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与浙江诗路文化研究

本书以个案分析为主，在礼制时空背景下，分组还原十四首《诗经》祭祀礼乐的原始仪式功用。本书检讨传统“以礼解诗”法存在的随文求义、断章取义等弊端，提出并运用多重证据、立体、整体的“以礼解诗”法；意图在“礼”中完整地解读“诗”，而不是解剖式地“以诗证礼”。本书还尝试“以诗补礼”，由“诗”中呈现的仪式迹象，探索可能存在的祭祀礼制。如此，通过文、史、礼制结合的全方位阐释，不仅更新对《诗经》原意的认识，亦深化

作者从阿摩司·奥兹女性想象的自觉入手，以犹太历史与文化、女性主义、阐释学、认同理论、创伤理论、主体间性理论与弗洛伊德、福柯、萨特、布迪厄、哈贝马斯等人的学说为支撑，剖析作家小说中女性群体的恋父、背叛传统、单恋欧洲倾向，揭示这些女性所在性别、宗教、文化、政治诸场域中的复杂权力运作，阐释作家的对话与主体间性立场。著者在对奥兹作品进行研究，从社会文化层面对犹太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规范分析的同时，还对犹太传

本书涉及民俗、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类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包括凉山彝族尼木措毕祭祀、彝族毛纺织及擀制技艺、藏族赶马调。本书首次全面详实地介绍了各种文化遗产的形成衍变、发展脉络、基本内容、表现形态、基本特征、价值与功能、代表性传承人存续状况，以及传播与影响，并辅以曲谱、照片等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大大增强了全书的资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

山东省聊城市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重要地级市，是黄河、运河共同哺育的“两河明珠”城市，运河文化底蕴深厚，运河文物星罗棋布，运河文献数量众多。近年来，聊城市深入挖掘丰富的运河文化资源，加快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与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围绕聊城文旅事业发展与“两河明珠”城市品牌打造，依托聊城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深入开展了聊城运河文献的搜集、汇编与整

古代日本在建设律令制国家过程中，模仿唐制建立了自己的科举选士制度。现存奈良平安时代的对策文便是日本模仿唐制实行“以策取士”的产物。由于受通行文学观念影响，对策文曾长期被排斥在文学范畴之外。各种文学史和比较文学著述，也很少涉及对对策文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的评价。本书以唐代试策文化东渐为视角，采用细部考证和宏观把握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科举试策制度进行详细考述基础上，重点对日本古代对策文

本书讨论了布迪厄的社会学方法——走出意识哲学，接纳、思考身体、无意识的模糊逻辑，兼及社会整体与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理论。布迪厄发现行动者的“实践感”，是一种非经院哲学、非理智计算的具身化逻辑，即身体一习性一资本构成的信念逻辑，经由这条具身化（embodied）、非认知的实践思路，布迪厄揭示了当代社会符号暴力的生产及再生产机制。布迪厄与始于尼采的现代性反思思潮有深刻的联系，他的生产友再生产机制。布通厄

本书从鲁迅所置身的民俗文化场域入手，以辩证的视角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予以认真、系统地考察。着重从鬼文化意象、宗谱文化意象和水文化意象探讨鲁迅怎样借助民俗文化意象实现对个人感情和文化思想的表达；同时通过对鲁迅作品中与女性相关的民俗事象描写的梳理，探讨其文化批判、女性塑造和民俗文化三者之间的秘密贯通和彼此照应；其次通过对鲁迅笔下文化英雄形象中积极民俗文化因子的挖掘，揭示鲁迅文学世界中诗意的想

本书按照“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的理念、原则，以韩国古典散文作为论述对象，分高丽朝、朝鲜朝初期、朝鲜朝中期、朝鲜朝后期等时段，选取若干代表性作家，借助新材料、采用新视角、提炼新问题，考察韩国古典散文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变异，探究韩国古代文人是如何内化、发挥与改造中国文化、文学经典。不仅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拓展了汉文化圈的散文研究领域，还可以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文化交流提供有意义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联合国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港的地名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有华夏主体（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岭南特质；既是多元的，又有独树一帜的改革创新文化，甚至西域文化的熏染。本书全面系统研究深港地名共性特征、地域特色，并比较二者的不同之处，分析深港地名文化景观形成的机制，考察深港地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地名规范化的建议，考论部分深港地名的由来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