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希腊文明的形成，至公元前500年(1)

当印度在古代中东的另一侧走上建立新的独特文明之路时，中东的另一端也正在形成另一种文明：希腊。早期希腊历史主要阶段与我们所知道或能够推测的印度历史发展极为相似。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希腊人首先注重把政治组织、而不是其他人类组织纳入城邦的基础，他们不是根据神秘的启示，而是借助自然规律，企图解释世界和人类。因此，尽管拥有相似的开端，但是到公元前500年，当精力充沛的“烈马驯服者”——后来荷马歌颂的——战胜祭司领导的农业社会时，印度和希腊的文明风格就开始发生明显的分歧。

迈锡尼海盗

从一开始，印度文明与希腊文明就存在一个重大的差异。印度的雅利安人一直未出过海，而爱琴海地区最早入侵希腊的人却时刻准备出海，渗透到米诺亚克里特岛上的克洛索斯，并在爱琴海诸岛屿和希腊大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从米诺亚文明的考古遗址看，克洛索斯第一批讲希腊语的统治者没有进行什么重大的改革，虽然他们的确发展了一种记录希腊语言古老形式的新文字（线性文字B）。但是，大约公元前1400年，克洛索斯被毁灭了，这也许是来自以迈锡尼为都城的希腊大陆的一些新兴海盗发动的袭击所造成的。因为此后200年里，一系列海上袭击——也许伴随着更多的和平贸易——把迈锡尼人的船只几乎引向地中海沿岸各地。从埃及先后遭受“海上民族”联盟攻击的文献中，我们了解到迈锡尼的希腊人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大。但是公元前1190年左右，埃及人成功地驱逐了最后一次冒险者，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残余入侵者最终变成了《圣经》历史中的腓力士人。对达达尼尔海峡口上特洛伊城的同样袭击（传统上确定为公元前1184年）变成了英雄主义《荷马史诗》的主题。

城邦

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这些漫长的事业终于走到了尽头。新一轮入侵者、讲希腊语的多利亚人从北方南下，推翻了迈锡尼政权的中心，随多利亚人入侵或不久之后而来的是铁器和一般的政治后果。在迈锡尼鼎盛时期控制战争和政治的贵族战车兵被佩带铁制武器的漫游武士部落所推翻。这些武士集团一直准备迁徙到任何能够找到更好耕地或牧场的新地方。因此，多利亚入侵者继续蚕食，导致许多民族进行第二次迁徙。特别是，来自希腊大陆的避难者乘船渡海，在爱琴海的小亚细亚沿岸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殖民地。这些地区后来被称为“爱奥尼亚”，其北部地区被称为“爱俄利亚”（Aeolia）。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当地居民的袭击，希腊殖民地都集中于可以防御的半岛或其他适当的沿海地区。由于避难者（如逃出埃及的犹太人）没有先前存在的领导模式，或者由于所有人不假思索地服从的习惯法，所以他们不得不发明一套可见的法律和政府制度，以确保他们在新的定居地能够有效地进行合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创立了最早的希腊城邦。

一个或2个世纪前，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逃出埃及进入西奈沙漠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在新环境中把希伯莱人组成共同体，他制定的法律变成了后来犹太教的精髓。希腊人在小亚细亚沿岸建立的自治城邦在世界历史上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通过发明城邦或“波里斯”（polis，后来英语中“政治”一词的由来）这种政治组织，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开创了西方世界把政治组织引入领土明确的单位即国家的先河。公民权高于其他人类关系，这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印度的种姓原则也许提醒了我们。因此，如果我们西方人的宗教归功于从法老统治下逃出来的希伯来难民，那么我们的政治也归功于从多利亚人统治下逃出来的希腊难民，他们不得不承认并使他们的传统社会理性化，以便在一个新的敌对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正如摩西逃出埃及后两个世纪为他的追随者所作的那样。

希腊大陆城邦优势的发展比较缓慢。半游牧的部落首先必须永久地定居于某块特定的土地上，然后联合周围居民，组成单一的领土单位，以建立城邦。发展脉络是相当清晰的。暴力活动减少，人口增加，土地变得不足，定居农业变成了准则。随着人口定居下来，当地的首领发现，通过国王主持的会议解决争端是简便的方法。当全体成员的会议休会期间，任命一些人管理公共事务、监督国王扩大权力等就是必要的。官员就这样出现了，他们的任期有限，被委以代表性的、随着时间推移而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权力。在一些新兴城邦中，国王本身变成了一个行政官员；在另一些城邦中，王位仍然保留下来，由一些特定家族世袭担任。

殖民和贸易

由于人口不断增长，移民海外为那些在城邦内缺少足以维生的土地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政治斗争也鼓励移民，因为失败一方有时决定到海外寻找适当的土地，建立新城邦。古代移民通常不是个人或某个家庭的事务，而往往是由几百人的集团组织起来的行为。移民需要保护，也需要在蛮族之间、甚至远至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或爱琴海北部和黑海沿岸的新定居者保留完整的希腊特征。希腊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完全自治，虽然与母邦一直保持着宗教联系。

殖民活动有助于贸易的发展，因为新建立的城邦常常充当蛮族人与古希腊城邦中间商的角色。当少数希腊城邦开始专业化生产葡萄酒和橄榄油时，长途贸易获得了巨大刺激。这些都是相对昂贵的产品，需要独特的气候和技术。但是，橄榄油和葡萄酒非常容易用陶罐储存和运输。希腊船只所能到达范围内的蛮族人很快便了解了这些产品的价值，他们用粮食、木材或其他原料与希腊人交换。显然，葡萄酒商和橄榄树种植者很快就在这种贸易中占据了优势。为了获得在国内不能得到的产品，蛮族地区的贵族愿意支付高价。因此，与那些在自己的领土内可以生产粮食的城邦相比，他们更愿意给这种立足于商品化农业的希腊城邦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换句话说，只要葡萄酒和橄榄油能够维持活跃的出口，那么人口就能够突破当地粮食供应的限制而增长。

公元前6世纪由吕底亚王国首先发明的铸币是这种希腊经济交换方式的重要润滑剂。普通人需要铜币和银币进行日常生活物品的买卖。的确，在最大和最重要的希腊城邦，大部分人口实际上不得不购买日常食物，其中大多数是通过海运进口而来的。劳务最终也以货币计算——每天需要大量铸币。各种商品，包括土地和税收也需要铸币。

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底层首次在这些城邦中发生。这意味着比以前所知任何社会都更灵活。不断上涨的物价促使人力和物力向一定的经济活动转移；物价下跌则把人力和物力从过于密集的或者效率低下的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物价升降与供求关系相对应，官方通过调节粮食储存和分配而部分地平抑物价。这种灵活性意味着依赖物价网络的希腊人和其他人，都比以前的社会能更快捷有效地应对任何类型的经济变化。

以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换取粮食和原料的手段是对后来希腊罗马历史具有根本影响的交换类型。

首先，它使沿海橄榄—葡萄种植地区能够形成较大的城邦，因为这种城邦能够通过进口粮食而自给自足。其次，它把农民作为活跃的、绝对重要的参与者而纳入城市商业生活。在中东其他比较古老的社会里，农业剩余产品主要通过经济上不必要的地租和税收形式进入市场。被动和缩头缩脑的农民认为，统治者和城市人口是他们的压迫者和天然的敌人，这是这种关系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希腊人不是这样。种植葡萄和橄榄的农民自认为、并且也被他人认为是理想的公民，自由地进入市场，进行买卖活动，当干旱季节打断了耕作并使他有必要的闲暇时，还希望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方阵的影响

大约公元前650年，军事战术的一个重大变化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农民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就是方阵的发明——大量密集的步兵阵形，纵深8排士兵，每个士兵都被训练成行军和冲锋时步调一致。由几千名身披盔甲、行动如一、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冲锋能够横扫战场上的骑兵或敌方的任何其他力量。当这种优势变得明显时，早期城邦不得不尽可能多地组织和训练公民方阵。任何不利于加强方阵力量的事情都会危害城邦。如果危险迫在眉睫，如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发生的奴隶反抗多利亚统治者造成的灾难那样，那么对它的反应将是十分剧烈的。斯巴达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国土的永久保卫者，要求每个20—30岁的公民住在军营里，过军营集体生活。其他任何城邦都不像斯巴达反应这么极端，但是也没有任何希腊城邦能够发展出一支如此强大的作战力量。其他城邦满足于改革古老的贵族制度，以期集中全体能够用盾牌、头盔、刀剑和长矛武装自己的公民作为武装力量。

方阵的引入还产生另一个更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每个购置得起必要的盔甲和武器的青年，都必须与年轻伙伴一起，花费大量时间训练有效的方阵作战所需要的步调和技巧。速度、力量和勇气只是方阵所要求的一部分。此外，每个人必须学会跟上战争圣歌的节拍，以保证方阵在战场上构成的盾牌墙不被攻破。每个人的安全都依赖同一行列的邻伴，因为每个人的盾牌都有助于掩护右边的同伴。在这种情况下，如怯懦或跟不上冲锋的步伐一样，军队的个人技艺就明显过时了，因为任何突破了方阵防线的事情都将立即带来灾难。

正如每支现代军队的训练军士所知道的一样，连续与其他人的步伐节奏训练具有强大的感情效果。这种努力完全可能激发人类从远祖继承下来的独特的感情共鸣，我们的祖先绕着篝火起舞，可能是为了表达并同时创立社会—心理团结，因为这是狩猎过程中进行有效合作所必需的。方阵训练的最高目标是实战；这也强烈地激发出人类和前人类集体狩猎经历的刺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