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了一股由匈牙利的卢卡奇、德国的科尔施和意大利的葛兰西所开创的有别于恩格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人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西方社会历史条件、西方的哲学运动和西方文化传统合力作用的结果。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看，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如下三个比较大的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创期，其代表人物和著作分别是卢卡奇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施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恩格斯、列宁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解，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总体革命论”。第二阶段（20世纪40——6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繁荣期，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出现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流派，而且由于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论题而在西方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等较有影响的学派和理论家。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称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原因是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与马克思哲学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而且他们都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论研究始终是围绕探索马克思哲学的真谛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展开的，他们或者是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路人。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情况较为复杂，对此佩里·安德森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踪迹》（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am，中译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指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心从西欧国家转向了英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运动实践之间的联系更加薄弱，出现了革命战略的贫困，甚至出现了虽然并不完全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但却对西方革命的怀疑论的倾向；和西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女权运动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社会运动出现了相互渗透与结合。安德森所描述的这些变化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以探求马克思哲学真谛，探索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另一方面出现了各种其他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作客观研究的“马克思学”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马克思学”；出现了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力图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框架内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想流派，他们与马克思的思想或多或少具有关联性，但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出现了借助于后现代理论，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立场，既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又要求解构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等等。鉴于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的传统，以及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学”、“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只把“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纳入到本书中予以论述。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由于本身情况较为复杂，且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处于收集材料的起步阶段，因此本书暂不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虽然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较为深刻，理所当然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的理论渊源和发展逻辑，因此本书也不做专门的论述。

1．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创期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以及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各国共产党内推行“布尔什维化”运动，要求各国共产党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在各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革命理论上稍有不同，就被看作是“异端”或“修正主义”。但是，20世纪20年代初，西欧各国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却相继失败，这引发了西欧共产党内理论家的反思。在他们看来，西欧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有别于俄国，因此应当从西欧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适合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西方共产党内的先进理论家的上述思考必然会引发理论上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核心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革命辩证法，还是其具体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缘起于这场争论。对此，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指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发表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出现了以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为一方，以卢卡奇、他自己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一般状况的争论，这是战前社会民主党国际内部发展出来的两个革命派别的第一次哲学讨论，“这一哲学讨论不过是双方几年前激烈进行过的政治和策略争论的一个微弱的回响。”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反对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教条主义指导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产生的一个流派。

其次，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看，与俄国相比，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面临不同的问题不同。对于为什么西欧国家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没有取得成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具体说，一是西方的社会结构不同于俄国，二者的统治方式不同。和西方社会市民社会较为发达不同，俄国不存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化，因此，其政治统治就是国家暴力统治，只要打碎了国家暴力机关，革命就取得了成功。但是，在西方由于市民社会较为发达，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借助国家暴力机器对人们实行政治统治，而且还利用市民社会行使其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出现了政治暴力统治逐渐让位于文化意识形态统治的现象，其目的在于使工人阶级认同资产阶级的文化统治秩序，造成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在西方，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后面屹立着一个强大的堡垒工事网”。可以说，西方社会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一种“总体统治”，这就意味着西方革命不宜采取俄国暴力革命模式，而应采取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其中，文化心理革命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前提，只有通过采取各个击破的“阵地战”，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和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和资产阶级国家展开政治总决战，革命才能取得成功。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在西方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革命模式。其二，第二国际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导致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不注重对工人阶级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培养，造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理解必然会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价值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为一种脱离辩证法的经验科学，其结果是把历史规律看作是可以脱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自发实现的，从而无法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袭。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实践”和“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中心和基础地位，提出了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他们反思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此，佩里·安德森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失败的产物。”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与西方社会以及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自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就在启蒙理性指导下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在启蒙理性看来，只有凭借着理性和科学技术，就可以达到自由和幸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西方现代化的结果却并非如当初所设计的那样完满，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但是由于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脱离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因而在启蒙理性指导下的西方现代化的结局只能是效率的不断提高和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伴随它们的则是人的价值的下降，马克斯·韦伯把这一矛盾称为现代社会的“两难困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出现了一股反思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反思现代性的哲学文化思潮，并由此导致了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虽然这股哲学文化思潮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是其共同点是反思“启蒙理性”的缺陷，要求哲学回归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这实际上也展现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哲学的不同历史语境和哲学文化语境。因为对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来说，它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是如何实现其社会发展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问题，在哲学文化上面临的是如何通过树立理性主义文化来反对封建文化的问题，而又由于东方社会的社会转型是通过社会形态的更替来实现的，这就使得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注重从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来理解和建构马克思哲学，并且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胜于强调人的主观因素的历史作用。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是在西方哲学现代转型这一氛围和历史条件下，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他们不可能从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出发，而更加注重的是从实践论哲学思维方式出发，提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内部的东、西方两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由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中的教条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产生就被当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和“修正主义”受到了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丧失它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有机联系，并逐渐在西方共产党外发展，特别是在西方进步学者那里发展。

2．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繁荣期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40年代后得到较大的发展，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和这一时期社会历史条件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的。

首先，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首次公开发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力图从探索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联系，从人、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些角度来解释马克思哲学，但是在马克思已经公开发表的理论著作中却找不到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清楚地展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联系，而且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明确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强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这些论述不仅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构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也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人、人本主义、异化、人道主义的多重角度解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如马尔库塞就强调，《手稿》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弗洛姆则把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一种反对异化的人的哲学。他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物。……马克思的哲学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获得最清楚的表述，它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实的个人存在问题，人就是它实际上呈现出的样子。”和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主义流派如阿尔都塞，则反对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的思想等同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他一方面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是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强调应该把《手稿》看作是“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看待，它同思想发展的其他各阶段一样，虽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但也确定了一个不可变更的、独特的现在。”成熟马克思正是对《手稿》时期的马克思的否定。鉴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点的学说作的新的解释和研究。”其次，如何看待20世纪30年代以后法西斯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侧重于从文化心理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的著作有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阿多诺的《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为自己的人》、《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揭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和政治根源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方面肯定揭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和政治根源的必要性，同时又侧重揭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文化心理根源。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通过考察非理性主义哲学产生的根源与历史演变，揭示了非理性主义哲学同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关联；阿多诺的《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探讨了法西斯主义宣传得逞的原因，指出法西斯主义主要借助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有关原理，通过类似于暗示、催眠等方式的宣传，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自居机制”和“受虐机制”，把人的性本能转换成为对领袖的追随，甘心情愿地受人支配。对于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阿多诺强调，虽然法西斯主义宣传得逞的原因主要在于利用了人们的心理机制，但并不能由此把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的心理因素，而是应该到社会经济关系中去揭示其真正根源。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中强调既不能把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希特勒搞阴谋诡计的结果，也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揭示其根源，关键在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唤醒了人内心深处以无意识方式存在的“独裁主义性格”，具有这一性格的人既屈从于权威，同时又对下级采取独裁主义的态度。因此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就应该培育与“独裁主义性格”相反的“民主主义性格”。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系统地考察了西方人从追求自由到逃避自由的发展历程，指出现代人虽然从对自然和群体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但是自由却也使人失去了安全感、归宿感以及依赖感，并由此带来一种焦虑感。为了克服这种焦虑感，西方人选择逃避和放弃自由，形成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从而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心理基础。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弗洛姆分析了权威主义人格和伦理价值观的特征和产生的根源。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中，弗洛姆则分析了西方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过滤人们的思想，进而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的。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揭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忽视了对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但是应该说他们的上述探讨，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而且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揭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再次，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二战”以后以机械化、自动化为代表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使得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况。具体说，其一，“二战”后的新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活力，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有较大的提高，出现了蓝领和白领工人之分，工人阶级和西方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分化，蓝领工人所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相对较差，因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他们也不断遭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政治意识日趋淡漠。白领工人所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较好，存在着求稳怕变的思想。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机器排挤工作的现象，白领工人依然面临着失业的压力，因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一定的反抗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培育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如何处理革命力量的分化和组合，寻找革命主体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复探讨的问题。其二，借助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资产阶级从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出发，通过广告、大众新闻媒体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制造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要”，不仅控制了人们消费需求的内容和消费选择的方向，而且使得人们放弃了与自由相关的“真实需求”的追求。这既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职能从暴力统治向意识形态统治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统治已经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其三，资产阶级不仅借助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对工人阶级实行“总体统治”，而且科学技术在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同时，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运用既造成了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也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指认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总体异化”的状态，通过对这种“总体异化”状态的揭示和批判，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其四，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总体化和一体化发展趋势，西方社会的矛盾日益展现为社会发展的总体化、一体化发展趋势与个人个性化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如何通过对资本主义展开社会批判、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促进工人阶级的主观精神的发展，形成工人阶级的自主意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力所要解决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异化现象，而且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的统治和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异化。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形成了霍克海默尔的《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以及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等哲学名著，也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二战”后的巨大发展。

最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政治实用主义化，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与《列宁和哲学》两部著作中，着力解决的就是如何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自主性，以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关系。萨特在《辨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则批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人学辩证法”，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观因素的重要性。他们的上述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在苏共“二十”大后，西方共产党也开始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独立自主地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们相当重视葛兰西的“領导权”思想，结合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他们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主要在于，他们仅把议会民主作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要求把政治革命纲领和经济革命纲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是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纲领和策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影响。

3．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哲学思考，同时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化、更加复杂的格局，其理论形态、理论旨趣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涵盖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格局了。而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的主要有下列历史事件：

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全面的衰退，导致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其基本特点是在经济上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坚持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上坚持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主张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完成形态是“华盛顿共识”。特别是在90年代苏东剧变，以及借助信息革命所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新自由主义得以高歌猛进，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进一步挤压了西方左翼力量的政治空间，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产生像在60年代那样的影响，而只能与新社会运动和新哲学文化思潮相结合，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了多元化和更加复杂化的发展道路。

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发展性危机，孕育出了西方的新社会运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性危机主要体现在生态问题和文化价值观的危机。具体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运用，既给人类带来了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但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也使人们在物质享受中迷失了自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纵欲主义等现象迅速弥漫；同时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诸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严重地制约着人类发展的后进和生存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针对这些发展性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以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和这些新社会运动相结合，出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再次，伴随着西方社会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西方哲学文化出现了后现代转型。20世纪初，西方社会已经初步实现了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西方哲学形态也由此向现代形态转换，西方哲学通过批判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回归到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其核心是批判近代理性的抽象性、片面性。而在后现代哲学看来，现代哲学虽然正确地批判了近代哲学的缺陷，但其哲学思维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转换，体现在现代哲学依然没有摆脱近代哲学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只不过近代哲学强调的是“理性”，而现代哲学强调的是“非理性”。因此后现代哲学对于西方哲学进行了进一步的解构，强调多样性、不确定性、流动性和非统一性。后现代哲学的出现与流行一方面弱化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的理性基础，另一方面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后现代哲学思潮相结合，形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时，部分西方学者，如柯亨、威廉姆·肖等把当代实证主义方法，特别是分析哲学的方法和范畴来分析、规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在学理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如约翰·罗默尔则在反思了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把市场和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力图在实现生产的效率和分配的公平的基础上，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作辩护，形成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约翰·罗默尔、法国的比岱等人。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标志，为了保证生产的有效率和多元民主的制度，防止官僚主义和权力过分集中，对资源进行市场配置是完全必要的；市场是实现公平竞争、政治、经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手段；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有制，但具体经济运行机制不一定公有制，劳动者应有生产过程的决策和管理权利等。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反思的结果。

最后，苏东剧变进一步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思。苏、东剧变给西方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给西方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也使共产党在西方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削弱。为了走出困境，西方共产党重新调整了政策，对西方革命重新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一致认为，苏、东事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但不能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破灭了，它否定的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但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点和最高价值在于维护人民的民主、人权和自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恰恰扼杀了自由、民主，变成了一种新的极权主义。他们还提出，在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该从实际出发，尊重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西方共产党已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要真正走出困境，还尚需时日。这既取决于西方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摆脱教条主义，也取决于西方资产阶级控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程度。一句话，工人阶级的主观精神发展程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决定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全球化趋势也进一步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他们的理论体系还会随之进一步发生转换，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处在探索和发展过程中。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看，我们大致可以对它作如下的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力图摆脱教条主义思想，根据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在探索适合西方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西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下产生和发展的，他们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存在着差异的，正是在回答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他们的理论特点。具体而言：

1．重视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力探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变革以及马克思哲学相对于近代哲学的特殊性、独创性，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对象、功能和使命问题，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应当如何建构。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他们反对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和近代自然科学方法来理解马克思哲学，强调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的超越，着力揭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相对于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殊性，认为应当从现代实践论哲学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哲学，强调“人及其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中心和基础地位，强调人类社会高于自然界以及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和价值性，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目的和使命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2．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

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理论特点，也是他们之所以在西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根本原因。他们对西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着如何求得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主题展开，并且擅长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予以探讨。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统治方式的新变化，中间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分化、阶级意识问题，阶级剥削、社会公正、平等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与总体异化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等。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既拓展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空间，突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同时又深化了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

3．重视对总体性问题的研究和总体革命模式的探索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并不是揭示类似自然规律那样的历史规律。因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存在和思维并不存在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的总体，历史规律就体现在历史总体的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任务在于揭示历史发展过程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样地，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在内的“总体统治”，因此西方必须采取“总体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其首要前提就是要进行文化心理革命，唤醒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和自主意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因此，能否实现总体革命的关键在于工人阶级的主观精神发展程度，这就突显了培育无产阶级政党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秉承的方法论

1．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流行的方法论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介和研究并非是开始于一种理论自觉，而是因为政治需要。对此，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徐崇温先生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专业的确立，“从一开始就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来的：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不久，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接受任务说，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正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导致了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进与研究，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一开始主要是立足于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采取了简单对比他们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差异，并采取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揭示它和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和政治上的对立，进而把它看作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一股理论思潮。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逐渐被翻译到国内学术界，特别是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研究和认识的深入，人们对这种批判性的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要求科学和客观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深入。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学术性”和“现实性”关系的探讨，以及“思想淡出，学术突现”这一思潮的出现，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又出现了另外两种倾向：其一是依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但强调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秉承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走形变样”和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出现了援引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解读马克思哲学的“以西解马”的中介解读法。其二是在“思想淡出，学术突现”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越来越走向实证化和学院化的倾向。所谓实证化倾向主要体现在注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作精细化和技术化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对于深化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问题在于目前的这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往往脱离了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总体把握，容易陷入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迷雾中。所谓学院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专注于对马克思著作做考证式研究，强调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术性，而相对钝化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和意识形态职能，这种研究方式看似科学，但却在本质上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和初衷，忽略了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关怀。实证化和学院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入迷途，反映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我身份的迷失，以及在研究价值取向上和研究目的上的迷失。

2．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秉承的方法论

如何研究和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引进到我国学术界以来就存在争议和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意见和分歧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论和价值立场所引起的。我们认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应该从下面三个维度入手展开研究。具体说：

第一，立足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和理解上不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抽象地对比他们的理论差异并以此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得失，势必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纵观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程，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其结果得出若干是似而非的结论。具体说，在1989年以前流行用苏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裁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1990年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过来又被认为是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于是学术界出现了各种“回到马克思”的思潮，甚至出现了苏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否够格作为学术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格的质疑，它们由此被归结为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学术界出现了所谓学术版本和政治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分。显然，上述观点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科学评价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无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还是理论论题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区别根源于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的不同。从社会历史条件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是当代西方社会日益走向总体统治，意识形态的统治日益浓厚，这决定了他们对马克思哲学中的辩证法和主观性因素较为重视，由此他们把文化、意识形态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论题，强调主观性胜于强调客观规律的制约性成为他们理论的重要特点。从时代主题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之时，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已经逐渐显示出其缺陷，由此形成了对理性主义哲学文化的批判性反思，这也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阐释马克思哲学，对理性、技术的反思和批判成为其理论主题，从而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观是科学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归结为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正确思想的展开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被简单化。而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思想被凝固化、僵化，并被作为衡量不同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种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也势必无法解释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样化格局。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际历史是以马克思哲学为源，在不同国家、民族的多样化发展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哲学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从一开始的德国哲学转变成了世界性哲学，并开始了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中，通过与各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形成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际看，依次形成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苏俄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等多流派发展的格局，虽然它们的理论侧重点和理论主题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内在组成部分。对于这些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停留于揭示其理论差异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揭示其理论差异形成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进而弄清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在机理和一般规律，最终目的则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步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应该通过平等对话而不是相互否定，不断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的认识和把握，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条件。

第三，从资料评介式的哲学式研究方式转向理论问题式研究方式。从1978年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系统研究开始，支配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方式主要是资料评介，所谓资料评介式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指拘泥于文本解读阐发理论家的主要理论观点，这在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研究方式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其一是资料评介解决的是理论家的理论言说是什么的问题，而为什么要这样言说以及理论家向时代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问题则没有涉及。其二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二者割裂开来了。对此，陈学明教授曾经指出我们过去的研究“不是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而只是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而没有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结局是无法实现我们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谓理论问题式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强调在资料评介的基础上，弄清理论家的理论问题和理论思维方式，回答时代向理论家提出的问题以及理论家向时代提出的理论问题，以此为基础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问题域与理论问题的逻辑，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服务。

总之，学习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通过探寻他们是如何实现把马克思哲学同西方时代问题、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进而把握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民族化的整体风貌和内在机理，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理论发展，这恰恰是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