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落后的现状主要是制度缺陷所造成

认真分析和思考我国农业发展缓缓慢的原因，不难发现，制度缺陷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1．产权不到位。产权能影响财富的创造，这是经济学的一般常识。亚当·斯密在《佃富论》中就提出过土地是财富之母的道理。对农民来讲，土地财产权是产权的具体内容，所以农民特别看重这一点。我国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土地改革曾经把土地财产权还给农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然而还没等这种土地财产权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为“一大二公”那套大的做法所严重挫伤。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里，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农村创造的家庭经营制度替代了大一统的集体经济，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带来了农村经济效率的增长。但是，由于土地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这种缺乏所有权支撑的家庭经营制度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根据现行有关法律，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个体承包经营，国家拥有对集体土地的最终使用权和征用权。这就使农民不愿意长期投资，因为投资越大，提留费越高。以湖北某地农民为例，辛辛苦苦投资种梨树，每亩上交提留400元，种一般作物只需交200元，所以农民不得不将好端端的果树砍了。这样，就必然导致土地规模经营的潜力不能利用，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2．行政权膨胀。行政权能寻租，这是近年来理论界一直关注的热点之一。我国农村管理运行机制以村民委员会为基础，从法律角度上看，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与乡、镇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只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从事实上看，他们仍然是上下级关系，其基本职能用贫困地区一些农民很难听的话说就是“要粮要钱要命”，其他的事根本不管。这很容易导致农民和村、乡干部隔阂加深，干群矛盾突出，特别是村组织处境尴尬。由于许多干部往往更趋向于自谋其利，成为既敷衍国家也脱离群众的特殊群体。有人算过一笔账，乡、镇以下每个干部一年的工资、费用不少于20000元，是大约100亩农田的负担或粮价每百斤50元时，农民种400亩地的纯收入[2]。正因为当干部可以拿到工资和其他好处，所以只要有一点关系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会挤上这座拥挤的平台寻租，从而使农民负担越来越重。

3．政策失灵。政策是党的生命。政策可以使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富裕，也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中国，市场失灵的真正原因还是政策和权力的偏向所造成的。以价格为例，棉花国内市场价格自1999年以来，多次发生重大变化和波动，棉花的收购价在1999年一下子从每担650元降低到380元，2000年又回涨到500多元，现在又降低到380元。按理说，降价和涨价由市场决定才是正常的。当然，必要时政府也可以进行调控。但是为什么农业产品的价格有人决定涨，又有人决定降，而其他一些行业的价格只有人决定涨，而无人决定降？例如，2000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所有公路的过路费、汽车客运费甚至有些城市的公汽费都涨了许多。石油价格下降后，这些连带上涨的价格却始终没有降下来。何况其他行业的价格上涨对农业成本上升有很大影响，如果一方面农业成本在上升，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又要下降，这中间农民的损失又由谁管过呢？无人负责当然就会严重伤害农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