一、故事作为口口相传的民间散文叙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异；二、故事变异不是任意变异，而是表现为核心要素相对稳定的“有限变异”和细节更替的逐步“位移”；三、变异是有规律的，故事变异受到口头传统、时空环境、记忆偏差，甚至流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具有情感性、模式化、适应性等特征。本书借用“机变”（随“机”应变）概念来概括故事传播和重构的方向性（非任意性）变异特征。从经典回顾、历时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