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培元
大概是3月初，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当我正准备就寝时，接到家兄伯珉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和培元的老校友在春节后聚会了一次，并一一报给我见到的老师和同学。
这真是出乎意料的大喜讯啊！
“也见到了我们班的祁玉竹吗？”我急着问。他做了肯定的回答。
“她什么样？她还记得我吗？”
“她……还是那么‘皮’！她还特别问到你。”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同时又嗔怪：“为什么不在你们聚会之前告诉我？”他辩解说以为我还在南方未归。
这一夜瞌睡被赶走了。我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却又不时自忖：这是真的吗——培元校友聚会了？不是梦吧？
那是1947年暑假后，11岁的我考入培元小学六年级，至1951年夏初中毕业，在培元就读4年，在我17年的学生生涯中，占将近1/4，应该说不算少。何况这4年包含了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抗美援朝等诸多大事，而我也从童年步入少年，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因此，从国家到个人，这4年都是多么不平凡的啊！
是培元的成功教育，使我考入向往已久的北京女一中进行高中学习，以后又考取了清华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光阴荏苒，不记得是哪一年听说培元“解散”了。但是，魂牵梦萦，那些年只要到海淀，我总要在培元校址的前门、后门驻足张望，并指点给同行的家人，为他们讲述一番。随着海淀基建的兴起和发展，坐落在南大街上培元的前门不复存在，西大街上的后门也找不到了。
培元的地理位置“消失”了，但在我心中，它的位置永远保留着，而且是鲜活的。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接到伯珉兄深夜来电兴奋不已，我渴望培元校友师生欢聚畅谈。
培元，令我难忘。
我与祁玉竹是初中二年级才同班的。我们个头儿相当，都坐在教室的中间位置。她坐在我左边。真可谓“朝夕相处”。她黑黑的脸庞，头上扎两条小辫。最大的爱好是打球，而且是跟男同学打（不论班级），拼抢冲杀毫不逊色，活脱脱一个“假小子”。在她身上绝无娇骄二气。虽说是校长的女儿，可没有一点特殊的感觉。这大概也是同学们喜欢她的一个重要原因。初中三年级毕业之前，大家纷纷照相互赠留念，她把爱不释手的篮球带进了照相馆，就这样摸着球，拍下一张。在送我的这张照片背后亲切地写着：“丽华妹留念 姐竹赠1951.6.28”。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
我特别想念祁玉竹，还因为我在她家“养病”的特殊经历。
小时候，我身体一直不好，差不多是个“病包”。从初中二年级起，又患了一种周期性发作的头疼病，大体上每月一次，但又无法事先预防。常常是在一刹那间病起，即突然视物缺损（看任何物体都缺一部分）、幻视（总有一个闪烁的影像），约莫20分钟后视觉恢复，开始头疼，还伴有恶心。这时最好能躺卧休息。我家当时住在成府，离校较远，而发病常常是在学校。这样，祁玉竹就经常把我安置到她家里。这样的事不记得有多少次。我这个病在当时可能属疑难病，因为没有一位医生听说过这症状，更不要说医治了，直到1966年冬，我才偶尔在一本医书大全中看到，这样症状的病叫“偏头疼”。
如今，伴随我大半生的偏头疼病，早已痊愈，但我心里对祁玉竹及祁家的感激之情日益加剧。那温馨的小院，静静的小东屋，和蔼的祁伯母，以及同祁家人一起午餐……一幕幕无数次在我脑中重映。我那时以幼弱多病之躯能够挺过来，还能够不误学业继续深造，不能不由衷地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透过这件事，我深切感到，不仅仅是祁玉竹个人与我的同学之谊，它更蕴涵了学校对学生的爱，对一个生病学生的关怀。
后来，我曾设法打听祁玉竹的消息，但始终没有联系上。
接到伯珉兄电话的次日，我拨通了玉竹家的电话，接着就是我俩先后互访。在她家我受到了热情款待。她依然那样精力充沛、朴实、开朗。从她那里，我知道了陈熙桢、滕棣华、王泽田等老同学的消息，也得知了祁宝光、祁玉兰等老师的近况。面对我所珍存的10余张老照片，我们看了又看，忆了又忆，真是谈不够、笑不完。恨不得一下子把老同学都找到，我们都期待与更多的校友相见。虽说相隔已近半个世纪，一切犹如昨日一般。风雨坎坷的岁月，丝毫没有，也不会把友情冲淡。
培元，令我难忘。
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经济形势比较困难，但大家的精神面貌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师生关系较为融洽，当时任教的老师大多都很年轻，但很有水平。教师对培养学生能力方面教导有方，学校不仅重视课堂教学，而且重视课外活动。这些都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陈忠老师，后来在初中也教我们。听说他已过世，我为此难过，愿他安息！陈忠老师很喜欢学生，课下也常与学生在一起。记得他家住东大院，后院很大，有好多枣树，晴朗的夏日中午，常带着我们一帮人去打枣，随着他手中长竹竿不停地晃动，一颗颗大红枣就噼里啪啦落到地上，忙得我们尽追尽捡，边吃边用衣襟兜着。此情此景历历在目。陈忠老师还喜欢约学生拍照，我所保留的集体照，大部分是他拍的。陈忠老师教语文课，无论是作文，还是语文知识，都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还时常利用课后一小段时间，让我们做“听写”比赛，他按一般朗读速度念，学生要尽量写得快，还要清楚正确，让人能认得出来。久而久之，快速记笔记的能力增长了，陈忠老师的语文教学，使我受益匪浅。
初中二年级祁宝光老师的物理课深入浅出，有些情节至今不忘。记得讲到物体的惯性时，他举自己乘汽车的例子，说有位大娘讲：“这位先生站得稳。”他告诉大娘，这是因为他不是面对正前方站立，而是侧过身来站的缘故。这句话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每逢在汽车上站立，便会浮现这一幕。另外，祁宝光老师常在下午课后，把大家招呼到教室去，进行智力测验。有时是发一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限一定的时间内看，然后收回小册子，写出所看到的内容，或答出有关问题。这种做法，饶有兴趣，不知不觉地培养了同学们的记忆与思考能力。对此我受益匪浅。
音乐课祁玉兰老师的歌声和风琴弹奏，使我爱慕不已。她教我们唱的每首歌，我都认真学唱，她还为我们排练合唱，在礼堂台上演出。从那时起，我学会了识谱，爱上了唱歌。当时出版的一种小型期刊《人民歌声》，我每期都买。郭兰英、李波等演唱的歌曲，上面都有。还记得有一天，伯珉兄在做作业，我偏要听桌上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我打开，他关上；我再开……最终把他惹火了，跟我吵了一架。因为从来没吵过，他总让着我，所以这次记得特别清楚。参加合唱活动，从高中到大学，我都是积极分子。1984年，清华大学教师合唱团成立，我成为它的成员直至今天。祁玉兰老师的音乐启蒙，使我受益匪浅。
学校每年组织学生春游和秋游，到大自然中去体验。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占着“地利”这一条，每年能去两次颐和园，从后山玩到前湖，屡去不厌。更何况还能照相，真是开心极了。记得大概是初中三年级时去游玩，全班同样也是兴高采烈地排好队，一位别班的大个子同学手拿相机要对着我们：“准备！一、二、三！”就是一张，就这样一个景一个景地“照”了好几张。事后，才知道是恶作剧——没装胶卷。大家都埋怨说是“白浪费了表情”，现在看来，缺少初三时期的照片，才更为遗憾。当我上了清华大学，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后，进一步体会到，能够经常畅游颐和园，令多少人羡慕不已，我们真是“身在福中”啊！
总之，饮水思源——母校培元，令我难忘。
不久前，蒙校友关心，使我先后看到了两期“北京十九中校友会培元分会通讯录”，得知培元学校是十九中的前身和组成部分，培元学校的校友也是十九中的校友，十九中校友会培元分会已正式成立。这一切使我感到十分欣慰，一下子有了归属感。于是，抽出时间写了以上常萦绕心中、不吐不快的思念，作为对母校培元的点滴回报和诚挚感谢。
【作者简介】
金丽华，女，1936年2月生，1947—1951年就读于培元学校。1959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留校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研室任教。曾获市级爱国立功标兵、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