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雨书屋藏羽34《群牧见行籍》研究

赵贞

《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第一册刊布的敦煌写本中，羽34号《群牧见行籍》[1]是一件反映曹氏归义军时期畜牧管理的文书。1999年，池田温发表《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2]一文，首次披露了此件文书的全部内容，并结合P.2484《戊辰年（968）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和S.6998A《归义军群牧马驼牛羊见行籍算会》两件文书，对归义军后期畜牧业的发展态势做了初步考察。2006年，乜小红也依据P.2484号文书，对唐五代官府畜牧业管理中的簿籍和“算会”问题进行讨论。[3]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对《群牧见行籍》中的有关问题予以关注，并重点对归义军畜牧管理中的“算会”制度进行讨论。

一

羽34号《群牧见行籍》[4]首全尾缺，共21行，具体文字如下：

1.乙未年十月四日就城角庄笇（算）会当宅群牧见行籍。

2.驼官李粉堆群见行大驼肆头，二岁驼贰

3.当年驼羔无；大骒驼陆头，三岁骒驼无，

4.二岁骒驼贰头，当年骒驼羔无。

5.牧牛人陈顺德群见行大耕牛陆头，三岁耕牛无。

6.二岁耕牛无，当年儿犊子无；大牸牛捌，

7.三岁犊牛贰头，二岁牸牛无，当年女犊子。

8.牛大小共计贰拾壹头。

9.内欠壹头在里三身上。

10.牧牛人史里三群见行大耕牛拾贰头，三岁耕牛壹头，

11.二岁耕牛无，当年儿犊子壹头；大牸牛捌头，

12.三岁牸牛贰头，二岁牸牛壹头，当年女犊

13.壹头。

14.牛大小共计贰拾陆头。

15.人李憨子群见行大白羯壹拾壹口，二齿白羯[5]

16.口，当年白儿羔子壹口。大白母拾贰口，二[6]

17.白母拾陆口，当年白女羔子贰口。

18.白羊大小共计肆拾柒口。

19.大羯贰拾陆口，二齿羯拾玖口，当年儿羔

20.子玖口，大母肆拾玖口，二齿母拾柒口，当

21.女羔子玖口。

（后缺）

此件首部有“李盛铎印”、“李滂”和“敦煌石室秘笈”朱印三颗。前3行及17～18行处各有朱印一方，参照P.2484《戊辰年（968）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所钤官印，当为“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首行中“乙未”，池田温定为995年，应是。据此，羽34号《群牧见行籍》当为宋至道元年（995）十月四日归义军对管内的驼马牛羊进行点检、算会的文书。其中“驼官李粉堆”，又见于S.6998A《归义军群牧马驼牛羊见行籍算会》中：

5.驼官李粉堆群见行大驼壹拾肆头，三岁

6.驼无，当年驼羔无。大骒驼肆头，

7.当年骒驼羔贰头。[7]

又“牧牛人陈顺德”，见于P.2484《戊辰年（968）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中：

14.牧牛人陈顺德群见行大耕牛叁头，三岁耕牛伍头，二岁耕［牛］叁头，当年儿

15.犊子壹头。大牸牛壹拾捌头，三岁牸牛陆头，二岁牸牛贰头，当年女

16.犊子贰头。又寄群大牸牛贰头，不入计数。

17.计牛大小肆拾头。[8]

显然，在行文格式及用词上，羽34号《群牧见行籍》与P.2484《戊辰年（968）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和S.6998A《归义军群牧马驼牛羊见行籍算会》基本一致。这三件文书描述的驼马牛羊等信息，尽管是归义军先后三次进行畜群清点、统计的不同记录，但它们共同揭示出归义军畜牧管理中实行“算会”制度的一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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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算会的时间

一般来说，畜群每年要定期核算，[9]通常在十月、十一月进行。如羽34号和P.2484记录的时间分别是“十月四日”和“十月十八日”。S.6998A因首部已残，故时间不明。可以参照的是，归义军时期的沙州寺院也有年度的畜群算会活动。如S.4116《庚子年（940）报恩寺见行羊籍算会凭》中，报恩寺徒众十月廿六日“就南沙庄上齐座算会”，[10]S.3984《丁酉年（937）报恩寺算会见行羊数凭》中，报恩寺徒众十一月三日“就大业寺齐座算会”。[11]此外，如S.542号文书所载，在吐蕃占领敦煌的“丑年”（809或821），沙州莲台寺、金光明寺、普光寺、灵修寺、大乘寺等，均于十二月在报恩寺暖堂、众堂进行“点算”羊群的算会活动（见表1）。

表1 S.542文书等所载“点算”羊群的算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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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算会的依据

算会的核心是统计、清点群牧牲畜的数量，其基本依据是“见行籍”。“见行籍”或简称“见行”，即现在施行的有效簿籍，是吐蕃归义军时期对驼、马、牛、羊等牲畜进行管理的文簿。上引文书（羽34、P.2484和S.6998A）表明，“见行籍”的编造是以“群”为单位，依次著录该“群”牲畜的实有数目。各“群”牲畜由专门的知马官、知驼官、牧牛人、牧羊人负责放牧饲养。按照唐令的规定，“群”的大小往往因牲畜的不同而有变化。如《厩牧令》规定：“牧马、牛，皆百二十为群；驼、骡、驴，各以七十头为群；羊，六百二十口为群。”[12]说明唐代官营畜牧业中，牛、马通常以120头（匹）为一群，驴、驼、骡以70头为一群，但是牧羊则以620口为一群。若以此来参照，不难看出归义军畜牧管理中“群”的规模相对较小。以牛群为例，羽34中陈顺德群有牛21头、史里三群26头，P.2484中陈顺德群40头、杨欻律丹群76头、沙庆住群62头，估算起来平均每群有牛45头，占《厩牧令》所定牛群（120头）的37.5℅。再看驼群，羽34中李粉堆群有驼14头，P.2484中张憨儿群40头、氾丑儿群33头，S.6998A中李粉堆群20头。若平均推算，可知每群驼约有27头，占唐令所定驼群数（70头）的38℅。羊群的情况类似，除了P.2484中杨住成群有羊990口，超出唐令规定的羊群数370口以外，其他20群大体在97口至440口之间浮动。若取平均数，则每群大约有羊270口，约占唐令规定羊群数（620口）的43.6℅。唯一例外的是马群，P.2484中知马官索怀定群有马120匹，正好与《厩牧令》规定的马群数契合，另一位知马官张全子群有马205匹，超出唐令规定的马群数85匹。

值得注意者，P.2484中，“牧牛人陈顺德群”有牛40头，但在27年后的乙未年（995）减至21头（羽34），显示出牛群发展萎缩的迹象。与此相应，“牧羊人杨住成群”在968年有羊990口，“牧羊人王阿朵群”有羊301口，但是在S.6998A见行籍中，杨住成的羊群减至217口，王阿朵的羊群减为247口。考虑到S.6998A的时代在968～995年，[13]故可看出10世纪后期羊群逐年衰减的态势。同样，S.6998A中“知驼官李粉堆群”有驼20头，但至995年已减至14头。这些迹象表明，曹氏归义军后期敦煌的官营畜牧业呈现出衰落的趋势。[14]

二

上述三件见行籍表明，10世纪后期归义军畜牧经济中的“算会”是以“群”为单位，定期对马、牛、驼、羊4种牲畜从牡牝（公母）、种类、岁齿、毛色等方面进行数量上的清点与统计。首先来看马、牛、驼的“算会”。目前较为完整的材料，见于P.2484《戊辰年（968）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

2.押衙兼知马官索怀定群见行大马叁拾肆匹，三岁马陆匹，二岁马

3.肆匹，当年马驹肆匹；大骒马肆拾柒匹，三岁骒马壹拾壹匹，

4.二岁骒马叁匹，当年骒马驹壹拾壹匹。

5.知马官张全子群见行大马玖拾陆匹，三岁父马贰匹，二岁父马

6.陆匹，当年马驹玖匹；大骒马陆拾匹，三岁骒马玖匹，二岁骒马壹

7.拾壹匹，当年骒马驹壹拾贰匹。

8.知驼官张憨儿群见行大驼壹拾柒头，三岁父驼壹头，二岁父驼

9.贰头，当年驼儿贰头；大骒驼壹拾壹头，三岁骒驼壹头，

10.二岁骒驼贰头，当年骒驼儿肆头。

……[15]

这里“知马官”、“知驼官”，即归义军设置的管理马群、驼群和牧马业、牧驼业的官员。从S.6998B《乙未年（995）十二月至丙申年（996）二月知马官阴章儿请判凭状》[16]来看，凡是槽上的大马病死，知马官都要及时、如实地向节度使汇报，请求批示。又第8行“驼官张憨儿”，另见于P.2474《庚辰年（980）骒驼破籍并判凭》中。据该卷记载，当年八、九月间，驼官张憨儿先后3次向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报告：“群上大骒驼壹头病死，皮付张弘定，未蒙判凭，伏请处分。”[17]这说明归义军对驼、马牲畜的管理非常严格，一旦遇到牲畜损耗，知马官、知驼官作为负责马匹、骆驼管理的官员，有义务向节度使主进行具体事由解释。另一方面，从本件第2行“索怀定群”、第5行“张全子群”、第8行“张憨儿群”来看，知马官、知驼官还领有马群、驼群，负责所领马群、驼群的放牧与“算会”等事务。

显而易见，归义军对于牲畜的“算会”，始终是以“群”为单位进行的。每“群”的马匹、骆驼按照性别分为和骒两类。马，一作“父马”，即公马或雄马。骒马，或作“牝马”，即草马或母马。与此相应，驼就是公驼，骒驼则为母驼。至于牛畜，则分为耕牛和牸牛两类。耕牛，顾名思义是指用来农耕的牛，但此处与“牸牛”（即母牛）相提并称，可知应是耕地的公牛。这样看来，牛、马、驼等牲畜，均是依雌雄之别分为公、母两类，每类又按照年岁分为大畜（四岁以上）、三岁畜、二岁畜、当年畜（一岁）四组。与此相应，每“群”牲畜被分为八组，对每组牲畜数的详细统计就构成了“算会”的主要内容（见表2）。

表2 见行籍中所见驼马牛畜“算会”

表2 见行籍中所见驼马牛畜“算会”-续表

实际上，对于群牧牲畜的“算会”，并不仅限于统计各个年岁驼、马、牛群的数目，更为核心的是，归义军以见行籍为据，详细清点牲畜的增减、死损、流失和欠缺情况。P.3131V《算会群牧驼马羊欠历稿》云：

1.拾壹口，邓萨讷欠羔子拾捌口，安君足欠白母羊贰拾肆口，大羊羯贰拾口，

2.当年白羊羔子肆拾叁口，羔子叁口。

（中空）

3.知马官索善儿群欠大马叁匹，华再德群欠大马肆匹[18]

4.[19]。氾索二群欠马叁匹，三岁骒马贰匹，二岁骒马贰匹。张全子群欠

5.三岁马叁匹，大骒马柒匹，三岁骒马肆匹；就盈德群欠大马壹匹

6.[20]，大骒马壹匹[21]，三岁骒马肆匹，二岁骒马壹匹，康清奴群欠

7.二岁马叁匹，二岁骒马贰匹；知驼官氾丑儿群欠大骒驼壹头，三岁

8.骒驼壹头；邓富通群欠大驼壹头，邓富通群欠二岁骒驼一头。[22]

此件是归义军“算会”牲畜后各“群”欠负马匹、骆驼、羊只的账历。可以看出，该账对于欠负牲畜的统计，仍是按照大马（驼）、大骒马（驼）、三岁马（驼）、三岁骒马（驼）、二岁马（驼）、二岁骒马（驼）的年岁分类进行的，因而较好地反映了归义军“算会”群牧牲畜的成果。其中张全子群，P.2484《戊辰年（968）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中有马205匹，并无任何马匹欠负，但在P.3131V中却欠三岁以上马、骒马14匹。同样，“知驼官氾丑儿群”在P.2484见行籍中有驼33头，亦无骆驼欠损，但在P.3131V中却欠大骒驼1头，三岁骒驼1头。按照唐代牧监制的规定，“凡马以季春游牝。其驹、犊在牧，三岁别群”，[23]表明马驹、牛犊三岁以后生理上已经成熟，故须按雌雄之别分群饲养。随着牛马的长大、成熟，它们很快被用于军事、交通、通信、运输和农业生产中，因此，四岁以上大牲畜的征发、买卖、租借、雇佣在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相当普遍，由此，“群”上大牲畜的欠损和亏缺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关四岁以上大牲畜的功用，或可从吐鲁番文书中得到启示。阿斯塔那337号墓所出《贞观二十三年（649）范欢进买马契》载，西州高昌县卫士范欢进买来八岁父一匹。[24]又《开元十年（732）西州长行坊发送、收领马驴帐》[25]显示，当时“使送卅道文解使四品孙麴识古”、“使梁希迟”、“使张燕客”、“安西副大都护汤惠并家口”等所乘长行马，分别是“紫父八岁”、“留草七岁”、“紫骠草五岁”、“赤敦八岁”、“留敦八岁”、“駮敦九岁”和“紫父十二岁”，甚至兽医目波斯也配有一头“青黄父八岁”的乘驴以便出行驱使。这些用于交通运输的长行马和长行驴，显然都是五岁以上的大牲畜。阿斯塔那188号墓所出《唐西州蒲昌县牒为申送健儿浑小弟马赴事》中，“健儿浑小弟征马壹匹，敦六岁”。[26]另两名健儿鄯玄嶷、吴护“先差趁贼，乘马死失”，官方又调来两匹军马，一匹骝草六岁，另一匹七岁，[27]供鄯、吴两健儿使用。由此可见，健儿的征马和乘马也多在六岁以上。同样，在丝绸之路上承担运输、驮载任务的驴马大体也是五岁以上膘肥体壮的牲畜。《唐年某往京兆府过所》中，携带的牲畜有“马□□敦壹匹”，“赤”，黄父驴六头，“叁头玖岁，两头柒岁，壹头伍岁”。[28]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开元二十三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载，唐益谦因公出差，向西州申请过所，顺便护送叔父前河西都护府长史、现任福州都督府长史唐循忠的家属前往福州。随身驮载货物和乘骑的牲畜有驴五头，“并青黄父，各捌岁”。马八匹，“一乌骠草八岁，一枣骝父九岁，一骢草八岁，一父六岁，一骢敦六岁，一骝父七岁，一骠父二岁，一骢父二岁”。[29]除了两匹2岁的父马外，其他六匹马和五头驴都是六至九岁的大牲畜。不唯如此，与唐益谦一同申请过所的甘州张掖县人薛光泚，他携八岁青黄父驴10头，与母亲赵氏、妻子张氏共同护送祖母的灵柩途经西州，呈牒申请放行。[30]至于民间市场上买卖的驴马，大抵也多是五岁以上的大牲畜，这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百姓石染典的两次驴马交易中得到了很好的佐证。他先是用18匹大练买来一匹六岁骝敦马，随后又用17匹大练买来五岁青草驴一头。[31]相较而言，五岁以上的驴马体大膘肥，正是畜力不断上升的绝佳时期，因而不论在军政、商旅还是民用方面，都凸显出至为重要的实用价值。

骆驼是远途旅行或丝路交通中必不可少的另一类牲畜，尤其对于商队横渡沙漠戈壁而言，骆驼更有辨别方向和指示道路的作用。民间的骆驼交易中，同样集中于五岁以上的大驼。贞观二十二年（648），庭州胡商米巡职前往西州市易，其中携带的牲畜有羊15口，“驼壹头黄铁勤敦捌岁”。[32]咸亨四年（673），西州前庭府队正杜某以14匹练的价格，从兴胡康乌破延手中买来十岁黄敦驼一头。[33]又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Дх.18926+SIP93.22+Дх.18928）显示，大历十六年（781），杰谢合川百姓勃门罗济“为役次负税钱”，遂卖十岁野父驼一头，得钱16000文。[34]而在晚唐五代的敦煌，归义军遣使“入京”和交通于阗、西州的使者，往往要雇用5～10岁的骆驼，作为长途旅行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35]如乾宁三年（896），平康乡百姓冯文达“奉差入京”，“为少畜乘”，遂雇李略山“八岁黄父驼”一头。[36]癸未年（923）四月，张修造于西州充使，“欠阙驼乘”，遂以官布15匹之价，雇五岁父驼一头。[37]辛卯年（931）九月，百姓张善通、张善保二人往入京，欠少驼乘，遂雇十岁黄驼一头，断作驼价生绢6匹，楼机绫1匹。[38]

再看牛畜的使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文书中，经常会看到买卖、雇用和博换牛畜的契约。如开元二十九年（741），真容寺在于谌城用大练8匹，从兴胡安忽娑手中买来一头四岁乌柏特牛（公牛）。[39]乾元二年（759），康奴子因“驾车”所用，以3500文钱的高价，买来八岁犍牛一头。[40]上元二年（761）七月，马寺尼法□从西州市场上买来一头五岁黑犍牛。从契约尾部“扶车人辛□年卅”[41]的签署来看，马寺购买此头犍牛是出于车牛运输的考虑。阿斯塔那389号墓所出《唐西州车牛簿》载，“白阿塯，牛，秃犍，六岁，车一乘。……氾欢崇，牛，乌犍，八岁，车一乘。”同墓所出《唐西州户主牛簿》中，“张阿护，牛一头，黄犍，八岁。……梁善聚，牛二头，一头梨犍十一岁，一头黄十岁”。[42]显然，这些6～11岁的犍牛（阉割过的公牛），主要是为车牛运输提供畜力。另一方面，晚唐五代的敦煌，寺院和民间的牛畜交易，多侧重于农业生产的耕牛。除了吐蕃时期的未年（803）尼明相卖出了一头三岁的黑牸牛外，其他买卖和雇用契约中的耕牛，都是五岁以上的大畜。如S.6341《壬辰年（932）雇牛契》中，洪池乡百姓某乙“阙少牛畜”，遂雇同乡百姓雷粉堆八岁黄牸牛一头，“断作雇价每月壹石”。[43]S.2710《清泰四年（938）买牛契》中，洪闰乡百姓氾富川因家中欠少人力，遂从同乡百姓手中买来六岁耕牛一头，断作牛价为官布两匹。[44]又P.4083《丁巳年（957）买牛契》载，通颊百姓唐清奴“为缘家中欠少牛畜”，于是以生绢一匹的价格，从同乡百姓杨忽律元面上买来一头五岁耕牛。[45]

总之，从敦煌、吐鲁番和于阗发现的中古契约文书来看，丝绸之路上有关马、驴、驼、牛等牲畜的经济活动（如买卖、雇佣、租赁、博换等），通常多在四岁以上的大牲畜中进行。无论是军事出征和驿站交通，或是商旅运输和农耕生产，还是提供肉食来源及皮毛手工原料，大牲畜在富国强兵、沟通内外及社会生产生活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

羽34《见行籍》中还有对牧羊的“算会”（第15～21行）。同样以“群”为单位，各“群”名称则以“牧羊人”为标识。每群“羊”的算会，通常先是将羊按照毛色分为白羊和羊（黑羊，即或羖）[46]，接着按雌雄分为羯羊（阉割过的公羊）和母羊，最后又依口齿年岁分为大羊、二齿羊和当年羔。这样一来，每“群”羊数依次被分为12组，即大白羯、二齿白羯、当年白儿羔子、大白母、二齿母、当年白女羔子、大羯、二齿羯、当年儿羔子、大母、二齿母和当年女羔子。于是，详细统计每组羊的数量，并将各组羊数整合起来就构成了归义军“算会”牧羊的主要内容。

如表3所示，无论大白羊或是大羊，都是三岁以上的成年羊。“当年羔子”指当年出生的新生羊羔（称为新羊），这是羊群增殖的重要指标。以“杨住成群”为例（P.2484、S.6998A），该群在968年有羊990口，其中新生羊羔206口，旧羊784口，新生羊的增长率为26℅。但此后不久，“杨住成群”的羊减至217口（新羊42口，旧羊175口），新生羊的增长率也相应减为24℅。又如“王阿朵群”（P.2484、S.6998A），该群在968年有羊301口，其中新生羊105口，旧羊196口，新生羊的增长率达到54℅。但不久，王阿朵的羊群减至247口（新羊51口，旧羊196口），新生羊的增长率也降至26℅。再看“李憨子群”（羽34），该群在995年有羊176口，当年生的新羊羔21口（白羊羔3口，羊羔18口），往年生旧羊155口，新生羊的增长率仅为13℅。看来，随着归义军羊群规模的缩减，新生羊的增殖率也在不断下降，反映出10世纪后半期牧羊业渐趋衰减的态势。

表3 见行籍中所见牧羊“算会”

表3中的“安君足”，也见于P.3131V《算会群牧驼马羊欠历稿》。该卷欠羊记录中，“邓萨讷欠羔子拾捌口，安君足欠白母羊贰拾肆口，大羊羯贰拾口，当年白羊羔子肆拾叁口，羔子叁口”。[47]与邓萨讷欠羊羔18口相比，安君足欠羊数目较大，包括大羯羊、白母羊及羊羔子在内有90口之多。参照吐蕃时期沙州寺院“点算”羊只的情况，[48]不难推知，对于各“群”欠羊数的详细统计同样是归义军“算会”牧羊的重要内容。

如所周知，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畜牧经济非常活跃。以牧羊业为例，寺院每年也要依据见行籍定期“算会”羊群。S.3984、S.4116分别是报恩寺在丁酉年（937）和庚子年（940）对牧羊人康富盈进行算会的凭据，从中可以看出寺院“算会”羊群的大致内容。比如算会的时间及依据，大致与归义军官府相同。但参与算会的人员“徒众”则是报恩寺的全体僧众，体现出寺院财务监督的公开与透明。至于算会的内容，从大白羯羊、大白母羊、大羖羯羊、大羖母羊、二齿白羯羊、二齿白母羊、二齿羖羯羊、二齿羖母羊、白羊儿羔子、白羊女羔子、羖羊儿羔子的区分来看，报恩寺的羊只统计与分类，基本上与P.2484、S.6998A、羽34见行籍中所见的归义军羊群算会制度相同。所不同者，报恩寺的羊群分类中，还析分出“白羊儿落悉无”、“白女落悉无”、“羖儿只无”、“羖女只无”的名目（见表4）。高启安指出，“落悉无”是吐蕃语四岁羊的称谓，“只无”亦为吐蕃语，系为“叱般”之同音异写，意为三岁羊。[49]这样看来，10世纪前期，沙州寺院“算会”羊群的活动显然承袭了吐蕃“点算”羊只的方式，因而与归义军官府相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

表4 报恩寺丁酉、庚子年“算会”康富盈羊群

另外，从报恩寺的两次“算会”来看，康富盈的羊群在四年内由89口增至107口。在增长的18口羊中，白羊仅有4口，而羖羊则增加了14口。若从口齿年岁来看，当年新出生的羊羔子增加了12口（白羊儿、女羔子7口，羖儿羔子5口），占总增长数的2/3，这与10世纪后期归义军官营牧羊业中羊群逐年缩减，新生羊增长率渐趋下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似表明10世纪前期沙州寺院的牧羊业虽然发展缓慢，但总体还是呈现出羊群不断扩大和增殖的态势。

四

以上通过羽34《群牧见行籍》的梳理，可以看出归义军官府对驼、马、牛、羊的管理非常重视，说明官营畜牧业在归义军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归义军对群牧（马、牛、驴、驼、羊）的管理，并不仅限于通过“算会”之制而对“见在”、“见行”牲畜的数量统计，甚至群牧牲畜的死亡及皮肉处理，归义军官府都有具体的规定。这在有关马、牛、驼、羊的牒状及判凭中有明确反映。S.2474《庚辰年（980）驼官张憨儿群骒驼破籍并判凭》载：

1.伏以今月八日，群上大骒驼壹头，见在。廿九日，群上大驼壹头病

2.死，皮付张弘定趁却，大驼壹头东窟上走死，皮付张

3.弘定，未蒙判凭，伏请 处分。

4.庚辰年八月 日驼官张憨儿。

5.为凭，卅日。[50]

这里“驼官”，P.2484作“知驼官”，为归义军管理牧驼业的官员。前已题记，“大骒驼”、“大驼”是指四岁以上的成年骆驼，在远途旅行或丝路交易中，骆驼的使用非常频繁，尤其是它提供的交通运输和货物驮载十分重要，由此使得大骆驼的死伤和损耗甚为普遍。同类性质的牒状及判凭还见于P.2737《癸巳年（993）驼官马善昌状并判凭》[51]、羽35《乙未年（995）驼官马善昌、丙申年（996）驼官李粉堆请判凭状》[52]、S.6998C《丙申年（996）驼官马善昌请判凭状》[53]中，虽然时代、驼官并不相同，但内容大同小异，大致是“群上大骒驼壹头病死，皮付内库，未蒙判凭，伏请处分”的内容。[54]使主判凭的差异也仅限于日期的不同，其他“为凭”的判词和鸟形押的签署完全相同。

再看大马的损耗，S.6998B《乙未年（995）十二月至丙申年（996）二月知马官阴章儿请判凭状》云：

1.伏以今月廿二日槽上大马壹匹病死，皮付内库，未蒙

2.判凭，伏请 处分。

3.乙未年十二月 日知马官阴章儿牒。

4.为凭，廿八日。[55]

判文中“知马官阴章儿”，又见于杏雨书屋藏羽35号文书。据该卷记载，丙申年（965）四至八月，归义军知马官阴章儿先后7次上状，向节度使汇报仆射宅、王粪堆、泊再定、群上、槽上“大马壹匹病死，皮付内库”之事，[56]使主审核后，做出了“为凭”的判署。

有关羊只死亡后羊皮的处理，P.2985V《己卯年（979）牧羊人王阿朵状及判凭》载：

1.牧羊人王阿朵

2.伏以今月十五日纳自死母羊两口，羊羯壹口，白母羊壹口，儿落悉

3.死壹口，皮付白押衙，未蒙 判凭，伏请 处分。

4.己卯年四月十五日牧羊人王阿朵。

5.为凭，十五日。（印）[57]

我们看到，王阿朵上状及使主的判凭都在四月十五日，体现出曹氏归义军（曹延禄）在财务钩稽与审核中较高的办公效率。三天后，王阿朵再次上状，“伏以今月十八日纳自死古母羊壹口，皮付白祐庆，伏请处分”。[58]显然，前次状文提到的“白押衙”，就是本状中掌管羊皮的白祐庆。比照S.6998C《押衙知羊司田某状及判凭》[59]的某些细节，可知白祐庆以押衙之职兼知羊司事务，是曹氏归义军管理牧羊业的官员。

以上有关骆驼、马匹、羊只的牒状及判文，不约而同地传输出这样的信息：曹氏归义军时期，“群上”、“槽上”牲畜如有死亡，那么饲养者或领养者应将皮肉剥离带回，交付“内库”或有关官员（如张弘定），作为核实、检验牲畜死亡的凭据。这种“皮付内库”的规定并非归义军首创，溯其源流其实由来已久，至少在阿斯塔那九区6号墓所出《唐总章二年（669）至咸亨元年（670）西州长行坊死马价及皮价帐》中有类似的痕迹：

6.一匹留敦二月十七日从伊州不收，剥皮将来，纳库讫。

7.□匹留敦二月廿四日在槽死，肉卖于质子文，得钱贰文，送司仓。皮纳□□。

8.□□□敦三月一日从伊州使回碛内死，肉弃不收，剥皮将来，纳库讫。[60]

可见，在西州长行坊中，那些用于迎送使节来往的长行马，因常年奔波劳累，故中途损耗死亡的事常有发生。一旦乘马死亡，有关人员须将皮肉剥离出来，并将马肉就近出售，所得之钱交于司仓，而马皮则带回纳入库中。这里“司仓”，一名司仓参军事，为仓曹官员，唐代京兆、太原、河南三府、都护府及天下诸州均有设置，“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田园、市肆之事”，[61]长行马既然为驿传交通、运输提供畜力，自然属于官方重要物资，因而驿传马匹死后，其皮肉理应回收充公。只是由于远途返回，马肉易于腐烂变质，故弃之不收，而仅将毛皮带回入库。甚至有时驿马死后，“皮肉弃不收，剥印将来，检明毁讫”，[62]可能由于皮肉毁坏严重，无法完整剥离，只能将钤有长行坊标识的烙印切割下来，交回有司以备核查。《唐神龙元年（705）天山县录申上西州兵曹为长行马在路致死事》第11～18行云：

银山镇状，得马子令狐弘宝辞称：从州逐上件马送使（人）往焉耆，今回至此镇西卅里头，前件马遂即急黄致死，既是官马，不敢缄默，请检验处分者。付健儿主帅董节就检，不有他故以不状言者，准判就检，马急黄致死有实，又无他故，远（人）葙腿上“长行”字印者，马既致死不虚，其宍（肉）任自出卖得直。言者今得马子令狐弘宝状称，其马在镇西卅里头死，碛内无（人）可卖，只能剥皮将来，其宍（肉）不能胜致，遂即弃掷，今将皮到者，准状牒马子任为公验者，仍勒马子自将皮往州里验者，今以状申。[63]

有关长行马伤病、死亡的处理，王冀青曾有专文讨论。他指出，长行马的死亡大都是出使返回时劳累所致，死时若有乘骑，则由使人写出公验以证明。若无乘使，则由负责领送的马子就近向当地所属的军政机构报告，陈述马匹死亡的时间、地点及原因，要求当局派人核实后写成公验。[64]本件状文中，令狐弘宝作为马夫（马子），详细汇报了“前件马”死亡的原因及处理方式。经健儿主帅检核后，证实马子所言不虚，长行马确是“急黄致死”。这匹马死后，其肉原本就近出售，但因“碛内无人可卖”，加之远途中马肉“不能胜致”，[65]无法运送，不得已抛弃野外，唯有将马皮剥离带回，交付州库，作为有司复核和检验的凭据。《唐六典·诸牧监》载：“凡马、牛皮、脯及筋、角之属，皆纳于有司。”[66]按照唐代牧监制度的规定，马皮、牛角等牲畜附属产品皆为官方重要物资，依例都要收缴国家，因而长行坊“剥皮将来，纳库讫”的做法，正好契合了唐代牧监制下畜牧管理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来说，10世纪后期，归义军有关驼、马、牛、羊的牒状及判凭，具有佐证牲畜死亡的“公验”作用。其中“皮付内库”的规定，正是归义军因袭唐代畜牧管理举措的生动反映。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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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件文书，《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0223号题为“群牧册”（乙未年十月，有官印）。参见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第318页。

[2] 〔日〕池田温：《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柳存仁等编《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第29～56页。

[3] 乜小红：《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中华书局，2006，第59～64页。

[4] 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はまや印刷株式会社，2009，第233～235页。

[5] “伍”，池田温补作“拾伍”，据下文“白羊大小共计肆拾柒口”推算，当以“伍”为是。

[6] “二”，池田温补作“贰”。

[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第37页。

[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第590页。

[9] 归义军时期，畜群每年核算，并无明确记载，但可从吐蕃时期“点算”羊群的牒文中得到说明。如S.542背所记，沙州诸寺（如莲台寺、普光寺、灵修寺）在丑年十二月进行羊只的“点算”活动，从牒文“限寅年纳”、“限寅年算日纳”、“限寅年算羊时陪”的强调来看，当时每年都要定期进行羊只数量的清点和核算。

[1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76页。

[1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75页。

[12]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第1087页。

[13] S.6998A的年代，荣新江推断“在十世纪后半叶”。池田温指出：“考虑到乙未籍减半畜数之大势，S.6998A籍大概在丙辰、乙未两籍之中间。”根据荣新江的提示，S.6998A中“驼官马善昌”见于P.2737癸巳年（993）状，杨住成、王阿朵见于P.2484戊辰年（968）籍，后者又见于P.2761己卯年（979）状。可以补充的是，“驼官李粉堆”又见于羽34乙未年（995）籍，而与S.6998A黏连的S.6998B为《乙未年（995）十二月至丙申年（996）二月知马官阴章儿请判凭状》。综合这些信息，可以将S.6998A的年代定于戊辰年（968）至乙未年（995）间。参见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第60页；〔日〕池田温《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第51页。

[14] 〔日〕池田温：《李盛铎旧藏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第50页。

[1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90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2卷，第38页；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第61页。

[1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601页。其中的图片为鸟形押。

[18] 内贰匹在再德，一匹在都头张曹午，壹匹在紫

[19] 亭杨水官

[20] 在与延都头

[21] 在放狗安阿朵

[2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68页。其中第7～8行“知驼官氾丑儿群欠大骒驼壹头，三岁骒驼壹头；邓富通群欠大驼壹头”，原卷已涂去以示删除。但联系上下文意审读，该句仍有“算会”意义，故此处补录之。

[23] 《唐六典》卷一七《诸牧监》，中华书局，1992，第486页。

[24]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文物出版社，1983，第105页。

[25]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第192～194页。

[26]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文物出版社，1987，第59页。

[27]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第91页。

[28]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第416页。

[29]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文物出版社，1990，第33页。

[30]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第35页。

[31]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第48～50页。

[32]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文物出版社，1986，第8页。

[33]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389页。

[34] 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36页。

[35] 〔法〕谢和耐：《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郑炳林主编《法国敦煌学精粹》，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第137～143页。

[36]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303页。

[37]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309页。

[38]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312页。

[39]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第456页。

[40]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文物出版社，1991，第241页。

[41]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第289～290页。

[42] 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第82～83页。

[43]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314页。

[44]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66页。

[45] 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70页。

[46] 按“”，同“羖”，唐颜元孙《干禄字书·上声》：“羖，上通下正。”可知“”为“羖”之异体。《说文·羊部》：“羖，夏羊牡曰羖。”朱骏声通训定声：“夏羊，黑羊。”表明“羖”指黑色公羊。《尔雅·释畜》：“牝羖。”郭璞注：“今人便以牂羖为白黑羊名。”故知“羖”又泛指黑色羊。高启安认为，敦煌文献中的“白羊”指绵羊，白色为多。而“羖羊”则指家山羊，多为黑色。参见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中册，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第3128页；高启安《敦煌文献中羊的称谓研究——以“羖羊”为中心》，波波娃、刘屹主编《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研究的视角与问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2012，第60～65页；高启安《羖羊及敦煌羊只饲牧方式论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4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第368页。

[48] S.542V《丑年（809或821）十二月大乘寺寺卿点算见在及欠羊牒》云：“丑年十二月于报恩寺众堂点算见在及欠羊总九十五口。一十七口欠，合寅年点羊所纳，见在羊总八十七口。”这表明沙州寺院在“点算”牧羊时对“见在羊”和“欠羊”都要一并统计。显然，对“欠羊”的清点与调查是寺院“算会”羊群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74页。

[49] 高启安：《羖羊及敦煌羊只饲牧方式论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关于“叱般”，常见于吐蕃时期寺院算羊牒中。如S.542V《大乘寺算羊牒》“羖叱般叁口”、《灵修寺算羊牒》“羖母叱般贰口”、《普光寺算羊牒》“羖叱般一口”、《金光明寺算羊牒》“白羯叱般壹口”、“羖羯叱般叁口”、“羖母叱般贰口”等。

[5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601页。其中的图片为鸟形押。

[5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601页。

[52] 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第238～239页。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2卷，第39页。

[54] 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第239页。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2卷，第38页；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第61页。

[56] 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编集《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第236～237页。

[5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600页。

[5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600页。

[59] S.6998C存残片四，第三片存“押衙知羊司田”、“伏以今月”、“判凭，伏”、“为”等文字，第四片存“付司矜放，都头张环（？）八日（印）”。综合这些信息，可将第三片定为《押衙知羊司田某状及判凭》。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2卷，第39页；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第62页。

[60]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370页。

[61] 《唐六典》卷三○《上州中州下州官吏》，第748页。

[62]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373页。

[63]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357页。“”即“人”，武周新字。

[64] 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

[65] “不能胜致”，似指不能运送到达。《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征行身死不送还乡》：“即卒官，家无手力不能胜致者，仰部送还乡，违而不送者亦杖一百。”疏议曰：“官人在任，以理身死，家道既贫，先无手力，不能自相运致以还故乡者，卒官之所部送还乡。”按照“疏议”的理解，“不能胜致”即指“不能自相运致”。《通典》卷八《食货八》：“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可知“运致”即运输、运送。由此来看，“不能胜致”盖指不能运输送达。参见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第1829页；杜佑撰《通典》，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180页。

[66] 《唐六典》卷一七《诸牧监》，第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