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王立胜

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100周年诞辰。两位先生都是我国经济史学界的大家，同时也是经济所的老前辈。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选这个主题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如何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规定性；第二，如何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第三，有一个想法，就是政治经济学界，应该和经济史学界协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先讲第一个想法。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条件。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产生往往是其时代精神的凝结，同时又在它的时代产生巨大的思想影响。政治经济学是理论的一般性和历史的特殊性两者的结合。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出现的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定有“其出现的世纪”。正是“其出现的世纪”赋予它不同于其他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的经济史研究，都是把理论的一般性与历史的特殊性进行有机结合的典范。譬如，汪敬虞先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来，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大量的历史证据都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马恩笔下的典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

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近代以来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马恩等经典作家预想中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必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爆发，而是可以在单个落后国家率先发生，而后波及其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的。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交织进行的，这也与马恩所预言的革命顺序有所不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谱系中的特殊类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从经济史角度进行定位，就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规定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个问题，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一个论断：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都必须建立在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基础上。

总书记有一段话，这段话原来没有公开发表，在最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里边，他在第十页有一段话说，“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总书记提出的这个新的论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他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话。他说：“邓小平讲：‘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表现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生产力的分析和解释，片面地倚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尽管两位老先生并未进行直接的探讨，但他们在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汪敬虞先生主张，首先要从生产力的变革方面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新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力的自然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也是引进了封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正是这样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道路。吴承明先生所著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自始至终都是要求注重生产力和流通，并要求凡是能计量的尽可能做一些定量的分析，他全书制作了487张统计图表，这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中是罕见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样是推动生产关系演进的最主要的力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最重要的历史尺度就是发展生产力。

另外，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两位先生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互动出发，来解释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汪敬虞先生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他认为，外国资本主义既是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促进者，又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者，他用了“放脚”和“铐手”这样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近代史的经验提示我们，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解决生产目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问题。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目的必然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丧失了这个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满足人民需要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根本的着眼点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处理好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这个关系问题。

第三个问题，政治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应该协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刚才所长也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1995年吴承明先生在《经济研究》发表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一文，这一篇文章后来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这篇文章当中，吴先生提出一个十分鲜明的观点，就是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这就表示了这样的观点，就是我们今天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应该扎根于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当中，所以经济学和经济史是不能分开的，经济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过往的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提出了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里所指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我的理解是，不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系统化，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更为广泛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在这个庞大的学术体系中，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必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党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也非常善于总结历史经验，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提炼理论认识，比如说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就是一个从不断发展的经济现实进行理论提炼的过程，也就是对经济现实的研究，同时也是对经济史的研究。从十五大、十六大，到十七大、十八大，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述就说明了这样一个过程。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一个论断，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高度的凝练。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在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历程和经济史发展历史的问题上，特别要注意不要把前30年和后30年割裂开来，这是要以史为鉴，辩证地看待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些成绩和方式的挫折，把这些历史经验吸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这个建构工作当中来。所以开展这项工作就需要经济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打造一个体现中国历史、彰显中国风格、包含中国智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可喜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逐渐地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包括顾海良教授提出的“一学两史”的问题，包括武力教授一直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历史为基础”的观点。最近这种看法越来越得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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