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2018年宏观政策选择

2017年前3个季度形成了经济增长“L”形平台上的短周期上升，但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4季度和2018年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2018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新时代的开端，应抓住时机，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突出稳中有为。进一步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方法，着重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在保证国内需求基本平稳的前提下，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化解经济中潜藏的风险，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经济稳中向好的局面。

第一，精准平衡防风险与稳增长的关系。

在看到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诸多压力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增速在国际上仍然是比较高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必须要把握好经济增长与债务增长的平衡，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首先，把防范大规模失业风险作为经济增长的底线，实事求是地评估经济增长的需要与可能，提高社会政策托底能力，适度调低经济增长预期。其次，把防范债务危机作为债务增长的底线，同时加大政府债务“开正门”的力度，使地方政府隐性负债显性化，提高债务透明度，降低债务成本，增强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最后，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注意货币政策调控的灵活性。政策上，财政扩张的空间受债务约束，货币政策回归中性，金融去杠杆的力度受房地产价格和投资稳增长的目标限制，需要在边际上微调，精准平衡去杠杆和稳增长两大目标，促进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财政政策可以更好地体现结构性政策的作用。（1）保持适度赤字规模和财政赤字率。（2）依据五大发展理念和经济转型的目标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支持民生、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突出补短板的作用。（3）分类处理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置换，比如对于定位在收益性较低、公益性较高的领域且由政府百分之百出资的平台，可以依靠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或者政策性银行贷款融资，也可以通过剥离清算等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对于从事收益性较高、公益性较低项目的平台，可以先转变为项目实体再改成股份制公司，也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完成项目的市场化。（4）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要对各年龄段的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进行投资。更好的教育、培训和再培训既可帮助劳动力市场根据长期经济转型进行调整（不只是贸易部门，应是所有领域），又能提高生产率。投资人力资本有助于增加劳动力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1）突出金融去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与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保持利率位于适度水平，提供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同时通过结构性的信贷政策防止流动性过多产生资产泡沫，积极应对美国加息的影响，加强资本管制，同时密切关注PPI上涨对CPI的影响。（2）结构性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适当调整人民币汇率目标。（4）美国经济好转之后可能进入缩表，需警惕缩表预期对金融市场的干扰，防范资本流出压力。（5）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监管的长效机制，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化解经济潜在风险，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第二，促进房地产的平稳发展，避免过快发展带来的价格和结构风险。

政策过于宽松导致的房地产市场爆发式发展，除了将促使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使价格趋于泡沫化，从而增加泡沫破灭风险外，还使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有资金无法匹配资产，负债经营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同时缺少资金的项目型开发企业也会混入市场，使房地产部门的杠杆率升高。同时，房地产市场的过快发展也会使房地产关联行业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产生盲目乐观预期，刺激其通过举债来扩大生产或者投资，从而促使其杠杆率不断攀升。房地产市场的过快发展导致价格上涨，也会诱使更多的家庭加入投资投机行列，部分家庭的杠杆率也会变得畸高。在城镇化后期，房地产泡沫推升的高杠杆率将无法通过后续的发展方式来减轻或化解，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更需强调平稳发展的理念。

第三，坚持以效率为基准去产能和去杠杆。

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前，我国去产能政策更多以数量为目标，对完成既定的去产能规模较为看重。这样能够让政策快速突破阻力，打开局面，有其合理性。但在去产能政策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相关行业景气状况已经大幅改善的当下，政策有必要更多兼顾价格指标，对价格做区间调控，规避价格的暴涨暴跌，以平衡上、下游行业的利益，避免上游价格的过度上涨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去产能、去杠杆政策虽不可避免地带有行政性色彩，但也需要尽量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决策者需要重视价格信号反映的市场供求状况，并对政策做相应的调整，这样方能将短期去产能与长期促市场化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第四，深化国企混改，推动国企民企共同“做强做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但是全面理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切勿片面强调“做大”。如果国企一味做大，国企低效和产能过剩问题将会持续且不断加重。市场化是国企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必须在抵制私有化的前提下做到市场化，也即在保持国企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尽可能引入民间资本。这可以表现为：国资在行业层面居主导地位，占据行业的大多数市场份额，或者掌控行业的关键链条，允许民资进入行业或其部分链条；国资在企业层面占据主导，国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允许民资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

第五，继续推动“四大战略”，加大力度推进经济结构升级。

当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运行处于“L”形的新平台，要激发经济增长力，需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四大战略”，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湾区发展”为抓手，从根本上破除区域性差异的约束，从全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布局的高度，采取有效措施协助这些地区淘汰落后产能、破除发展瓶颈、建立充满活力的市场机制、增强政府服务功能，实现经济区域和产业结构的跃迁升级。

第六，理智对待美国“301”调查。

总体而言，“301”条款并不会引发中美大战，也不会造成毁灭性后果。“301”调查以维护美国国际市场利益为宗旨，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国际贸易准则，调查的威力不在于条款本身，而在于它所带来的报复性和制裁后果。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冷静看待，充分准备。首先，2010年，美国曾经对中国的新能源发起过“301”调查，因为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甚至在一些方面赶超美国，为转移国内矛盾，美国针对我国的各种贸易制裁花招必然越来越多。其次，“301”条款还是以谈判和博弈为主，以达成双方都较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中国台湾不同，当前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经济、政治关系等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面，制裁中国对美国没有好处。再次，中国作为崛起中的负责任大国，确实需要完善自身法律建设，补短板。当前，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中国市场和企业的迫切需求，可以顺势而为，将之与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有机结合；对于许多行业的产业补贴问题，也急需规范和立法，端正市场化方向，避免触犯WTO等协定的红线。最后，不要心存幻想，中国应做好充分准备，借鉴美国经验，介入国际规范的建立，在遵守WTO各类法律文件的同时，加强对相关条款和体制的研究，加大专门人才的培养，积极利用现有国际机构和法规服务，为将来取得国际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以及实现多种权力的相互转换和支撑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