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学术史回顾_以上海为中心：沪宁、沪杭甬铁路与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变迁-QQ阅读中文短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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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学术史回顾

一中国铁路史的总体研究

交通运输与经济变迁的关系自18世纪起就是西方经济学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均认为交通条件对市场范围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促进专业化分工、新技术诞生、生产效率提高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参见中共铁道部党校理论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铁路交通运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古典经济学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140页；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5—228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发展经济学参见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国际经济研究所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3页。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贺力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一种因果分析法，即铁路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可以归结为运输引起的需求变化。但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计量历史学家不再满足于因果式的分析，而将这些变化趋势转换为数量之大小，最终得出一个由一系列方程组构成的模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Robert W.Fogel）关于铁路与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研究。 Robert Fogel，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64.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广泛争论，姑且不论该书的计量方法和结论，其关于1890年美国没有铁路、边际费用不变等虚拟命题常被指出存在局限性，尤其在史学研究上。这是因为经济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不仅缺少一种计量方法和模型去准确地描述，而且如果过分拘泥于数量方面的细节分析，忽视或代替过程和深层影响的严格论证，就难以把握铁路与经济变迁的总图景。参见Douglass North，“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fter Twenty Year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21，No.2（1977），pp.189—190；刘石吉《罗拔福格〈铁路与美国经济成长〉评介》，（台北）《史原》第3期，1973年10月；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第9—12页；朱从兵《铁路与社会经济——广西铁路研究（1885—1965）》，第7—8页；荣朝和、柴为群《对福格尔关于铁路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评论》，载荣朝和主编《探究铁路经济问题》第一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此外，由于外国铁路的发展历程与国内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内容结论难以和近代中国的铁路历史问题形成对话。例如福格尔自己就曾认为其他国家如墨西哥、英国等国的地理环境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其结论只适用于19世纪的美国。 Robert W.Fogel，“Notes on the Social Saving Controvers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9，No.1（Mar，1979），pp.1—54. 相关论述参见p.31；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学界对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 “革命史观”影响下集中于铁路与外债、外交、内政等研究领域中，80年代以来则逐步扩展到铁路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变动这一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近年来部分学者将视线回到铁路政治制度史中寻求新的范式。如朱从兵：《张之洞与粤汉铁路——铁路与近代社会力量的成长》、黄华平：《国民政府铁道部研究》、庞广仪：《粤汉铁路艰难的筹建与“国有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孙自俭：《民国时期铁路工人群体研究——以国有铁路工人为中心（1912—1937）》，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但在铁路与经济社会变迁这一议题中，既有成果大多停留于对沿线变迁的单方面描述，并由此直接推论铁路的作用与影响，而没有充分探讨铁路经济社会效应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如此则易陷入“有多大作用”或“究竟有无作用”的观点性论争；如包伟民与丁贤勇的争论。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章；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以民国浙江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更严重的问题是，铁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常识性观念预设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从而导致大量成果有意无意地忽略、淡化了“不发展”、“反推动”的面向。参见前述江沛《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此外还可参考苏全有《近十年来我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高忠芳《十余年来中国铁路史研究概述》，《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苏全有、王丽霞《交通部与北洋时期铁路发展研究综述》，《安阳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黄华平《国民政府铁道部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部分。此外，融合历史学与铁路专业理论的综合性研究也比较罕见。南开大学江沛教授的学术团队已运用交通社会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但对其他理论的运用则有所不足。这一点也体现在2009—2013年召开三届“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的相关论文中。

针对中国铁路史特别是经济效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王庆成在1999年就已指出：“社会经济效益总是与某种经营管理的效能有关”，所以经济史家应该“做一些部门经济学的研究”。朱从兵：《铁路与社会经济——广西铁路研究（1885—1965）》，序一第3页。朱著并未依照王先生的思路撰写，这句话只是王先生的建议。但迄今为止，海内外学界对中国铁路的经营管理（经营史）着墨不多，仅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相对丰硕。大陆铁路史研究首推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以及《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905—193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千葉正史：《近代交通体系と清帝国の変貌：電信·鉄道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と中国国家統合の変容》，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版；日据时期台湾铁路史的代表作有高橋泰隆：《日本植民地鉄道史論：台湾、朝鮮、満州、華北、華中鉄道の経営史的研究》，日本経済評論社1995年版；高成鳳：《植民地鉄道と民衆生活——朝鮮、台湾、中国東北》，法政大学出版局1999年版；蔡龙保：《推动时代的巨轮：日治中期台湾的“国有”铁路（1910—1936）》，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等。但其中的一部分经营史著作仅仅停留于管理本身，脱离了与外部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高桥泰隆的著作虽以经营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殖民地“掠夺与成长”的模式，但缺少关于铁路与台湾社会经济互动的探讨，高成凤的著作亦存在类似问题。参见林淑华《评介高桥泰隆著〈日本植民地鉄道史論：台湾、朝鮮、満州、華北、華中鉄道の経営史的研究〉》，（台北）《近代史学会通讯》第8期，1998年10月；蔡龙保《评介高成凤〈植民地鉄道と民衆生活——朝鮮、台湾、中国東北〉》，《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4期，2005年12月；而张瑞德先生的《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虽然深入研究了中国铁路的外在环境、组织运作、人事管理等经管问题，但其目的尚在观察近代中国政府在组织及人事调整方面的成效，进而探究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及其所遭遇到的问题，铁路经济效应并非其题中之意。拙著限于种种因素，暂未对经营、运输与铁路经济社会效应的关联性问题进行研究，但借鉴王庆成提出的“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正是拙著的出发点。

二沪宁、沪杭甬铁路史研究

以拙著的研究对象——沪宁、沪杭甬铁路（以下简称“两路”）而言，重“政治”轻“经济社会”以及理论缺失的现象比较明显。而在当前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领域中，产业经济、金融贸易以及交通领域中的港口、航运、公路、城市交通（包括公共汽车、自行车和人力车等）和具有交通性质的邮政、电信等各个方面均已取得丰硕成果，长江三角洲区域史包括“上海史”和“江南史”两大领域，其中关于铁路的专项研究向来偏少，参见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附录部分；印永清、胡小菁主编《海外上海研究书目（1845—200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陈忠平、唐力行主编《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1-5期，商务印书馆2009-2013年版，各期最后的索引；江庆柏主编《江苏地方文献书目》，广陵书社2013年版；包伟民、傅俊编《浙江历史文化研究论著目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还可以查阅《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撰的论著目录、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的文献目录以及各类书目工具书。但具有学术关怀的长三角铁路史论著则尚付阙如。在区域和城市轨道交通不断发展的今天，拙著希望能起到推动区域史研究发展的作用，同时提供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这就是笔者的初衷和旨归。

第一，沪杭甬铁路建造之初的“江浙铁路风潮”凝聚了海内外学术界相当的注意力，国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数量较为庞大，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论著亦堪称繁盛，但上述作品大多将其作为一项政治事件进行研究，探讨地方民众、官绅、清政府、列强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民变、辛亥革命的关系问题，很少触及铁路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方面的内容；而沪宁铁路的前身——吴淞铁路则因其“近代中国第一路” 关于吴淞铁路是否为“近代中国第一路”的争论，可参见邹宏仪《吴淞铁路不是我国的第一条铁路》，《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徐文述《吴淞铁路是我国第一条铁路》，《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其关键在于是否投入商业运营，此前的北京宣武门外铁道（1865）、天津紫竹林铁道（1872）均未投入商运。的特殊地位以及中西冲突的典型事件而成为中外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也较少涉及工程与运输的相关情况。因此，总体而言两路晚清史的成果基本不属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

第二，与上述成果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14年沪杭甬铁路国有化之后的两路史却乏人问津，而这段岁月正是两路对区域经济社会变动产生深远影响的时期。193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论述了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的部门管理情况，国共内战时期上海的交通大学也有学生以京沪铁路作为毕业论文，就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Wen Mei Cheng，General Department of Nanking-Shanghai and Shanghai-Hangchow-Ningpo Rail-ways，Ph.D，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36；熊迪简、贾骏祥：《京沪铁路之改进》，国立交通大学土木系铁路组学士论文，1948年。但这两篇文章毕竟属于当时的专业人员对于当时的铁路状况所发表的看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

第三，从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海内外学界对上述时期两路史的研究更显薄弱，这可能是受到前述“革命史观”的影响，因为在此期间两路未爆发严重的政治事件。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经济史的勃兴，与两路相关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但两路的专题研究仍然偏少。马逸敏：《沪宁铁路的修筑与江南市镇经济结构的演变》，《吴中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朱从兵：《张之洞与沪宁铁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高志斌、王国平：《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在各种史学著述如以下著作：［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浙江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宋林飞主编：《江苏通史》，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李占才主编：《中国铁路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或方志资料上海方面有《上海铁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上海铁路分局志》，中国铁道出版社2003年版、《上海铁路局志》，中国铁道出版社2004年版；《江苏省志·交通志·铁路篇》，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曾因编写困难等原因而搁置，自启动到出版耗费整整15年时间；浙江省至今仍无铁路志问世，仅有余志明主编的《杭州铁路分局志（1906—1995）》，中国铁道出版社2005年版、韩勇主编《杭州市交通志》，中华书局2003年版等有所涉及。而两路沿线各地均无专门的“铁路志”。中，叙述两路历史的内容所占的篇幅都比较短小，且不够深入。而关于两路的影印史料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民国丛书》正续编、《民国籍粹》、《民国史料丛刊》等大型影印史料集和国家图书馆、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的各种出版品中，与两路直接相关者几乎为零。甚至文史资料等普通文章以文史资料为例，上海市各级文史资料中的相关篇数占总篇数的8.2%（截至2008年），浙江8.6%（截至2002年），江苏7.8%（截至2008年）。沪、苏两地为本人自行调查，并参照《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进行统计；浙江部分统计自《浙江文史资料目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而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中的篇数更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所附之《文史资料选辑总目录》显示仅仅4.8%。我国台湾方面60年来也仅有3篇短文：刘炳志：《从严前“总统”家淦先生谈沪杭甬铁路圣约翰高材生当材料处长》，《商业周刊》第322期，1994年1月；关国煊：《黄伯樵》，《传记文学》第75卷第2期，1999年8月；竺公：《汤寿潜与浙路》，《交通建设》1971年第4期。（除钱塘江大桥）也都比较罕见。

第四，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专门以两路（或其中一路）为对象的学术作品。南京邮电大学葛玉红的博士论文叙述了沪宁铁路的修建、运营、管理、中英关于铁路盈余的交涉、铁路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以及引发的社会矛盾，认为铁路具备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理念，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葛玉红：《1903—1927年沪宁铁路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9年。近年发表的相关文章有《沪宁铁路与民初江苏经济发展》，《民国档案》2013年第3期；《沪宁铁路与近代江苏城市空间演变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清末民初沪宁铁路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铁路与民初江苏旅游业的发展》，《江苏商论》2014年第11期；《近代中国铁路的典范——沪宁铁路》，《兰台世界》2014年12月上旬号。杭州师范大学的两篇硕士论文针对沪杭甬铁路运输业务的发展与沿线社会经济的关系、两路的旅游业务进行了多方面的叙述。杨玄博：《沪杭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研究（1912—1937）》，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0年；蒋晶晶：《沪宁沪杭甬铁路游览事业研究（1912—1937）》，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2年；前者发表的文章如下《试论沪杭铁路对客运业务的改进》，《理论纵横》2008年第12期；《从商办到国有化：试论清末民初沪杭甬铁路的发展概况》，《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沪杭铁路客运业务研究——以1928—1937年为例》，《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试析沪杭甬铁路职工卫生事业的发展（1928—1937）》，《民国档案》2012年第4期。后者发表有《前卫的旅行：沪杭铁路上的游览专车》，《旅游纵览（行业版）》2012年第2期。但以上三篇学位论文与其他几篇期刊论文都存在结构简单、理论不足、核心史料缺失、价值取向单一的问题，而其中的一名作者杨玄博以“微观世界中的人们：京沪沪杭甬铁路社会研究（1912—1937）”为题，探讨了铁路职工和旅客的生产生活情况。杨玄博：《微观世界中的人们：京沪沪杭甬铁路社会研究（1912—1937）》，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4年。笔者尚未见到该文，但上海至南京的铁路从1903年开工建设到1929年10月18日以前均称为“沪宁铁路”，“京沪铁路”是由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改称而来。铁道部编：《铁道部十八年十月份工作报告》，1929年，第8页。

日本一桥大学博士毕业生佐野实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地方精英与列强的对立——以上海—杭州—宁波间铁路为题》，阐述了沪杭甬铁路路权运动、借款合同以及英日两国与地方精英围绕该合同所产生的关系，并对此前学界较少关注的民国初年的经营、债务问题与民国政府、英国外交部的关系作了详细论述。但整体而言该文只是对 “江浙铁路风潮”的扩写与深描，铁路的经济社会效应问题并非题中之意。佐野実：《清末民初期中国における地方有力者と列強の対立——上海—杭州—寧波間鉄道を題材として》，一橋大学経済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13年。

三铁路工程性影响的研究现状

由于铁路建设及管理的技术性较强，融合历史学与铁路专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加之学界的关注重点多在于铁路经济问题，对铁路建设中的社会因素和对整个社会层面的冲击缺乏全面分析。所以总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也都比较薄弱。

（一）路线布置与中外抗衡

铁路建设的首要任务即为勘测路线，选择其布置方案。一般情况下，路线布置大多出于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对区域发展也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近代长三角地区的铁路形成于华洋杂处、中西抗衡的特殊历史时期，受制于中外各个方面的制度、人事和时代因素，因而体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和影响。

由于当前的中国铁路史研究存在“重运输”而“轻工程”的现象，所以总体而言路线布置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且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海外档案文献的缺失，马陵合、张海荣对津镇（江）铁路改为津浦铁路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考证，后者还对甲午战争后（天）津通（州）铁路改为津芦（卢沟桥）铁路的问题作了梳理。参见马陵合《近代江淮地区铁路交通区位研究——以津浦铁路改线为中心》，载邹逸麟主编《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地理与环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6—274页；张海荣《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3年；《从津芦铁路看甲午战后清朝改革的再启》，《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二是对路线布置的后续影响缺乏长时段的研究。朱从兵对晚清北京至天津的铁路、株（洲）昭（山）铁路的路线布置以及广西铁路的规划建设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但尚未关注铁路建成后的工程性影响。参见氏著《甲午战前京津铁路线的筹议述论——兼议中国近代铁路建设起步的动力选择》，《历史档案》2009年第2期；《张之洞与粤汉铁路——铁路与近代社会力量的成长》，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8—431页；《线路趋向与区域社会——1930年代广西铁路筹议、筹建和建设述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丁贤勇对杭江（浙赣）铁路的路线选择作了分析，但对人事因素（如文中所述的地方博弈）和后续影响的分析尚不充分（因选取的时间段较短）。参见氏著《民国时期杭江铁路线位选择考论》，《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因此，该问题无论是在规模还是深度上都有较大开拓的空间。

（二）土地征收与基层社会变动

史学界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包括制度、产权、税收、管理等方面，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针对土地征收方面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这或许是因为土地征收的概念及其相关法律均为西方舶来品，是在出现近代交通工程的新情况下才出现的新问题。而且当前的征地研究普遍存在制度层面研究多于实际操作的问题，杨士泰：《清末民国土地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郭春华：《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征收制度》，《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郭春华：《国民政府时期的征地补偿》，《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王瑞庆：《学术史视野下近代中国土地征收思想的演进》，《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童旭：《论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土地征收制度》，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王方：《上海近代公共租界道路建设中的征地活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建筑遗产——第四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2007年。抑或受研究对象和史料限制而缺乏对征地引发的基层社会变动的深入探讨；王瑞庆：《1927—1937年南京市征地补偿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8年；《涨价归公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土地征收地价补偿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而在铁路史领域中对“建成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外债、路权等政治经济史问题。近年来征地问题虽已有涉及，黄华平：《民国成渝铁路土地征收问题考察》，《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1932年上海新站之争》，《兰台世界》2009年第17期；戴建兵、顾雪静：《近代土地产权转移的新方式——以获鹿铁路购地为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王斌：《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以胶济铁路为例（1898—1914）》，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丁戎：《津浦铁路工程时代建设用地购买问题解读》，《兰台世界》2012年第10期；丁戎：《津浦铁路研究（1898—1937）——近代铁路线路史研究的探索》，苏州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3年。但对其引起的基层社会变动仍关注不够。朱从兵：《张之洞与粤汉铁路——铁路与近代社会力量的成长》。其“社会力量”包括绅商阶层、新知识分子群体（新式学堂里的学生和海外留学生）、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业者等，是与政府力量或官僚阶层相对的概念。从全书来看，社会力量的兴衰对基层社会变动的影响似可进一步深入。此外，还有以下内容尚未引起学界关注：

笔者认为，土地征收可分为“向下”和“向上”两个主体不同的层面。“向下”层面指的是铁路初建时，铁路部门面向基层社会的相关工作，“向上”层面则体现在当城市发展需要调整铁路布局时，地方政权包括北京政府时期由地方精英组成的市政管理机构，如上海的沪北、沪南工巡捐局等。按照其规划思路向铁路部门征求用地的交涉，其不仅牵涉既有铁路用地的产权问题，更与一个国家的铁路管理体制密切相关。而近代以来土地制度的演变及围绕土地的权力争夺，始终是城市规划与实施的关键问题。魏枢：《“大上海计划”启示录：近代上海市中心区域的规划变迁与空间演进》，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土地征收的工程性影响存在着双重面向。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两者又因缘际会地结合在一起，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铁路与水利的关系

水和水系在城乡经济和民众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归纳起来有灌溉、运输、排涝、饮用、净化等方面，所以长期以来江南水利社会史研究一直备受重视，但其研究多偏重于明清等传统时期。参见［日］森田明《中国水利史研究的近况及新动向》，孙登洲、张俊峰译，《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晏雪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综述》，《农业考古》2009年第1期。近年来，晚清民国的水利问题研究得到逐步重视，如［日］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郑樑生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版，第6—7章；《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雷国山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8章；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章。并出现了一些针对传统水环境遭遇“近代”新问题的著述，如吴俊范运用GIS技术分析了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填浜筑路与当地水环境的变迁。梁志平探讨了晚清至改革开放初期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过程与饮水改良活动。参见《从水乡到都市：近代上海城市道路系统演变与环境（1843—1949）》、《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8年、2010年。但总体而言成果数量相对偏少，且缺乏对地方社会相应反馈的考察。

铁路经济社会效应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其不但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也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但目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农工商业及城镇体系的变迁问题，铁路与水利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一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即铁路运输与水上运输的关系和铁路建设对水利（主要分为泄洪、灌溉两个方面）的影响。水运问题的研究相对丰富，参见朱荫贵《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素芬《南京国民政府的奖励工业与提倡国轮政策——以招商局的水陆联运为例》，虞和平、胡政主编《招商局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黄华平《民国铁道部与近代铁路联运》，《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等。而后者两方面的研究，据笔者目力所及，除朱从兵有所论述外，朱从兵：《铁路与社会经济：广西铁路研究（1885—1965）》，第74—75、423—430页。该著主要从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运输促进广西水利建设的角度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尚无一项专门研究，地方史志的相关论述与记载也是乏善可陈。笔者仅见《昆山县水利志》（昆山市水利局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认为沪宁铁路“桥梁束水，原有水系被打乱，在县境内沪宁铁路成为阳澄、淀泖水系的实际分界线”；而本章所述的屠家村港、北姚泾两起事件在《松江县志》（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松江县水利志》（该编志组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中均无记载，上海、嘉定、苏州、吴江、嘉兴、海宁、绍兴、诸暨等地的史志对本章其他各起交涉案件也只字未提。

（四）铁路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

路线布置对城镇兴衰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为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相关理论是拙著的研究基础，但该领域中关于长时段城市变迁（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城市规划的制定、实践、结果等环节背后的政治局势与人事因素分析不足。孙倩：《上海近代城市公共管理制度与空间建设》，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鹏：《都市形态的历史根基：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发展与都市变迁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露：《天津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再回到史学界，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关于铁路与城市空间结构两者关系的论著，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混淆铁路路线与铁路车站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同影响；其次，只描述其推动城市空间拓展的功效，忽视其对城市发展的阻碍现象；再次，仅关注城市总体空间的变迁而忽视道路格局、功能片区等局部空间的演变；最后，缺乏必要的交通规划学、铁路工程学的理论方法及图像表述的技能。相关成果如江沛、熊亚平：《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崛起：1905—1937年》，《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郭海成：《陇海铁路与近代关中经济社会变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以民国浙江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丁贤勇：《近代交通与市场空间结构的嬗变：以浙江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丁贤勇：《近代交通与杭州城市中心的变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明清以来江南城市的发展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同时也是长三角地区的铁路枢纽。拙著以1937年抗战前形成的上海铁路主骨架为分析对象，包括淞沪铁路、沪宁铁路、沪杭甬铁路、沪宁沪杭甬两路联络线、三民路支线，浦东的上川、上南两条轻便铁路以及1938年起至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路线（如虬江支线、新兴支线、真西支线、何真支线、南何支线、何杨支线等）均不包括在内。目前史学界对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研究着重于城市内部道路交通、房地产开发等内部驱动力或港口航运的外来推动力。吴俊范：《从水乡到都市：近代上海城市道路系统演变与环境（1843—1949）》，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论文，2008年；牟振宇：《从苇荻渔歌到东方巴黎：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化空间过程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王列辉：《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武强：《近代上海港城关系研究（1843—1937）》，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论文，2011年。这两方面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但城市发展毕竟是由多种合力共同推动造成的，铁路这一重要的外来推动力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容忽视，但这方面的研究尚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