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展望一：自主人格更为坚挺(3)

也是在同一年，湖北武汉的工程师韩庆生由于偷偷向民营企业输送技术，收取了600元的“好处费”，被判“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300天，也就是平均挣两块钱做一天牢。

1982年的整改，虽然没有让民营经济彻底覆亡，但它在仓促间做出的粗暴处理方式，使得民营企业噤若寒蝉。连当时主政广东工作的任仲夷都感叹，“人哪能没有失误，1982年差点过不了关。”

1989年，中国的民营经济再次遭遇寒流。由于经济局势起伏不定，一些人担心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的原本就对民营经济看不顺眼，便不时煽风点火，使“整顿”运动再次提上日程。游离于国有和集体框架之外的民营企业，被戴上与国有企业“夺食”（争夺原材料和市场）的帽子，成为重点整治的对象。比如，享有“傻福”的年广久，于当年9月25日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时提及这个“傻子”，他才被无罪释放。

有些打击是针对整个行业的。1985年，国家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在全国20个省市钦点了42个厂家作为定点冰箱生产企业，而其他落榜企业则面临停产危机。不过，政府的“红头文件”并没有让被政策边缘化的企业寸草不生。他们通过盛行一时的官倒，得到大量原材料，反倒做得风生水起，其中有些企业甚至达到了年产10万台的规模。而一些上了“皇榜”的企业，却整整四年都没生产出一台像样的冰箱来。整顿的政策不容忤逆，政府一时不知该从哪里下手，给蒸蒸日上的冰箱产业来一个下马威。最后，勉强摊出了两条理由：其一，生产“劣质产品”，有些企业仅靠几张莫须有的投诉信，就被戴上“生产劣质产品”的罪名，被强行拉下马；其二，违反中央文件。

处在严厉的宏观调控氛围中，一些民营企业自然联想到并不久远的“文革”，担心其卷土重来，心有余悸，就乖乖把整个企业资产上交了事。没有人会论证他们把自己一手养大的“猪”上交时是否心甘情愿，但被政策所逼，舍得与否已不具有决定意义。

政府的宏观调控根据经济形势左突右进，有时斩钉截铁，不留回旋余地；有时则提前放出风声，甚至还拖泥带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宏观调控必须完全正确，但应当有理由多想想为什么每次宏观调控都把很重的板子打在民营企业身上。

2004年，在重化工业过热投资的驱动下，宏观经济快马加鞭一路狂奔，中央政府因担忧经济过热而踩了急刹车。宏观调控在2003年底就已探头，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遏制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2004年1月，又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2月，国务院组织审计署、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人员，分派8个督查组到各地清查进入钢铁、电解铝、水泥的民营企业。在这次大清查中，克勤克俭的戴国芳的悲情意味尤为深重。

戴国芳靠收废钢废铁发家，于1996年成立常州市铁本铸钢有限公司。2003年，他被《新财富》排入中国400富人榜第376名，估算身家2.2亿元。

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蒸蒸日上的铁本亟需跑马圈地，而常州市政府也谋求大发展，希望扶植一个产值超过100亿的企业做领头羊，铁本成为最佳选择。当地招商局、规划局一路绿灯，银行也慷慨解囊。短短几周内，注册资本3亿元、净资产仅为6.76亿元、产能200万吨的铁本就获得来自6家金融机构43.39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也拿到了常州北新区土地5988.4亩、镇江扬中市土地4341.4亩，总投资达到106亿元。2003年，戴国芳开始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通过投资新项目，实现“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赶上浦项”、“力争进入世界500强”的宏大目标。不过，宏观调控的脚步已经加紧，铁本的违规问题陆续被反映到中央，调查组随即进驻。此时，戴国芳还心存侥幸——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没问题了。

然而，他太过幼稚了，以为“坦白从宽”就能安然过关，便主动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承认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违法问题，“我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进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自2000年公司设立开始，我公司从常州物资回收公司及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收购废旧钢铁十几亿元，其中有虚开发票近2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然而，这份“自查报告”不仅没能“消灾”，反而成为检察院对戴国芳最有力的指控证据。2004年4月19日，戴国芳及其家人被警方带走。

一等就是两年，就在人们几乎将“江苏铁本”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遗忘的时候，2006年3月28日，常州市中级法院对“铁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戴国芳及另外涉案的7人被控以同一罪名：虚开抵扣税款发票。戴国芳锒铛入狱，铁本“顺理成章”被重置。2007年，南京钢铁集团主导铁本重组的方案获发改委批复，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南钢捡了个大便宜。

前铁本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这样评价说，“我很敬佩戴老板的战略眼光，他选的那个地方是块炼钢的黄金宝地，它是个江心洲，四面都可以上料，而且码头做得很大，5万吨级的基本都建好了。当时估算，国家要上同样的项目至少需要投资400多个亿，要比铁本100多亿翻4倍。”

2004年，撞上宏观调控枪口的不止戴国芳一人。一些民营企业由于太过高调，损兵折将尤为厉害，比如托普、顺驰、格林柯尔系、德隆等都是在此前后应声倒下的。

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格言成为很多企业家的生存法则，“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会使你变得更强壮。”然而，中国的宏观调控有时线条过粗，实施者决心过大，有秋风扫落叶之势，民营经济一旦被“调控”，就很难重新站立，即使踉跄而立，恐怕也没有先前的健步如飞了。这里有非常浓重的悲情意味。据最近访谈的“温州八大王”之一的叶建华（目录大王）说，他当年下海，“只想让家人过得好点”。1984年，“温州八大王”被平反后，人们开始将“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小市场发展格局”称作“温州模式”。南存辉曾不无动情地说过，自己这一代企业家是踩在“八大王”的肩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1984年“八大王”没有平反，后来者也不敢再办企业。

2004年《商务周刊》写过这样一段充满矛盾的话：

这是一个难以判断的市场。一方面，国务院就投资体制改革发出号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此次暴风骤雨般的宏观调控中，却饱受市场各界和多位经济学家“行政干预”的指责。

尽管发展民营经济是大势所趋，但民营企业五花八门，其中不乏野蛮冒险者，这无疑会加重政府的犹豫情结。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从贫穷变为小富，而是在大的时代机遇面前走错路、拐错方向。因而，民营经济越是发展得如火如荼，政府就越容易寝食不安。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固然令人欣喜，但超出道德与法律界限的欲望膨胀以及毫无节制地向权力献媚，便会滑出正常的经济发展轨道，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

但是，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宏观调控？经济学家给出的建议是多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没有必要对微观经济进行直接干预。最有效的宏观调控应当是最大限度地让市场去调控，也就是“市场、社会能做好的，就让市场、社会去做”。然而，边走边看的政府往往倾向或习惯于用简单化的行政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有时因为急于扭转经济风向，“看得见的手”就很容易伸进微观经济，甚至无视市场要求强行调配资源。国有企业号称“共和国的长子”，外资企业也不能得罪太多，最后的牺牲者往往只能是民营企业。的确，民营企业不无“害马之群”，因过分迷恋财富而不惜出轨，违背社会道义和企业家精神。但是，就民营企业整体而言，他们不应该永远成为杀鸡儆猴中的“鸡”，也不应该成为杀鸡儆猴中的“猴”。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快速的列车，它的行驶不是急刹车，是点刹车。”可惜，被点住的往往是“民”字当头的企业。

我们需要的宏观调控，并不是政府的面面俱到，更不是一味厚此薄彼的政策倾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未来，宏观调控将更为科学理性。在中央决策层，全面深化改革已成共识，重大的变革将会继续，而变革也一定不能总以民营企业“流血牺牲”为代价，不能总让民营企业成为宏观调控的“祭旗者”。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务院出台“民间投资36条”，已显现出政策均衡方面的某种匹配理性。但是，这远远不够！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找到具有根本意义的均衡。

来自葛兰素史克的启示

黄光裕曾称，“富豪榜就像一个倒霉榜”，现在看来一语成谶。

三次荣登内地首富宝座、因两鬓斑白而索性以“光头”示人的黄光裕，运筹帷幄之术再高，也未能在2008年底逃过法律与道德的拷问。

2008年11月19日晚，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带走。11月26日晚，黄光裕的胞兄、新恒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也因同案被调查。2010年5月18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黄光裕构成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6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亿元。单位行贿罪，因黄光裕有自首情节，获刑2年，与前两项罪名相比，这项罪名要轻得多，但引起财经界和政界的震荡却不小。一个由资本与权力编织的环环相扣又错综复杂的灰色关系网，一一被剥茧抽丝拿上桌面，牵扯其中的掮客、政客渐次曝光。

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侦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长相怀珠、公安部政治部正处级女警员王菲、上海长宁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钱宏祥等，先后被“双规”并判刑；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刘友君、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等，也相继倒在这个资本掺和其中的特殊权力场上。20多名涉案者中，不乏政界要员，大部分人曾在大众面前表过态，公开对腐败表示嗤之以鼻和深恶痛绝。

一位平民富翁的红与黑，演绎出资本托庇与权力寻租的盘根错节，也展现出部分民营企业独有的财富路径——以权力为跳板，发挥其杠杆效应，在灰色地带游荡，最终一败涂地。

在中国，权力结构与财富金字塔从来就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古代，在封建制度的外“壳”里，商人要“做道场”势必受限。当时，国家的政治目标是强国而非富国，更不是富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中总结道，“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顶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性政府官僚机构。”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官本位社会里，商人的崛起与其说是一场与当时制度背道而驰的商业预言，倒不如说是在政治跑马场打商业擦边球。中国商人似乎必须懂政治，只有既会经商又懂政治，才有可能把商业操持起来。而对政治的高度依附性，决定了古代商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幸或不幸并不取决于商业群体是否具备优秀的商业气质，而是取决于官场厚黑学是否拿捏到家。当所依附的权势及其制度濒于灭亡时，等待他们的无非是日暮途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