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城市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场所，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逐渐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它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社会运作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聚合体。在这里，人类各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既互相区别又彼此联系、风格各异、色彩斑斓的文明通过各种方式汇集或聚焦，最终凝聚成人类社会的效能和社会意义。因此，“城市就成为一种象征形式，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它既是神圣精神世界——庙宇的所在，又是世俗物质世界——市场的所在；它既是法庭的所在，又是研求知识的科学团体的所在。城市这个环境可以促使人类文明的生成物不断增多、不断丰富。城市这个环境也会促使人类经验不断化育出有生命（viable）含义的符号和象征，化育出人类的各种行为模式，化育出有序化的体制、制度。城市这个环境可以集中展现人类文明的全部重要含义；同时，城市这个环境，也让各民族各时期的时令庆典和仪节活动，绽放成为一幕幕栩栩如生的历史事件和戏剧性场面，映现出一个全新的而又有自主意识的人类社会。”城市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远古时期人类社会乡村个体性和家族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社会过去相对简单得多的关系结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并逐步营造出典型的市民社会契约关系的价值与土壤，这在西方城市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中国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正在逐渐培育和形成之中。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城市市民创造出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的文明和社会规范，感受着城市文明所带来的生活的舒适与便捷，也相应承担着生存的压力与竞争，享受着城市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文明成果。

一 中国城市化的基本历程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明发展进程，虽然大致上经历过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有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却存在着风格迥异、形式多样的历史发展空间和社会类型。通过简单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和西方国家城市相比，中国传统的城市不仅在其建构理念、发展模式、空间形态和符号特征等诸多方面具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而且在发展的时序和阶段上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单从由社会空间结构和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城市物化的空间结构，就可以看出中西方城市所存在的本质性不同：西方属于典型的市民社会的城市物化空间结构，一切以市民为中心，借助契约性关系维持城市的运行；而中国则属于典型的权力结构属性的城市社会物化空间结构，权贵决定城市的发展与走向，而市民则没有决定城市的基本话语权。正如张鸿雁教授所云：“从发展的序列来看，中国城市在历史上既没有出现如古罗马那样的城市整体衰落，也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中世纪城市文艺复兴。”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城市基本上是作为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一直处于某种连续发展的过程中，虽然经过无数战火的洗礼、数不清的权力更替而带来的多次革命性的变革，但城市始终是权力的集中之所，并在渐变中构建新的集权式的城市权力体系。

从乡村走向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城市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然趋势，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是衡量现代社会进步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历史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人类社会从整体上正面临城市社会的到来，据统计，现在世界上大约有54%的人居住在城市，未来二十年全世界将有近七成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而言，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明显的界限，此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发展速度极其缓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用一组数据就足以说明：从1949年到1977年，在长达28年的时间内，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比新中国成立前提高8.32个百分点，年平均增长0.29%；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开始加快，特别是从21世纪初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出现了迅猛的城市化浪潮；而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更是“胡温体制”和“习李体制”承先启后几届政府共同推进的重大战略目标。2011年3月5日公布的国家“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提出，到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有望由2011年的47.5%提高到51.5%。而事实上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2月24日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至2013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607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68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7311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比上年末提高1.16个百分点”，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化的现实发展速度已经大大超过规划纲要的预期，仅用不到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城镇化的五年规划任务。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坐标，它意味着中国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所谓“城市社会时代”。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的进度，城市化人口每20—25年翻一番，预计到2039年前后，中国城市化人口将达到70%—80%，从整体上全面实现城市社会的转型。可见，城市化正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结果，影响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越来越同一化的今天，几乎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自己与春潮涌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很少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二 城市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以宏观的视野来观照现实，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早已超越了过去那种单纯的经济或军事意义上的竞争，也不再是纯粹科技水平的竞争，而是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在内的综合实力的竞争。很长时段内被我国政府和民众所忽略的文化，在西方则早已作为一个国家与经济、科技硬实力相对的软实力，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和所产生的作用越来越被凸显出来，并逐渐取代经济因素和科技资本，成为一个国家最有价值、最具战略意义的核心竞争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其说是国与国不同实体间经济的竞争，不如说是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之争，未来的时代将是一个文化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时代。为了夺取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取得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优势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先进国家未雨绸缪，其社会学者和国家管理者早在20世纪后半叶就开始关注并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内在关系，“许多国家采取实际措施，大力提升文化竞争力，发展文化产业。例如，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的近1/5，其视听产品出口超过航天工业，成为全美第一大出口贸易产品，占据40%以上的国际音像市场份额；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近600亿英镑，其规模已与汽车工业不相上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创意产品生产国；而日本的娱乐业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产值，其漫画、动画和游戏三大产业组成的新文化产业更是占据了世界市场份额的1/3。韩国为尽快摆脱亚洲经济危机，也开始向文化产业进军。在‘文化立国’及‘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等战略的支持下，韩国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逐年增长，成为新兴的文化出口国。”中国的管理者和学者对文化的价值认识显然比较滞后，对文化价值的利用还处在探索过程中，直到2014年年底，文化产业的产值才占整个GDP的3%左右，其成长空间巨大。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受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启发和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认识到要想发展本国经济，扩大自己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支持与信任，就必须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培育入手，使之成为真正具有综合实力的国家。

随着中国、南非、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世界经济的格局正在改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和所有新兴经济体一样，中国经过三十多年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几近破坏式的发掘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超负荷运用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发展到今天，如果不改变发展方式，很难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风潮，保持快速平稳的发展状态。在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注重大力提升文化竞争力的客观背景下，作为拥有14亿人口而物质资源相对贫乏的大国，要在激烈甚至惨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主导和优势地位，要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现实条件下，全面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和历史任务，就必须占据文化的制高点，充分利用城市文化资本建构国家强大的文化竞争力。

三 文化竞争力与文化管理创新

在西方，文化竞争力较为普遍地被认为是一种“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文化竞争力主要应该由精神感召力、社会凝聚力、市场吸引力、思想影响力以及心理驱动力诸因素所构成。“文化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政府注重主流文化自身的积极构建，大力发展与繁荣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创新文化市场管理；在政治文化领域构建体现国家根本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传统文化领域构建代表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体系；在公共文化领域构建引领行业发展、体现国家指导方针的一系列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等，完善相关制度体制改革与创新。”改革开放前，中国受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影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文化的管理实行的是党委领导、政府包办的一元化管理模式，即政府对城市文化具有绝对的主导和管制权力。这种文化管理模式产生的根据是，认为政府本身具有无限的理性和无限的能力，能够有效应对和解决文化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毋庸置疑，从我国六十多年的文化发展历史看，政府一元主导的文化管理格局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管理模式的理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它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其破坏性也是巨大的。“这表现在政府对市场运作的过多干预，以及对民间力量和智慧的关注不足，与此同时，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又为内部人员‘寻租’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影响了文化产业的高效发展。”对纷繁复杂的城市社会文化进行管理与治理，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因为政府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不仅不能对所有文化事务面面俱到，甚至经常会出现政府管理失灵和失效现象。在这种一元文化管理体制之下，城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绝对主体管理城市文化领域的一切事务，而本应该成为文化管理有机组成部分的市场、社会组织等却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甚至排除在外，其危害是巨大的，不仅造成政府层面的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现象频出，而且市场、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能力也遭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害乃至扼杀。

从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加强了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在党和政府主导城市文化管理的基本前提下，开始注重一定程度引入市场和社会第三方的力量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与文化管理工作，从而使我国的文化事业和管理水平得到提升，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虽然包括三峡流域城市在内的城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办文化”的观念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所导致的城市政府一元化文化管理的行为惯性仍然普遍存在于城市文化管理的现实当中，非政府组织、文化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城市文化建设与管理的渠道不畅，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当下多元文化利益诉求的表达与满足难以真正实现，这在西部民族地区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对文化实行多元化管理是现代城市文化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党、政部门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的补充与支持作用，已成为我国文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四 三峡流域城市文化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地位

国内习惯上将整个中国大陆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并以此作为主要依据制定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而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国防和历史的原因，国家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策略，从而造成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有鉴于此，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纲要中，党中央明确提出经济开发重点战略向西转移的方针。2012年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更进一步明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强调经济的均衡性可持续性发展。该规划第二十九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中说：“依托丰富旅游资源，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加强资源整合，积极发展文化、生态、休闲、度假旅游，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打造富有西部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旅游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促进旅游公共服务建设和运营市场化。重点培育一批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形成一批国内著名和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实施红色旅游二期规划，完善景点景区配套基础设施，提升陈列布展水平。大力发展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创意、影视制作、演艺娱乐、出版发行和会展等文化产业，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品牌、有实力的文化骨干企业，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第四十八节“繁荣文化事业”中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本着经济实用原则有序实施地市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建设工程，以及县及县以上城镇数字影院建设。大力推进以文艺骨干、文化大户为重点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对基层文化活动积极分子的培养和扶持。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西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专项工程。深入挖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深入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加强基层公共体育设施和民族特色体育场馆建设，打造……特色体育竞技活动品牌，促进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发展。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构建以优秀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对外开放格局。”这充分证明国家对大西部文化引领经济发展工作的重视。

三峡流域地处中国的西部，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区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关系中国现代化第三个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在实现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促进三峡流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文化建设与管理是一个不容忽视、关系重大的环节。因此，三峡流域城市发展与治理就不仅是一个关乎经济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建设与管理的问题，换言之，在三峡流域城市社会的发展中如何通过区域城市文化的复兴来促进经济的振兴，如何通过经济开发来促进区域城市民族文化发展，需要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与研究。正如《国务院关于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的批复》（国函〔2012〕8号）所言：“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各有关方面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建设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不断开创西部大开发新局面。”三峡流域城市应该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机遇，利用本地区丰厚的文化资源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增强区域城市的竞争实力。

五 三峡流域城市社会文化管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三峡流域城市社会文化管理研究是从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化学等角度对某一区域的城市社会文化及其管理进行综合性研究。要使这一研究有的放矢，具有现实针对性，首先必须对研究的对象加以清楚说明。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三峡流域城市社会文化管理，对此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本书研究对象的地理范围涉及中国中西部四省（市），具体来说，是指：湖北的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荆州市、荆门市、神农架林区及其所属各县；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常德市、怀化市及其所属各县；重庆市的南川区、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云阳县、开县、万州区、忠县、涪陵区、丰都县、武隆县、长寿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等；贵州的铜仁市所属各县。这一区域由长江三峡及清江、乌江、沅水等三条支流流经的地域所构成，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区，域内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傣族等为主体。这一地区主要属于高山峡谷地带，植被、物产丰富，但山大人稀，长时间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属于国家重点扶贫、开发的西部区域。这一区域的先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留下大量光耀中国、享誉世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后人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二，本书研究对象涉及的城市是三峡流域内的地市级和县级城市，从城市规模看，以中小城市为主。根据统计，所涉及的比较重要的地级和县级城市城区人口数依次为：宜昌市159万；恩施市44万；荆州市90万；荆门市38万；吉首市28万；张家界市约20万；常德市60万；怀化市约20万；铜仁市约23万；黔江区20万；涪陵区30万左右；南川区20万左右。国务院2014年10月29日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文件规定：“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按照这一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这一区域内的城市仅有宜昌市进入大城市行列，而可以列入中等城市的，也仅有荆州市和常德市等少数地级市，更多的属于Ⅰ型、Ⅱ型小城市，与中国其他区域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城市规模明显偏小，城市发展水平和管理能力相对落后。

第三，本书研究针对的是三峡流域地市级和县级城市社会文化及其管理的问题。与其他区域城市社会文化相比，三峡流域城市文化既具有共性，更有其独特性。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聚集区域，三峡流域城市如何走上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如何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如何运用科学管理理论经营民族地区城市，是“新常态”下城市管理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现代城市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信息中心，是劳动力、资本、各类经济、生活基础设施高度聚集，人流、资金流、物资流、能量流、信息流高度交汇，子系统繁多的多维度、多结构、多层次、多要素间关联关系高度繁杂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城市管理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系统，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关于健全的城市管理规范：建设“包容性城市”的宣言草案》对城市管理有如下定义：“城市管理是个人和公私机构用以规划和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众多方法的总和。它是一个解决各种冲突或不同利益以及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过程，包括正式的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安排和公民社会资本。”一般的城市社会管理多从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管理、卫生管理、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方面入手，一直以来，文化在多数政府官员和其他权力者眼里不过是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装饰而已，从金钱到精力对城市文化建设与管理的投入远远不够；而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对城市加以管理者更是少之又少。这种情况若长期得不到改变，我国经济要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惕。

六 三峡流域城市社会文化管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与进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无论是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经济发达的大都市，还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中小城市，都正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从中国城市化的社会实践来看，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巨大差距。上海已经具有典型的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符号，而青海、西藏等则仍然保持有原始的自然经济结构，分布着大量的国家级贫困地区。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多类型、多层次、多样态的社会空间里，城市化出现混合型、多梯度的发展不可避免。

三峡流域城市作为中国西部相对贫困的民族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也正随着国家的巨变而发生改变。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利益聚合体，存在多种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市民、企业、外来务工人员、非营利组织、甚至城市政府作为利益主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各自自身的不同利益诉求。从政治而言，和东部发达地区城市一样，三峡流域城市主体结构和利益诉求也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团体的政治主体，都应该具有参与政治系统、获得公平公共服务等基本权利和有效途径，因此，民主政治机制是现代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的重要方式，只有通过政治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政治制度合理安排，才能实现社会利益分配和利益矛盾解决的最大公平。从经济上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流域民众具有平等享受国家经济政策、物质资源和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面对三峡流域这样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的西部地区及其城市，党和政府甚至应该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做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使其尽快缩小与其他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差距，从而实现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但遗憾的是，或许是出于国家安全战略和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里，身处中国西部地区的三峡流域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做出了重大牺牲，其城市建设几乎处于全面停顿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由于国家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和发展起来，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主要放在东南沿海地区，内陆特别是西部城市经济基础本来就很薄弱，又较少得到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与东部的差距越拉越大，三峡流域的人民和城市市民未能充分而公平地享受国家社会改革带来的经济成果。当然，随着历史进入21世纪，这种局面正在得到改变，国家西部发展战略的提出，为三峡流域及其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利用这一战略机遇加快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是摆在三峡流域城市管理者、学者和广大民众面前的重要课题。从文化角度看，三峡流域城市社会文化是这一区域城市历史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的统一体，是居住在这些城市中的老百姓生活的印记，也是人类知识进步与创新的体现。由城市社会主流意识凝练而成的城市精神，是三峡流域城市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它通过城市规划和管制等实体化方式逐步形成。长期以来，文化始终处于政治、经济的附庸地位，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改革开放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念的指导下，在以GDP作为考察地方政府政绩的唯一标准的大环境下，我国的大多数城市管理者，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城市政府对城市文化很难给予真正的重视。然而，城市文化是生活其间的城市市民感知城市变化和进行自我身份认定的核心，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8月的一篇讨论文章所言：“文化价值是人们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公民身份认知的根本，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基础，文化为经济发展的启动设定了成功的框架。”城市的文化价值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动力，以文化价值为主体的休闲、文化和创意经济已成为当前世界和中国部分发达地区城市经济的主导。因此，三峡流域城市文化应该成为三峡流域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基本要素，它决定着流域内城市的整体格局、设施分布以及管理效果。

本书研究对象以三峡流域地市级城市为主，适当兼顾县级城市。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本书研究组成员社会调查所收集的这一地区的城市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各部门工作计划和总结、社区调研材料等，并参考流域内城市政府网公开发布的相关信息。

为了真实地了解三峡流域城市文化的整体情况，在三峡大学正校级领导谭志松教授的带领下，“三峡流域社会治理研究”课题组成员邓莹辉教授、宋仕平教授、陈金明教授、骆东平教授、李见顺博士、覃美洲副教授、梁贤燕副教授等于2014年7月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先后深入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恩施市、利川市，重庆的黔江区、涪陵区，贵州的铜仁市，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等地调研，与当地相关部门座谈，到实地进行文化保护、传承、建设和利用情况的调查，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此前和此后，课题组多次分别到宜昌市及所属的兴山县、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荆州市的荆州区、沙市区，荆门市及所属的钟祥市等地进行更广泛的文化调查研究工作，以期通过对三峡流域内不同地区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城市文化个案的深入挖掘、分析，总结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共性特征和独特品格，进而寻找民族地区城市文化发展的某些规律，助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指数提高一臂之力。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作为国家西部连片重点扶贫开发地区，三峡流域具有自然地理相连、气候环境相似、传统产业相同、文化习俗相通、致贫因素相近的特点，其区域城市的发展程度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穷山恶水”“交通不便”是大多数人对这一区域城市的主要印象和标签，而对其更深入的民族精神、社会人文特征则知之甚少。可以说，外界对三峡流域城市自然环境的认识远甚于对其社会人文环境的认识。从理论研究层面看，对此一区域的研究多局限于政治、经济和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对三峡流域城市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极为薄弱，而这方面的研究又极为重要。

（一）从实践意义上说：第一，三峡流域城市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尤其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它连接东、西部的独特区位优势更凸显了其重要地位。而为了保证这一流域具有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城市的稳定，就必须对其社会和文化特点有充分的认识。第二，三峡流域城市在西部经济崛起腾飞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区域城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可以为中国国民经济找到新的稳定的增长点；该民族地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变，能够提振西部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迅速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而城市的经济从来都是在与非经济的城市社会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发展的，经济的发展往往受到来自社会文化方面的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研究三峡流域城市经济社会，就必须认识和分析该地区社会文化的特点。第三，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曾走过重经济速度轻社会效益的弯路，而中国一些发达地区很长时间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甚至把GDP的增长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从而导致边建设边污染、经济建设难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严重后果。因此，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三峡流域城市在制订城市规划时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理念。而这样的发展规划的制定，离不开对三峡流域城市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现状的认识。

（二）就学术意义而言，研究三峡流域城市的社会文化特征有其重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其一，三峡流域城市多是位于武陵地区的山区城市，其社会人文特征在诸多方面既与东部城市有很大不同，也和西南、西北边疆城市存在较大区别。对这一区域城市社会文化及其管理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城市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社会管理学的理论内容。其二，三峡流域城市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群，对它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管理的研究，将极大地推动民族人类学的研究，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文化的管理提供实践经验和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