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帝国的逻辑

在后世，桑弘羊是一个评价极端两极化的人物，有人赞之为“兴利之臣”，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理财大师，也有人斥之为“乱国酷吏”，连提到他的名字都会口臭三日。

桑弘羊出生于洛阳城里的一个商人家庭，自幼善于心算，是一个算术天才。考据者认为，他13岁时靠“入粟补官”的办法，进皇宫充当侍中，此后60多年间，一直身处内廷之中，从未须臾离开，几乎参与了汉武帝时期的所有经济决策。正是在汉武帝和他的共同谋略之下，中国从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基于中央集权之上的经济治理模式。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与管仲、商鞅等人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管、商两人治理的齐、秦都不过是人口数百万的诸侯之国，桑弘羊操盘的则是一个空前的帝国——武帝时全国人口已达5000万，其难度显然更大，情况也更为复杂，所以他的经济思想显得更加系统，制度安排更加缜密。

自武帝亲政之后，国家支出大幅增加，要解决财政问题，势必增加税赋收入，可是当时农民的赋税徭役已非常沉重，据《汉仪注》和《盐铁论》的记载，从10多岁的少年到60多岁的老人都必须服役，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必须另思新途，既不增加农民负担，又能提高国家收入能力，于是，通过实行国营化政策以获取专营收入，成了必然之选择。总体而言，武帝和桑弘羊从产业、流通、税收和货币四个方面，推行了严密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打造出一个高效、严酷的国营经济体系。

就产业改革而言，首要之举，当然就是从利益最为丰厚的地方切割下去，于是，三个最重要的制造业——铸钱、煮盐和冶铁相继被国营化。

为了改变私人铸钱的现状，汉武帝从登基的第一年起，就进行了币值改革，在执政期间先后改了六次。公元前119年，颁布“盗铸金钱者死罪令”，从此杜绝了民间铸钱的陈俗。第二年，废旧币，改铸五铢钱，这种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在下面用篆字铸出“五铢”二字，从而奠定了中国铜钱的孔方格式。五铢钱形制规整，重量标准，铸造精良，前后沿用了740年，直到唐代才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也最为成功的长寿钱，后世便把金钱俗称为“孔方兄”。

与杜绝民间铸钱相比，对盐铁两业的国营化回收，难度要大得多。历70年的“文景之治”，民间在盐铁两业所集聚的财富已经非常庞大，并且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如何将之收归国有，是一个很有技巧的事情。汉武帝想出的办法十分高妙，他发出了一张特别的委任令：任命两位大商人——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盐铁丞，主管全国的盐铁官营事务，内廷出身的桑弘羊协助他们的工作。

这一任命颇有“以商治商”的意味。东郭咸阳和孔仅深谙盐铁牟利的奥妙所在，自可以提出精准的策略。公元前117年，两位大农盐铁丞上呈了具体的方案。在盐业上，实行的是管仲当年用过的办法：招募民众煮盐，而由官府专卖。民众向官府申请注册成盐户，煮盐费用全部由盐户负担，官府提供煮盐的铁锅——“牢盆”，煮成之盐完全由官府收购。铁业，则完全由官府彻底垄断，按规定，凡产铁的郡里均设置铁官，即便是不产铁的郡里也要在县一级设置小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一律由铁官负责。这一法令颁布后，民间不得再擅自煮盐冶铁，更不得私自贩卖，违令者，要在左脚上戴六斤重的铁锁，并没收其器物。

这一法令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铁业的国营垄断政策。它与管仲当年的办法有所不同，政府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更直接进入了制造的环节。真正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

东郭咸阳和孔仅提出的专营政策，在当时的朝廷之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反对之声喧嚣而起，几乎到了不绝于耳的地步，所谓“沮事之议，不可胜听”。但汉武帝力排众议，批准此案。其后三年，政策的成效就呈现了出来，武帝南征两粤，并平定四川一带的民众叛乱，花费大量军饷，靠的全是盐铁专营提供的收入。也因此，孔仅任职不到三年就被提升为主管全国财政事务的大农令，东郭咸阳的名字在史书中不再出现，很可能已因病去世。

然而接下来就出现了新的情况。在实施盐铁专营的过程中，孔仅等人利用主持之便，在制造和专卖环节上安插了自己的亲信，上下其手，从中牟利，出现了吏治混乱的局面，各地的盐铁官不是通过选拔任命的，大多由商人出任。国营经济的官商化及权贵化特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同时，国营化的低效率和低质量弊端也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

武帝很不高兴，就断然把孔仅撤换掉了。接替孔仅的两任官员——客和张成，都不能让武帝满意。公元前110年，45岁的桑弘羊升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

从青年时期就在武帝身边行走的桑弘羊成了专营政策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出任大农令之后，他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设置盐铁官的地区，使得帝国之内的盐业管理机构达到35处，铁业管理机构则多达48处。这一管理体系日后不断修补、完善，一直运转了1000多年。

在桑弘羊的治理下，盐铁专营的成效非常之大，起到了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技术出现重大突破、中央财政收入大大提高以及沉重打击了地方势力等多重效用。

首先，在政府投资的驱动下，生产规模得到了空前的放大——这是所有国营事业的共通之处。许慎的《说文解字·盐》中描述，“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六十里”。这当然是非常大的规模了，非私人事业所能及。据当代史家陈直等人的研究，汉初从事冶铁业的人员起码在5万人以上，每处铁官则平均多达1000人，在官营之前，国内最大的私营铁器商的人员规模亦不过如此。据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其总面积达到了12万平方米，在3000平方米的已发掘区域，就找到了三个铸造区和一个炼钢锻造区，发现熔铁炉7座、炒钢炉数座，还有烘范窑残迹和大量耐火砖、铁渣等等。

在主持专营事务的过程中，桑弘羊已经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由政府投资的国营事业在规模化生产上比私人企业大很多，他说：“政府把工匠召集起来开展生产，要钱有钱，要器具有器具。如果让私人来经营，难免格局不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现在由政府统管盐铁事务，统一用途，平衡价格，官员们设立制度，工匠们各尽其职，自然就能生产出上好的商品来。”在经济思想史上，这是第一段论述规模化生产优势的文字。

因为有了规模化的经营，西汉的冶铁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推广。杨宽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比如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在西汉初年还很不普及，但官营冶铁后却得到了迅速推广，工艺也更为成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汉人的铁器制造技术是最为高超的，远非周边少数民族可以相比拟。《汉书》记载，匈奴与汉军作战，需要用五人才能抵挡一个汉军，主要的原因正是前者在铁制兵器上的技术落后。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盐铁专营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当然是最大的。据计算，当时每户每月平均所需食盐在三升左右，以全国人口5000万计，是一个庞大而稳定的需求市场。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认为，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在盐业专营上的获利非常之大，估计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自此，朝廷又出现了“用饶足”的景象。

盐铁专营的最后一个成效，则是全面地打击了地方割据力量，在经济上大大保障了中央集权的重新形成。在管仲、商鞅之时，实施专营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收入，提振国力，而到武帝时期，则显然不仅于此。盐铁专营后，拥有上千人规模的私营生产企业不复存在，商贾豪强的隐患去除大半，而地方诸侯则被剥夺了最大的收入来源，与中央对抗的力量自然锐减。《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赵国的冶铁业很发达，赵王多次投诉中央委派下来的铁官，张汤把他顶了回去，致使赵王对他颇是怨恨。这便是地方诸侯与中央争夺冶铁权的一个佐证。坚决执行专营政策的桑弘羊也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由中央政府把盐铁专营起来，不仅仅是为了利益，还为了重归农本政策，抑制商人，拆散朋党，杜绝兼并之路。”

除了控制住最为关键的盐铁产业之外，桑弘羊还创造性地对另外一个高盈利性产业——流通产业进行了国有化改造，其手段有二：一曰“均输”，就是统购统销；一曰“平准”，就是物价管制。

根据汉律，郡国都必须向朝廷贡纳当地的土特产，由于交通不便，这些贡品的运输成本很高，而且采购、保存十分繁杂，甚至存在各地商贾乘机哄抬物价的情况。桑弘羊就提出了均输的办法，规定所有贡品均按照当地市价，由政府统一采购，然后由官办的运输机构再运往其他不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出售。桑弘羊在大农丞之下设立均输令，各地设均输官，建立起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在大力推广均输法的同时，桑弘羊配套采取了一项新的物价管理措施，是为平准法。就是由国家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成为中央政府控制市场、从流通领域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史家吴慧在《中国商业通史》中具体解读说：平准是“坐贾”的性质，是在物价波动时调节商品的贵贱，购销差价较小；均输是“行商”性质，在地区之间调剂物资余缺，较大的地区差价是其获得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两者一是管理零售市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内容有所不同，但又互相配合。平准要靠均输来提供货源，均输而得的商品要通过平准在市场出售。平准等于均输的总经理处。均输、平准构成国营商业的统一体系。由吴慧的解读可见，均输与平准，其功能等同于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1949年之后，在中国构筑的国营商业模式与此非常类似。

这一国营商业体系的建成，使得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的物资流通，其成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地呈现出来。史载，在一年时间里，两大中央粮库——太仓和甘泉仓就装满了粮食，连边疆的粮仓也有了余粮，通过均输所获得的盈余就有500万匹帛。这一制度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大增，连司马迁也不得不给出一个著名的评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老百姓没有增加交税，而财政则变得无比充沛。

均输与平准的推行，同时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把民间流通商人及官僚、贵族的经商途径几乎完全堵死。桑弘羊自己在阐述推行平准制度的必要性时便说，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商贾从商品买卖中无从得利。从各类史书中也可清晰地看到，自从推行均输和平准之后，再也找不到大贩运商的记载，师史、刀闲及南阳孔氏等家族都相继衰竭。

 

如果说，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使得国家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那么另外一个法令则让全国的中产阶层全数破产了。

就在推出盐铁专营政策的一年后，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两百文），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武帝为此还树立了一个“爱国商人”的典型，此人名叫卜式。

卜式是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洛阳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余头，十几年间，增殖十倍，置买田宅，成为豪富。早在汉与匈奴开战之初，卜式慨然上书，自愿捐出家财的一半，输作边用。武帝颇为惊异，派遣使者问卜式：“你是想当官吗？”卜式回答道：“我从小就是一个放羊的，不懂当官，不愿意。”使者又问：“那么你是有什么冤情，需要朝廷来替你洗清吗？”卜式答：“我平生与人没有什么争执，乡里关系和谐，没有冤情。”使者再问：“那么既然这样，你到底想得到什么？”卜式说：“天子讨伐匈奴，国民自当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只有这样，匈奴才可被灭。”

后来，卜式几次要求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国家。到了“算缗令”公布的这一年，卜式又向朝廷捐出20万钱，以济国家之急。武帝听到后，当即对他特别嘉许，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10顷，同时布告天下，以示百姓。后来还让他当上了仅次于丞相之位的御史大夫。

尽管有卜式这样的例子，但榜样的力量却很有限，商贾们仍然捂紧钱袋，无动于衷。于是，武帝只好使出了最强硬的招数，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其内容就是鼓励举报，按规定，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等同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战争”，此令一出，几乎所有的中产以上的家庭全数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时任长安行政长官（右内史）义纵不愿严格执行“告缗令”，借口举报的人都是乱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时任大农令颜异也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最后以“腹诽”的罪名被处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表情不驯而被处死的案例。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周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而桑弘羊则是总执行人。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抄产，“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连皇宫的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不得不专设水衡官来管理其事。在民间集体破产的同时，国库大饱。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有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因为要与民争利，所以又必定多为酷吏，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讽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汉武帝的这场“告缗运动”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此以后，民众喜欢偷窃，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与汉武帝同时的另外一个独裁人物，是罗马共和国的恺撒（公元前102—前44年）。这似乎又是一个巧合，就在中国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时候，罗马也从共和政体向帝国政体转型，世界进入到了“独裁者时代”。

从时间的角度看，无论是铸钱权的上收、盐铁专营还是算缗、告缗，都发生在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上述政策的实施让近乎空乏的国库重新充足起来，《汉书·平淮书》记载，“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这一财政上的改善为汉匈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其后对朝鲜、南粤等地区的征服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障。

还要补充的一个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产业政策，是对酿酒业的国营垄断。

中国的酿酒业源远流长，商朝的末代国君纣王好酒，曾“以酒为池”，聚3000人一起牛饮。到了西汉，酿酒技术大为提高，当时已普遍使用制曲酿造的“复式发酵法”，酒类品种繁多，有以粮食为原料的稻酒、黍酒等，也有以水果为原料的葡萄酒、甘蔗酒等。2003年，在西安发掘的一座西汉古墓中，还发现了一件储存了52斤美酒的青铜钟，据报道，“青铜钟高达78厘米，通体镏金，顶盖密封，矗立着一个漂亮的朱雀。解开顶盖后，里面是透明的青绿色液体，一股强烈的酒香扑鼻而来”。文景初期，因为粮食紧张，朝廷曾颁令限制酿酒，不过酒业却日渐发达，其利润更是非常丰厚。

公元前98年前后，汉匈兵事再起，名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武帝震怒，再发20万人出击。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桑弘羊奏请武帝，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政策。其办法与食盐专卖类似，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粮食、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品种和规格，生产出来后，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就是所谓的“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据史家吴慧的计算，酒榷的专营收入非常之高，每生产1000瓮的酒，至少可得到252000钱的收益，通过统购统销，又可再得20%的盈利。桑弘羊将这部分收入“赡边，给战士”，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

从此以后，酒榷与盐铁并列称为“三业”，成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延续，从未中断。

桑弘羊主持全国财经事务前后达23年之久，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功臣。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一代雄主，他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臣下猜忌无度，荣辱随性，在桑弘羊之前，10年之内先后换了六任大农令，其中两人被诛杀，只有桑弘羊署理此职后，再无更替，由此可见武帝对他的倚重和满意。时人评论说，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和范蠡那样。

不过，在朝廷内外，桑弘羊的政策还是遇到了众多的反对者，其中尤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另外就是“爱国商人”的典范——御史大夫卜式。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奠基级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如何才能富强？他给出了三个办法，分别是：薄赋轻徭、重视农业和以仁义治天下。这三点似乎并无创见，是重复了孟子、贾谊等人的老调，在急于建功立业的汉武帝听来，都是不值得一驳的书生之见。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有类似之处，相对的，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两篇专门论文。

卜式是汉武帝非常宠信的大臣，不过他似乎从一开始就对国营化政策不以为然，早在盐铁专营政策推出的第三年，他就上书力陈专营之弊。卜式一再提出反对意见，让武帝很不高兴，有一次，就以卜式不会写文章为借口，免去了他御史大夫的职务。可是这位养羊出身的前商人似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有一年，天下大旱，武帝让大臣们想想有什么办法，卜式献上的计策竟然是：“只要把桑弘羊放到铁锅里煮熟了，老天就会降雨”——“烹弘羊，天乃可雨”，史书没有记载武帝看到这份奏章时是怎样的表情。

武帝当然没有把桑弘羊煮熟，不过到了他的晚年，确实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对财富嗜血般的追求，是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一起来到这个世上的，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支配下，民生贫乏，怨声载道，“天下困弊，盗贼群起”，几乎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不得不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做出的行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有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减少赋税徭役，恢复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以武帝的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讽刺和警醒。

此后，中央政策趋于宽松，民间稍得喘息，终于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尖锐地评论说：“武帝晚期其实已出现了秦朝灭亡时的迹象，不过却侥幸地避免了灭亡的后果。”强势的国营化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发挥“举国效应”，迅速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财政能力，对外可以与最强大的敌人进行交战，在内可以建成规模空前的大型工厂，但就长期发展而言，则必然削弱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机能的退化，进而在长期上造成国力的衰落。所以，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如此，后世所有信奉和实践这一模式的治国者莫不陷入这一可怕的逻辑。

就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两年后，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刘彻郁郁而终。临终前，他将桑弘羊提拔为御史大夫，与霍光、上官桀等并列为四位托孤大臣之一。然而，随着武帝的去世，桑弘羊的政治生命很快就走到了终点。

 

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另一方是一群儒生，一个叫桓宽的人如实地记录了这次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

盐铁会议的举行有政治上的背景，当时，大将军霍光为了清洗桑弘羊，利用从朝廷到民间对国营化政策的反对情绪，专设此局。根据记载，盐铁会议陆续开了半年之久，站在桑弘羊对立面的是60多位伶牙俐齿的儒生，他们都是从各郡国被选拔出来的“贤良”和“文学”。从《盐铁论》看，双方言辞激烈，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桑弘羊讥讽这些儒生“偷穿了周公的外衣，思想全然被旧的学术所限制”，儒生们当即反唇相讥说，“我们偷穿了周公的外衣，而你却偷走了周公的官位，我们的思想被旧学术限制，你的思想却被钱财给迷惑住了”。在这场大辩论中，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应”“缪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130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做顽强的辩护，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桑氏经济思想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合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贤良、文学们描述说，“政府铸造的铁器，大多是大的器皿，非常不合适小老百姓使用”，“政府做出来的铁器，大多质量低劣，售价却很昂贵，还强买强卖，老百姓不得不改用木器耕作”。

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而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儿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

群儒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桑弘羊看来，都不陌生，他一一予以回应和驳斥。在他看来，这些人来自民间，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有创见的建设性意见。相反，作为一个十多岁就进入宫廷、经历了整个武帝时期的老资格理财大师，桑弘羊以及他的属吏多次拿自己与传说中的名臣相比，自以为治国业绩绝不输于前人。在他看来，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为了表示自己与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们的观念对立，桑弘羊在100多次的回应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仁义”二字。

在西汉时期，知识界对商鞅的评价已颇负面，独独桑弘羊对之褒扬有加，在《盐铁论》中专门有一章《非鞅》，辩论双方对这一并不久远的历史人物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驳。与儒生的观点截然相反，桑弘羊认为商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真正做到了“不赋百姓而师以瞻”。

在《盐铁论》中，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呈现。或许是商人家庭的背景，也或许是天赋所在，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范蠡以及白圭等人又进了一步。

他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让国家强大何必依赖于农业，要让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这样的笨办法？又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地蛮干。他甚至认为，工商不畅，农业无从发展，国家财政也就失去了来源。

在“独尊儒术”的武帝年代，这种思想显得特别的潇洒，在后世无数的儒家学者看来，它更近乎狂妄和大逆不道。与西方相比，一直到15世纪之后，欧洲才出现了类似的重商主义思潮。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评论说，桑弘羊几乎已是摆脱了伦理的局限而考察财富问题，他的重商理念，百代以降，少有认可。《桑弘羊评传》的作者晋文也认为，“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他所提出及执行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压抑工商业，相反，他最早透彻地看到了工商业所存在的巨大利润，他的目标在于将工商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也就是说，他主张以发展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在这一方面，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并进一步扩大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古是“轻商”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只是轻视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人。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必然遭到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盐铁论》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同时也饱受集权之苦。在盐铁会议上，辩论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说，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在当时已经毕现无遗。让人叹息的是，尽管国人如此早就已经在探索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制度创新，然而在随后的两千年里，思考一直未有寸进。这一景象的出现，应与儒家思想在经济思考上的先天不足有重大的关系。

先秦的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道家和儒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却放弃物质进步，以内向封闭和“无为而治”为理想。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后世的历代儒学大家，在孔孟铺设的轨道上亦步亦趋，几乎不敢有所创新，因而在经济思想上可以说是颗粒无收。更糟糕的是，经典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非常可笑。其实，历代统治者早已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软肋，故有治国需“霸王道相杂”的体会，后世中国出现“表儒内法”的状态，与儒家在经济思想上的贫乏与虚弱是分不开的。

因而，在盐铁会议上，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群儒一直不敢直面桑弘羊一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对外战事不断、国内天灾频繁的时候，如果通过增加税赋和徭役的办法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势必激发民变，无异于饮鸩止渴，而采取官营工商业和“寓税于价”的办法，却完全可以达到“民不益赋”又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从《盐铁论》的记录可见，在历时半年的盐铁会议上，处在“被告”地位上的桑弘羊滔滔雄辩，一点儿也不落下风，甚至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还颇为风趣地说：“我们的辩论到这里就结束吧，胶黏的车子突然遇上雨，就此与诸位先生别过。”

从会后的政策变动来看，虽然他的政治对手霍光鼓动儒生对国营化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最终没有勇气将之全部废止，只是象征性地取消了酒类的专营。

不过尽管如此，霍光还是没有放过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80年9月，他以参与谋反的罪名抓捕了75岁的桑弘羊，并处以灭族的酷刑，一代理财大师以最血腥的方式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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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的生命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可是他的幽灵却飘飘荡荡，从来没有离开过，“乱世思弘羊”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他被称为“兴利之臣”，历代每到财政争论，“桑弘羊”这个名字必然会浮现出来，对他的褒扬、认同或贬斥成为不同政策理念的一个分野标杆。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所有认同桑弘羊的人几乎都是财经事务的实际执行者，而反对派则往往是在野的知识分子。

桑弘羊被杀之后，盐铁专营政策在西汉后期基本沿袭不变，所谓“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变改”。而当时的儒家仍然不改对他的攻击态度，西汉末期最出名的大儒扬雄便痛骂他是“榷利之臣”，说卜式要把他煮熟了祭天实在是个好办法。东汉初期，专营政策一度废止，可是到了章帝（公元88年前后），又以“探观旧典”的名义恢复了盐铁专营和均输。

天下纷乱的三国时期，对桑弘羊毁多誉少，而对他最为倾心的人是有“奸雄”骂名的曹操，他称桑弘羊为“先贤”。其主政时将多项高盈利性产业归于国营，其中一个是“胡粉”，也就是从西域进口的化妆品。从财政角度看，在魏蜀吴三国中，魏国能够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并几乎统一天下，与此颇有关系。

隋唐时期，特别是中唐之后，桑弘羊再成热点人物。当时的理财名臣杜佑、刘晏、刘彤等人对他非常推崇，刘晏实行的常平均输法，便脱胎于桑法。与此同时，很多文士则唾骂不已，大诗人白居易作长诗《盐商妇》，对食盐专卖制度进行白描式的嘲讽，诗曰：“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到了北宋一代，奉桑弘羊为偶像的是署理国政事务的王安石，称赞他的治国之术为“安人之仁政，为国之善经”，其变法政策也几乎是对桑弘羊的一次“临摹”。

站在对立面的是司马光、苏轼等人。司马光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苏轼对桑弘羊更是恨之入骨，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在苏轼看来，桑弘羊之贻害百世都是司马迁惹的祸，因此写了一篇《司马迁二大罪》以声讨之。在文章中，他抱怨说，尽管学者耻言商、桑，可是，“唯独当国君的人却很喜欢他们，都在表面上避讳他们的名字，实际上采用他们的政策，更过分的则是从表面到实质都推崇他们，而这一切都是司马迁的罪”。

从南宋到元明清三朝的700余年中，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桑弘羊在道德上彻底声名扫地，而其政策思路却被悄然继承。

一方面，绝大多数学者对之持全盘否定的鄙视态度，而批判的角度几乎都是“小人言利”。顾炎武在读《盐铁论》之后写的五言诗中便吟道：“在汉方盛时，言利弘羊始。桓生书一编，恢卓有深旨。发愤刺公卿，嗜利无廉耻。片言折斗筲，笃论垂青史。”“言利弘羊始”和“嗜利无廉耻”几乎成了定论。

另一方面，数百年间的历朝治国者从来没有放弃国营化政策，其专营范围更是从盐铁、酒类日渐扩大到粮食、漕运、外贸、铁路等，因而，呈现苏轼所说的“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的现象。

到了清末民初，青年学者刘师培对桑弘羊式的国有专营政策进行过系统化的批评。在《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一文中，他对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等制度进行了详尽地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千年历史的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但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国有之策，名曰‘抑富商而利贫民’，实则富商无所损而贫民转失其利耳。此固验之往事，百无一爽者也”。因为，“国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经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工商模式之中，商人彻底地丧失了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阶层。

尽管如此，从盐铁会议上的儒生，到扬雄、司马光和刘师培，仍然无法实质性地回答桑弘羊提出过的那个难题：如果不采取营利性的国有专营制度，如果国有资本不保持对国民经济的高度控制，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如何得以维持？

正是在这里，“仁义为本、轻徭薄赋”的儒家理想与中央集权的财政需要，构成了一对尖锐的制度性矛盾，百代之后的今天，桑弘羊的设问，仍然冷冷地摆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