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本书以中国的俄苏文学学人作为研究对象，力图梳理呈现俄苏文学学人群体的地域分布、研究方法以及时代特色等特点，同时采用群体考察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戈宝权、高莽、吴元迈、刘文飞、周启超五位学者进行个案分析，这五位学者分别侧重不同的研究方向，体现不同的研究个性，展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之间的学术传承。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为俄苏文学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并为以后的学人研究提供一种参照。

本书内容涉及古文献学理论研究、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海外汉籍与汉学研究等中国古文献研究等相关领域。收录了《夏禹剑考》《洪汝奎刻书及相关文献整理活动考论》《宋代江西诗派诗集合刻考》等文章。

文学史料研究者的工作，是以文献为建材，构筑已知和未知间的桥梁，而这个“桥梁”是否扎实耐压，可否屹立长久，取决于“建材”的优劣与真伪。辑佚的任务即对已知者的辨证，对未知者的发掘，以博搜慎取的姿态，发现真实。本书正是作者近廿年埋首故纸、剥拂尘封、报海捞针的心血结晶，它呈现给读者的，除了还原历史镜像、丰赡文学史料外，还有那些鲜活的、披沙拣金后的灼见，更重要的是一个青年学者追求真知的苦心和恒心。

安徽自古为中华文学大省，时至民国，因天时、地利、人文诸原因，更加成就斐然。本书突破以往“现代文学史”在时间、内容上的局限，重点关注新旧文学转型期的安徽文学风貌，论述了皖籍南社成员文学成就、清末民初皖籍才媛文学风采、五四绩溪作家群的形成、民国皖籍军事将领的文学著述、民国皖人通俗文学、皖籍文学译者群等问题，力求从一个个特定角度展示民国安徽文学风貌，提请读者关注在以往各类文学史上无人予以系统阐述的文学现

清代诗学依托于学术色彩浓厚的思想史背景，对整个古典诗学作了历史性的总结和梳理，是古典诗学的集大成和总结时期。本书作为《清代诗学史》的第一卷，内容包括鸟瞰整个清代诗学文化性格和历史特征的导言以及论述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诗学的六章正文，既有历史进程的整体观照，也有具体诗论家的细致评析。相比前人以单一的观念史视角考察清代诗学的批评史、诗学史著作，本书的研究首先立足于诗学文献的细致梳理，融观念史、批评史、

本书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涉及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类型特征；作为“北京文学地图”的张恨水小说；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等。

本成果从民族音乐学尤其是民族器乐学视角切入《诗经》和古代典籍文献，回避了前哲时贤已多有研究的乐器形制问题，综合运用朴学、二重证据、统计学、定量分析、历史和逻辑辩证统一、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语言学、美学等八、九种研究方法，由《乐经》而《诗经》305篇的曲式，而《诗经》中的乐器分布，而《诗经》中的器乐演奏，而《诗经》中的器乐演奏的应用，而《诗经》之外典籍文献和出土文物中有关《诗经》的器乐演奏和对器乐艺术

本书分四个阶段回顾了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的历程。第一阶段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即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1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第二个时期，其特点是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则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

“苏轼的自我认识”是既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考察角度，却可能为深化苏轼研究提供一种不同于纯粹客位评判的新思路。本书通过文本细读，梳理整合苏轼文学书写中关于自我的信息，依循从文本现象、人生实践到思考生成的论述逻辑，从多个侧面呈现了苏轼自我审视下的个体形象与人生状态。首先分析苏轼笔下大量存在的自称、自喻、自嘲、自许等自我表达现象，继而以仕宦体验、社会关系、自然观照作为苏轼人生实践的重要对象，探知他在具体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