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频繁的战争及严重的自然灾害

1840年开端的近代中国史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仿佛是沧海一粟，但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如果把这100多年称作“动荡的百年”，那么38年的民国史是此“动荡百年”中动荡最为剧烈的时期，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一书概括的那样：“民国这些年的特征，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外敌的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领域，则是变革和发展。”

一 纷扰战事无宁日，苍生苦难何以堪

1912年，共和肇造，当国人翘首企盼新政权将带来安宁祥和的生活时，历史却和国人开了个玩笑。1916年，袁世凯的死亡使军阀势力集团失去了领导核心，北洋军阀内部长期聚集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在帝国主义各国的收买和互相争夺下，各军阀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利纷争，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战争频发的历史时期，内战、革命和外敌入侵成为此后中国历史演进的主要特征。据不完全统计，“自1927年夏至1930年夏这短短三年中间，动员十万人以上之内战已多至近三十次”，这一时期中国北方每年战事波及的省份分别为：1927年14省，1928年16省，1929年14省，1930年10省。从1917年至1930年的14年间，大小军阀混战战事波及145个省次。其中1917～1924年间，战事波及省份年均达7省之多；1925～1930年间，战事波及省份年均增至14省左右。

规模浩大、次数之多的内战致使本已孱弱之中国日益衰弱，无数次硝烟滚滚的战火不仅吞噬了数以千万计国人之宝贵生命，而且也消耗了大量独裁统治者搜刮的民脂。就战争伤亡人数而言，据估计，民国时期在历次重大战争中造成的伤亡人数约为41026519人，其中因内战而伤亡的人数就达6026519人（详见表1-1）。连年的国内混战使财政窘困的民国政府成为“军奴”，纵观民国财政的变迁轨迹可知，其实质是以军费的逐年膨胀为主导的财政史。以1928年至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军费支出为例，1928年军费支出为2.1亿元，1934年军费支出已达3.88亿元，6年间军费增长了约85%。军事费用的过度透支使本已入不敷出的政府财政陷入困境，至1936年，中央政府的“预算开支已经超过收入的33%”。为满足军事开支的需要，民国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由图1-1可知，1928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军费支出总是有大量举借外债相伴随，而举借的外债“都用在以武力统一国家上面——在南京政府看来，这是头等大事”。仅1927～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就举借内债10亿余元，这一数字远高于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6亿多元内债，而这些借款大多数出于军事需要。在1927年至1936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军费开支逐年呈上升趋势，年均军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45.8%，最高年份达88%。而在同一时期，省和省下一级政府的开支中军费也占主要地位，“军费开支可能高达整个政府开支的4/5”。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繁重的债务压力，使民国政府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已所剩无几（见表1-2），而用于福利支出的费用就更微乎其微。就北平而言，因受连年军阀盘踞及战争影响，“北平多年处于军阀铁蹄之下，重征暴敛，予取予求，剥民脂膏，以偿欲壑，贫民负担过重，生计日蹙，……失业贫困日盛”。

图1-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费开支及借款情况（1928～1937年）

资料来源：依据1928～1937年南京政府收支报告统计资料绘制而成；引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杨品泉等译，第105～106页。

表1-1 1912～1949年历次重大战争伤亡人数（估计）统计

资料来源：序号1、2、5：〔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131页。序号3：甲子江苏赈务处编《赈务要变》，第1页。序号4：民国政府赈务处《各省灾情概况》, 1929年编印，第17页。序号6、7：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第249页。序号8：张肖梅编《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下册，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印行，第24页。序号9: 《江西年鉴》（1937年），第二十九章；转引自〔美〕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47页。序号10、12：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第250页。序号11: 1997年最新估计数字，转引自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80～81页。

表1-2 1913～1937年民国政府财政支出情况略览

资料来源：A为1913年、1914年、1916年、1919年和1925年的数据；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3页。B为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33，第60～61页；转引自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337页。

民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在狂暴地践踏生命、消耗民脂民膏的同时，也为贫穷、难民、土匪、自杀、犯罪等社会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张恨水以文学的笔触形象生动地揭露了灾荒情境下兵匪危害百姓的行为：“平民司令把头抬，要救苍生口号哀；只是兵多还要饷，卖儿钱也送些来。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兵去匪来屠不尽，一城老妇剩三人！”战争吞噬了用以改善民众福祉的钱财，战争破坏了生态环境及社会的稳定，战争引发了民国社会的动荡，战争使民国社会陷入困苦。

二 天灾国难家破镜，灾民流亡齐悲哀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及气候类型复杂多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曾被西方学者称为“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灾害学认为，灾害是“由于自然变异、人为因素或自然变异与人为因素相结合的原因所引发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破坏损失的现象或过程”。灾害的背后隐伏着人类活动的踪影。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以及种种强加于百姓的有增无减的差役负担，成为灾害孕育、迸发、蔓延乃至加剧的最大的“人祸”。《东方杂志》以其敏锐的眼光洞悉到民国灾荒频发的最大原因：“近年来军阀混战，匪患不除，以致人民元气大丧。”正是这些“人祸”，使生活在民国时代的人们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而言，遭受的“是愈来愈密集的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在民国短暂的38年中，遭受重大灾害的次数以及遭灾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元、明、清三代，甚至高于三代之总和。

在民国38年的岁月中，1928年至1937年、1942年至1948年是民国时期受灾最为严重的两个阶段，其中，1928年至1937年是民国时期灾害最严重、受灾人数及遭灾县数最多的历史时期（图1-2、图1-3）。据《中国救荒史》记载，仅1933年8月，黄河决口，被灾人数达3642514人，死亡达18293人，房屋倒塌1685369间，淹没田亩12742647亩，牲畜伤害63639头，损失达232214648元。绥远、山西、河北、河南、湖南等省影响颇巨。河北省各河堤决口，淹没数十村庄，农田4万余顷；黄河上游堤溃，溺死2000人以上。河南滑县尤重，被灾面积达5000余方里，灾民30余万人，淹没房屋45万间，死亡不计其数，财产损失3000余万元。同年，豫、皖、冀、浙、湘、陕、晋、苏、鲁9省遭遇蝗灾，被害面积6863033亩，损失14779215元；陕、豫、晋、甘等省遭冰雹风霜，被灾达100多县；晋省太原附近冰雹大如卵，毁损农作物非常严重。1933年是一个平凡的癸酉年，这一年的灾情在历史学者的视野中只是1928年至1937年诸多灾害中极为普通的灾害之一而已，它并未像“万里赤地：1928至193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八省陆沉：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那样“荣登”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的行列。由此，我们可以洞察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灾害的严重程度。

图1-2 1912～1948年间灾民总数阶段变动

资料来源：此图表依据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4页的有关统计数字绘制而成。

图1-3 1912～1948年间受灾县数统计

资料来源：此图表依据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附录第371～383页的有关统计数字绘制而成。

如果从区域视角来考察民国时期的受灾状况，那么华北地区是受灾次数最多、受灾程度较为严重的区域。据统计，1912～1948年间，全国遭受水灾的县数达7408个，其中华北地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4省遭受水灾县数为2250个，约占受灾总县数的30%；旱灾全国受灾为3935个县，4省受灾为1993个县，约占受灾总县数的50%；虫灾全国受灾为1719个县，4省遭灾757个县，约占受灾总县数的44%；雹灾全国受灾为1032个县，4省受灾为390个县，约占受灾总县数的38%。北平作为华北的重镇，地处华北平原西北部，三面环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大清河、蓟运河五大水系自西北向东南流过，汇集成北京小平原。由于北平较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置身于华北地区这一大环境，所以民国时期北平如同华北其他省份一样，也遭受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如1929年8月，受永定河洪水暴涨的影响，北平遭受了严重的洪灾，其中宛平、良乡、涿州受灾最为严重，灾民达数十万人。北平西郊、南郊一大区域“俨同内海，数百村浸在水中，难民数以万计，淹毙当在不少”。又据1932年6月4日《申报》报道：“华北久不降雨，北平亦感缺水之苦，井水多涸。即水公司亦仅能于晨间间断供给，清晨之后则全然无水。北平四乡与华北各处现亦同苦缺水。”

多样性、频发性、群发性、广泛性是民国时期灾害的四大特性。肆虐的灾害洪流如同幽灵般缠绕着民众的生活，“大灾巨馑”“饥民遍野”“凶岁奇荒”“饿殍塞途”成为灾后历史图景的真实再现，颠沛流离、漂泊他乡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对于那些不甘困守待毙的灾民来说，“走四方”只能是一种无奈的诉求与抉择。生活于其时的作家们，以文学的笔调书写其耳闻目睹的场景，描摹其所感所思，刻画了灾荒打击下灾民的生活情状。周启祥的《农村夜曲》描写了灾害侵袭下农民的生活态度及选择，“饥饿把年轻人从故乡赶走，随土匪或当炮灰都无所谓，人生可选择的道路并不多，就到处流浪混日子等死吧！失去了一切的信心和勇气”。李尹实以《流浪者的哀歌》倾诉了灾民在异域他乡的伤感情怀，“忘怀了，忘怀了我穷荒的故乡，眼帘下浮着渺茫；小径上刻满了我的足迹，夜风吻着我彷徨，流浪者的身旁啊！枯树上不少的寒鸦和我一同哀伤。”王兆瑞的《异乡》记录了遭受水灾的难民流落异乡的情景，“异乡的土地是光秃秃的，连仅有的树木也剥尽了皮”, “虽然男的、女的都有一双手，一双手可难满足个肚饥！”在文人的笔下，灾民流浪者真实的生活场景和漂泊异乡的伤感情怀栩栩如生地浮现于读者的脑海中，同时灾民们的流浪情状也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在黑暗政治和无情灾荒双重荼毒下人民群众所过的人间地狱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