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理论误区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起源

新自由主义又称为市场原理主义，作为一种指导经济政策的思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市场功能是万能的，主张只有依靠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益，进而实现社会的活性化。因此，相对于凯恩斯主义的依靠政府调节经济来稳定市场，新自由主义主张尽可能地阻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应当把对资本的蓄积有约束力的所有规制都逐步放松、废除。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模式，无论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模式，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还是日本的官僚民主主义模式，其政策的宗旨都是实现完全雇佣、促进经济成长，以及建立市民的福祉社会。政府采用对富裕层征收较高税率的累进所得税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平衡所得分配的差异，尽可能的维持经济稳定，维持社会大众的购买能力。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普及，是由于西方国家之前经历过经济危机后的大量失业和经济恐慌，而依靠政府创造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是摆脱经济恐慌的唯一出路。凯恩斯主义被广泛接受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率较高，力量强大，大量解雇并不容易进行。

然而，70年代后期，由于长期实施凯恩斯财政政策，英、美两国长期财政赤字，制约了经济发展。为了扭转经济困境，两国几乎同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改革打着的旗号便是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日本在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后，也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政策改革。各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各有侧重，共通的举措包括放松政府规制，民营化，对企业减税，削减社会福祉等。

二、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最早应用于实践是在70年代后期。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经济困境，率先打出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当时，一方面深陷财政危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急于把“大政府”变成“小政府”，全力推行公有部门的民营化，缓和各方面的行政规制；另一方面，国际化的垄断资本为了争取最大限度地获取垄断利润的“自由”，通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推动了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在经济政策中最早明确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是1979年开始的英国保守党的撒切尔政权。撒切尔政权攻击雇佣保障和福祉重视的经济政策，提倡“小政府”，其主要经济政策包括：①通过把国有企业卖给民间企业（所谓民营化）来增加临时财政收入；②把行业组织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工会转变为企业内部工会，大大削弱了工会和资方对抗的力量；③鼓励资本自由流动，通过放松金融规制吸引海外资本的流入等。在该政权执政的十几年间，通过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使得财政收入增加了370亿英镑。资本自由化促使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和服务产业的企业大量流入，伦敦再一次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国内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大幅度增加。民营化企业的经营者收益从1979年到1988年增加了近四倍，一般民间企业经营者收益也增加了1.9倍，而与之相反，劳动者的实质工资水平下降了27%。因此，撒切尔政权的改革，在受到了企业经营者和投资家们的热烈追捧的同时，引起了劳动者的强烈不满。

受到英国政策改革的影响，美国共和党里根政权自1980年上台以来，也大力推行和英国类似的经济改革，其主要经济政策包括：①对企业法人减税；②大力促进通信业、航空业以及金融业等行业的放松规制；③以鼓励其工作的方式减少最贫困层的生活保护预算；④实施“金融制度改革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金融自由化，解除了对银行和证券业的业务范围的规制。这场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一方面由于减税和军事扩张的同时进行，使得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为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高利率政策使得海外资金大量流入，致使美元持续升值，美元升值带来的国际贸易经常性收支的赤字居高不下，其后果是造成了美国财政和经常性收支的“双赤字”局面。

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出后，其影响逐步在世界蔓延，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波及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在理念上强调保障个人的自由，而个人的自由要通过市场上的自由交易来实现，从这层意义上讲，对于追求民主自由的民众具有蛊惑性，因此新自由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及社会诸多方面都得以渗透。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深入展开，其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如增大了贫富悬殊，激化了社会矛盾等。

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误区

现代经济学笼统上可以分成两大类，新古典派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等）。两者最大的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机制安定与否的认识。新古典派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自身蕴含了可以达到一般均衡的调节机制，而社会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自身所蕴含的矛盾导致了市场经济的必然失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经济学都认为，社会中存在的任何问题，都应当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解决，所以主张极力排除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介入。然而，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新古典经济学在强调市场机制的效率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市场的失败”，并指出竞争市场发挥效率的前提条件。而新自由主义无视这些制约市场机制的前提条件，把市场机制简单化，其理论自身存在谬误。下面的分析，从对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基本主张的剖析入手，对照新古典经济学，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误区。

（一）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提出背景上来看，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也就是作为政府政策转换的口号来提出，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上讲并没有任何创新。其三个标志性口号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选择的自由、自己责任和自助”。

1．提高国际竞争力

从各国导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背景来看，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打击，再加上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造成的财政压力，各国经济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停滞。与此同时，以IT技术革命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快速蔓延。跨国公司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环境规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据点，这就造成了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在就业问题上产生了一种竞争关系。此外，资本在国际移动的自由化，又促使各国采取能吸引资金回流的财政金融政策，这就对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运营产生了制约。国际资本的自由化，又进一步加剧了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这样一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就成了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各西方国家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指导方向。

2．提供选择的自由

提高国际竞争力就意味着要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新自由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处方就是放松规制，充分保障所谓“选择的自由”。以日本劳动市场改革为例，其政策主张中提到：随着日本社会的进步，人们倾向于选择多样化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因此，对劳动时间的限定，劳资双方交涉达成的雇佣条件等劳动规制，阻碍了人们选择劳动方式的自由。今后，废除法定劳动时间，推行雇佣形态多样化，以保证劳动者自由选择劳动时间和劳动方式，同时变工会和资方的团体交涉为劳动者个人和资方的个别交涉。这种听起来无比美好的自由的选择权，从改革的结果来看是带有很大的欺瞒性。雇佣形态的多样化导致了正规安定雇佣机会的减少，非正规不安定就业人员的大幅度增加，对劳动时间的约束的放弃，助长了企业社会内部长时间高强度劳动的蔓延。而相对于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恶劣化，企业经营方却大大获益。缩减了人工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能力。

3．自己责任和自助

新自由主义反对对市场的安定化和安全化所做的一切规制和保障，认为国家对市场参与的限制和规则阻碍了市场自律机制发挥效率，因而使得市场失去活力。这一主张表现在劳动制度改革上，劳动者从事待遇较低的非正规劳动，承受长时间高强度劳动的压力，都变成了“自己责任”，是自己选择的劳动方式。而表现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则认为福利费用的支付者和受益者之间存在“不公正”，靠国家的生活保护生活的人，就会产生依赖心理，进而失去“自励自助”的精神，丧失劳动欲望。因此主张削减社会福利费用，让享受社会福利的人们，如高龄者、单亲妈妈、残障人士尽可能地去工作。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误区

从以上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基本主张可以总结出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即通过放松规制，把“大政府”变成“小政府”，增加人们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抛弃一切保护弱小等道德因素的束缚，完全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运行机制，实现资源分配的效率最大化，进而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

新自由主义的这种竞争市场理论实际上是对新古典派经济学的曲解。乍一看上去，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提及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又称“看不见的手”同出一辙。这一理论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其中主要依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原则”，以及由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的决策，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销售决策。市场就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根据价格的自然变动，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这时的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各自的决策。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这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成立需要有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首先，市场参加者都是处于“对等”的地位。这种对等，表现在所有的市场参加者，都是在自主独立的前提下做出选择，并且对其他市场参加者的选择不能够施加任何影响。可是现实社会中，这种前提几乎是难以成立的。比如雇主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雇主在劳资交涉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对劳动者的选择施加影响，这种情况下竞争性市场机制就不会正常发挥效力。那么，为了让其发挥效力，就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以及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力量薄弱的劳动者群体的交涉能力，缩小劳资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从而使双方能够在比较对等的前提条件下参与市场，这样才能保障市场机制正常发挥效力。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中明显看出，新自由主义理论只是单纯片面地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完全忽视了其成立的前提条件。

竞争市场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前提，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的自由流动。因为只有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经济主体才能够根据市场价格及发展趋势，将自己所有的资源从收益减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高的部门，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资本、金融自由化、劳动的自由流动等都源自于这一理论前提。但是，新自由主义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各种生产要素移动时的自由度是不同的。通常，金融资本的自由度最大，而劳动力的自由度最小。全球化的推进促进了金融资本在国际的自由流动，而没有监控、没有秩序的资本自由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露出来。虽然劳动力的国际移动时有发生，但对于一国的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不会轻易跨越国门去寻求工作岗位。

生产要素间这种移动自由度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市场参加者之间力量对比的差距。资本的移动自由度高，为了获取高额收益在国际移动，资本流入地区会促进其经济的发展，流出地区则有可能面临经济的急速停滞。其结果，各国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不得不采取措施尽可能为跨国公司提供优惠，这就极有可能降低国内劳动者的劳动待遇和标准。对这种因生产要素移动自由度差别所产生的市场参入者之间的差距，劳动者地位的弱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完全没有提及，而是把这种事实存在的不平等和差距抽象化，把市场参入者之间地位和力量的区别单纯化，其理论体系中的市场参入者既是资本所有者，又是劳动者，依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时而作为劳动者，时而作为资本所有者采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竞争市场原理，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忽略掉了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必要前提条件，因而其理论体系严重脱离实际，其存在的价值更多的是被政策改革所利用，成为推动改革的标语口号。由于其理论体系的不完全性和片面性，导致以其为理论基础推行的经济政策改革措施容易被政府和企业资方所利用，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在下面的章节中，将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应用中的问题点做详细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