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流亡者”的政治与雷蒙·威廉斯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降，大众文化的勃兴及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力是当代中国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以市场经济为依托，流行音乐、影视剧、畅销读物、广告、粉丝文化、网络游戏、恶搞文化和时下的“快男超女”等，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面对这些全新的、日益繁荣并贴近民众生活的大众文化现象，及其在社会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影响力和渗透力，文化研究作为全新的学术领域和理论方式也应运而生，并已开始在中国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攻城略地”，场面蔚为壮观。然而，回溯中国的文化研究理论（尤其是在早期），不难发现，这些话语很大程度上是漂洋过海地从西方“进口”的舶来品。在20世纪末，随着各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等西方思潮的翻译和引进，文化研究也开始进入中国。北京、上海和南京的一些学者“得风气之先”，他们以《文艺报》《读书》《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和《文艺评论》等期刊为平台，积极引介各种文化理论思想。在他们的努力下，各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新话语蜂拥而入，开始为中国学人所熟悉并成为他们重要的话语资源和理论武器。对这一理论进程，戴锦华曾这样描述，“文化研究之于中国，仍可为其勾勒出一条西方理论的旅行线路：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再度发现）→美国（作为跨学科、准学科的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论，后殖民理论及其表意实践，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及其族裔研究、性别研究）→亚太地区的文化研究实践（中国）。”注1由于文化研究表现出的政治关切、参与热情和现世精神，很快就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在全国引发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成为中国学界一种重要的言说方式。发展至今日，目前中国的文化研究，可谓是“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到处开花”，注1a一时间在中国的高校中，各种关于文化研究的研究机构、期刊和学术网站层出不穷。
然而，在中国文化研究这“争先恐后”的洋为中用的繁华背后，仍然掩饰不住的是其理论上的青涩和逻辑上的混乱。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仓促引进而造成的文化研究理论在时间上的错位，大量理论的同时进入，导致中国学者在接受时无法正确地判断这些理论产生的时间性，误读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学者对文化研究理论的强行征用，无视各种知识和理论在地理上的局限性，不顾中国文化现实的异质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等多方面的因素，生搬硬套而造成的水土不服。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使用者对理论及概念缺乏准确的把握和理解，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极大的错位与变形，甚至违背了文化研究的精髓与灵魂。”注1b有了这早期的引进、消化和接受，现在重新反思文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必要性。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回顾文化研究的源头，把握其形成机制、成长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研究方法、政治意蕴和思考理路等，对了解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可借鉴性，实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并凭借其更好地把控、阐释和参与中国现实有着重要意义，本书的目的就是在这一方面做出探索性尝试，促进文化研究更好地本土化，为中国建设更为和谐的文化秩序和社会生态做出一定的贡献。
通常认为，文化研究肇始于英国。而在英国文化研究传统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则是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威廉斯的思想体系浩瀚博大，但不管就研究对象，还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威廉斯的学术著作都属于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这表现在几个不同的层面：通过继承和批判“利维斯主义”，威廉斯将大众文化纳入到学术研究领域，而通常在很多人看来，大众文化是低劣的，缺乏道德关怀、审美功能和社会担当精神；通过质疑当时流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传统，威廉斯恢复了文化的能动作用和实践品格，使得文化斗争成为革命事业之中的重要一维；通过对文化、大众传播和文学等“希望的资源”的发掘，威廉斯为左派事业注入了全新的时代感，从而重新点燃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他的种种努力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学术空间，这就是现今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理论旅行”的文化研究。当然这也许是无心插柳，对此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也曾强调说，尽管威廉斯很少使用“文化研究”这一概念，但就其学术成果而言，都是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注2总的来讲，对于这一学术空间的勘定、缔造和推进，威廉斯功不可没。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都或多或少是“威廉斯主义者”，正如凯瑟琳·盖勒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所说，“这一领域（文化研究）的缔造，应归功于威廉斯，他对其复杂性和危险的体察入微，无人能及。”注3罗曼·赫拉克（Roman Horak）和莫妮卡·赛迪（Monika Seidi）则直接将威廉斯视为文化研究的“创始祖师之一”注4。总之，就威廉斯在这一领域的奠基性地位和开创性贡献而言，尊其为英国文化研究的肇始者，并非徒托虚言。
文化研究的景象可谓是欣欣向荣，然而关于其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在谈到文化时，威廉斯曾直言说，“曾无数次，我真希望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该死的词。”注5其实，不仅文化如此，文化研究的概念同样难以界定。根据斯纳里和维特（J. D. Slary and L. A. Whitt）所言，“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是描述和阐释当代文化与社会实践，而且也以改变现存权力结构为目的”。注6这一定义从研究对象、实践品格及其宗旨三个方面，对文化研究进行了限定。在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看来，文化研究是“一种对当代文化的参与性（engaged）分析。参与性有三层不同的含义：首先，对于排斥、不公正和偏见，它（文化研究）并非持中立的立场，而通常是站在从社会结构中获益最少者的立场之上，这里‘参与’指的就是其政治性和批判性；其次，参与性还指它意在提升和倡导多种形式的文化体验：通过对文化形式本身及其社会基础进行分析，传达更为广泛的文化形式的乐趣；第三点指明了文化研究同其他形式的学术的真正差异，它始终将文化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将其客体化（objectifying）”。注7杜林的这一定义分别从立场、对象和方法三个角度，对文化研究进行定位。此外，关于文化研究，在全球享有盛誉的美国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则认为，“被称作文化研究的欲望，不应从理论上将其当作设立一个新的学科的平面图，而最好是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这一工程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历史联盟’”。注8这种“历史联盟”的建构，实际上也就是要对政治行动的主体进行召唤。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杨乃乔等也总结说，“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审美性的文学批评，而是重在完成其政治使命，即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注9这一定义将文化研究区别于文学批评，主要从文化研究的使命来对其进行界定。文化研究的定义还可以列举很多，虽然对文化研究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仔细揣摩这些概念，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观点都强调文化研究不仅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绝非纯粹和空洞的知识事件，它的出现和发展更多是一种对社会体制之中存在的压迫、剥削和不平等进行的回应，致力于揭秘和解构各种隐秘的不合理权力关系，并力图提出一套以社会变革为意图的行动方案和政治筹划，其最根本性的着眼点在于建设更为人性化、平等和和谐的社会形态，因此文化研究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意图。
这种种对文化研究政治相关性的强调，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实践同样为其提供了佐证。作为文化研究的“始祖”，威廉斯有着十分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立场，对这位学生时代就加入过共产党并一直活跃于左翼阵线的老师，他的学生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评论说，“（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使命感是如此深刻和毫不妥协，以至于有时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有人有什么别的信仰，威廉斯会觉得是多么不可思议。”注10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也认为，“威廉斯对今天的最大贡献不是教导我们如何历史地思考文化实践，也不是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微妙的文化唯物主义来接近政治，尽管这些成就举足轻重。他对今天最大的贡献在于：在一个普遍去道德化和对进步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不断边缘化的时代，当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应如何通过沉默的力量和严肃的反思，来阐释和继续这种先知般的职业。”注11这些评论，充分说明了威廉斯内心的坚守以及文化研究同左派政治间的关联。不难看出，正是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政治追求，使得威廉斯将文字作为“投枪和匕首”，激烈地批判保守的英国文学研究范式和教条马克思主义，并将文化作为“希望的资源”，作为政治干预、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当然，在论述文化研究历史时，法兰克福学派经常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资源、范式和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是这一学派早期在理论上的奠基人物。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和知识背景，以他们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判摒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主义思考路径，转而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维度，不断思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全新统治手段、革命主体消解以及反抗策略等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文化工业不仅消解了文化和艺术的颠覆性和异质性，也麻痹和消解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大众的主体意识、反思精神和反抗意志，因此他们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文化工业的强大力量源于它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结构性剥削这一本质，其生产出来的消费文化为资本主义逻辑所解构，是资本的合谋，它用认同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式来控制和操纵人们的精神、意识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为五光十色的幻象所迷惑，无法看到超越的维度，最终成为“单向度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人们在德波尔（Guy Debord）意义上的“景观”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意义上的“仿像”中徜徉，在消费的狂欢中迷醉，在占有机械复制品的狂喜之中，心甘情愿地接受大众文化及其所掩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操控。因此，以彻底否定的激进姿态，这些流落他乡者致力于揭示大众文化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欺骗性，这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重要议题。
不可否认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重大而深远，他们的洞见有着里程碑式的作用，但由于他们总体上所具有的精英和启蒙意识，他们对大众的失望以及对大众文化嗤之以鼻地示以轻蔑，最终使其理论在如何改造现实生活和如何找到突破口这些问题上显得甚为悲观，缺乏采取行动的信心的必然结果就是无法展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关于法兰克福学派中乌托邦前景的丧失，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评价道，“现在放弃意识形态批判就是犯罪，当然，没有丢掉的是批判的方法：分析的程序，赞成好的，反对坏的，谴责的需要，对现在所有事物的揭露。……但是不存在明确的希望，结果不是退入怀疑主义或犬儒主义，而是陷入了悲伤。”注12这一点相当精辟地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的问题，批判固然重要，但拆解之后的重新建构同样不容回避。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毫无疑问是深刻且有力度的，同时对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具备的意识形态和收编功能也有着深刻见解，但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现实面前，法兰克福学派在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悲观情绪，再加上其在反抗方式上表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导致的结果就是容易滋生出一种愤世嫉俗和失败主义的论调，远景的缺失使得人们只能是原地踏步。
和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威廉斯开创的文化研究路径则有着自身的独特魅力。威廉斯从未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在他看来，人的欲望、情感、意识、意志和判断力都是不可化简的，因此人总是具有能动性，是创造者和行动者。关于未来，威廉斯是乐观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从来都不是他的选择，并且威廉斯著述的字里行间始终洋溢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论及的文化工业具备强大的迷惑、收编和操控作用，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论及的革命行动主体的主体能动性，所有努力、行动或斗争也都会因这种悲观气息而黯然失色，然而在威廉斯看来，“没有任何生产模式，没有任何主导性社会或社会秩序，也没有任何主导性文化，能够真正穷尽全面的人类实践、人类能量和人类意图。”注13因此，在革命主体这一问题上，威廉斯并没有陷入怀旧主义，对于将来，威廉斯并没有堕入反理性或反科学主义，他的眼光始终是理性的，后工业社会既不是“弥赛亚”，也不是“恶托邦”，既无需对其一味称颂，顶礼膜拜，也无须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大加挞伐。温情的人道主义并非“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可以被轻易地抹除，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的坚持赋予他展望和探索将来的勇气。对于文化，他的态度也更为辩证，认为在媒体技术和信息存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如果能对占有、分配和运作形式进行改革的话，就可以促进参与性民主的实现。这种理性的眼光，使得威廉斯不只是一位批判者或破坏者，只破不立，他同样是一位建设者，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不仅勾勒社会主义的远景以导引实践，并在批评实践中开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思想空间，从而不断寻找、比较和论证通往这一远景的突破口、力量之源和理想途径。换言之，面对社会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结构，威廉斯不仅要进行“文化造反”；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为理想社会的实现探索可能的策略和途径。当然，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和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传统旨趣殊异，但在理论渊源上，由于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这两派之间仍然存在亲缘性。不管对英国文化研究传统，还是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而言，文化研究都是为更完美、更理想和更为和谐的社会和生活而斗争的政治筹划，而绝非一套纯粹的知识话语或学术时尚，在这里，这两种文化研究传统可以找到精神上的汇合点。
当下，在中国，一些学者给予了文化研究热情的拥抱，因为对于描绘、解释和参与中国当下的文化景观，这一新的学术范式的确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有力的理论武器。因此，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播散，有着切实的客观现实原因，正如中国学者冯宪光所说，“文化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兴起，并不是追捧西方学术时髦病症的重新复发，而是一种学术理性的选择。”注14但与此同时，由于文化研究的当下性、反精英主义立场、政治趣味、跨学科性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和既定体制的格格不入，这些特性使得文化研究在中国一开始就极具争议。近些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庸俗化，更是使得一些学者对文化研究侧目而视。因此，一方面是文化研究如火如荼，成为学界显学；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研究显露出的问题，让众多有责任感的学者忧心忡忡。文化研究已经沦落为又一种风行的学术时尚，由此而导致文化研究的“去政治化”或“政治贫血”就是这众多的“病症”之一。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学者陆建德曾指出，“文化研究在我国学界只是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关怀的层面上，它和‘后现代’之类的词语泡沫一样，是一个给人以方便和制高点的口号，一种‘与世界接轨’的动人姿态。”注15中国文化研究学者虽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一“诊断”仍然指出了中国文化研究存在的不少问题，笔者同样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热，有的只是“文化研究理论引介热”。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具有本土意识的文化研究的塑形，在初期这种理论的引介、移译和播散意义极为重大。注16但时至今日，这种倾向的确应引起足够重视，因为如果仍然仅仅停留在引介层面，而不是将其同描绘、阐释和改造中国本土文化生态和社会秩序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将不仅严重损害文化研究应有的批判精神，也将使其丧失应有的政治干预能力。正是这一原因，也正是在此关键时刻，尽管这个时代有太多紧要的理论、政治和文化问题召唤我们进行思考，重温威廉斯仍然显得重要、必要和紧迫。
二 威廉斯：威尔士的“流亡者”
集文学批评家、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作家、教育改革家、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媒体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威廉斯一生著述等身，艾伦·奥康纳（Alan O’Connor）为其开列的著述表接近40页。这些令人目眩的成就，以及他的学说在学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力，众多学者只能高山仰止；同时，其视野之开阔，作品涉及领域之众多，思想之深刻，也鲜有人能及。
关于威廉斯的盛誉，他昔日的战友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曾撰文说，“如果真有个‘新左派’的话，那么他（雷蒙·威廉斯）将是我们之中的最杰出者。”注17当代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也饱含敬意地说道，“到目前为止，出身于西方工人阶级的最杰出的思想家恐怕要算是一位英国佬，那就是雷蒙·威廉斯。”注18对威廉斯知根知底、他昔日的学生、如今也是叱咤学术疆场的风云人物伊格尔顿则始终将威廉斯视为一位父亲般的人物，在评价威廉斯的学术成就时，他说道，“20世纪英国唯一最具大师风范、最具原创性的文化思想家，非威廉斯莫属。”注19而学者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则直接将威廉斯称为“现代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化理论家”。注20除此外，詹姆逊、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萨伊德（Edward Said）等众多著名学者同样都不断向他致敬，在著述中援引、评介和推举他的观点。也许所有赞誉都可以归结为罗宾·布莱克布恩（Robin Blackburn）的一句话，那就是威廉斯是“英语世界中最权威、最坚定、也是最有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注21这些评论充满敬意而又满怀深情，从这些言语之中，不难看出威廉斯在学术领域的重要性以及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诋毁和赞誉总是孪生姊妹，事实上，对威廉斯的指责也从未间断，在他接受剑桥大学的教职并前往任职时，剑桥一位同事在《剑桥评论》（Cambridge Review）撰文，以揶揄的笔调将威廉斯描述为“英国的激进主义者、离经叛道的斯大林主义者、托洛茨基式的知识分子，校外教育学院、社区中心和某几所北方大学是这些人的大本营”。注22他的理论建构同样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安东尼·巴内特（Anthony Barnett）认为威廉斯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代表，指出经济主义（economism）将斗争化简到纯粹的生产领域，而威廉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策略与之共享着相同的逻辑。注23甚至他的学生伊格尔顿也曾反戈相击，将威廉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斥为民粹主义，认为他对普通民众的信任，认为他们也可以生成通往社会主义的意义，不过是“浪漫的民粹主义”。注24此外，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后”理论的兴起，威廉斯文化理论之中存在的一些“盲区”，以及他的理论阐述中存在的种种现代主义“残余”，更是让威廉斯显得有些“过时”、守旧和不合时宜。但不管如何，这就是威廉斯，声名卓著而又备受争议。
借用威廉斯自己曾阐发过的概念，也许可以更好地对他进行定位。在《长期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中，威廉斯区分了“流亡者”（exile）和“流浪者”（vagrant）：“流亡者”不同于“流浪者”，后者行踪不定，无所期冀，而前者坚守自己的信念、价值观和原则，企盼社会能够朝着理想的方向改变。作为威廉斯的“膜拜者”和“同路人”，萨伊德对“流亡”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萨伊德指出，跨越边界的“流亡者”无根无基，“处于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注25当别人主要局囿于“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一种环境、一个家园”时；“流亡者”在空间上流徙的经历赋予他们双重的甚至多重的观察事物的视角，这种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义上的“无根的或漂浮的状态”让他们能够超然物外，“俯视”的姿态和“复调”的意识让他们看到、感受和体会到别人看不到、感受和体会不到的事物。此外，遗留在身后的故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系统，从而开阔和丰富了他们的视界，让他们意识和洞察到同时存在的不同特质。换言之，比较性的眼光能够打破单一文化、思想和体验造成的隔阂，超越特定社会集团、群体或组织的单一和狭隘局限。正是通过比较而显露出来的差异，可以帮助“流亡者”跳脱本质主义的陈见，看到和明白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甚至被尊为神圣的事物背后的历史偶然性和前因后果，从而弃绝定见，形成新颖、超越且具有独创性的眼光。在此一意义上，萨伊德指出，作为一种人生际遇，“流亡”无疑是人生的不幸，但同样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颠沛流离的旅程在制造磨难、痛苦和不幸的同时，对距离的跨越，同样会赋予流落、迁徙和寄居他乡的人一定程度上的优越性。具体到威廉斯的一生，不管是就个人的现实人生经历而言，还是就他在精神皈依上的有意抉择而言，都可以将威廉斯理解为这样一位具有独特和深邃眼光的“流亡者”。
威廉斯出身社会底层，根据伊格尔顿的说法，他出生于“一个积极向上的、情感充沛的工人阶级家庭”，注26他的祖父是佃农，后被驱逐，成为铁路工。他的父亲哈里·威廉斯（Harry Williams）曾参加“一战”，作为一名政治激进分子，还参加过1920年的大罢工，并为工党做过很多工作。作为一位铁路信号员，威廉斯父亲的工资并不高，但有着工人阶级特有的勤奋、节俭和正直。在业余时间，威廉斯的父亲不仅种植一些瓜果蔬菜之类的农作物，勤劳的父亲甚至还学会了养蜜蜂，每年都可以收获不少蜂蜜，这些除了供自己家里人食用之外，多余的还可以拿来出售以便贴补家用。在《边陲小城》（Border Country）这部自传体小说中，威廉斯描述的那种半工半农的清贫家庭生活，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在1921年，威廉斯就降生于威尔士边陲小镇这样的一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家境清贫。自幼天资聪颖的威廉斯，在阿伯加维尼（Abergavenny）上中学期间就脱颖而出，终以奖学金生的身份踏入英国最高学府——剑桥大学修习文学。在读书期间，由于“二战”爆发，威廉斯不得不在1941年中断学业，应征入伍，后来成为第21反坦克炮兵团（The 21st Anti-Tank Regiment）的一名士兵。1945年10月，威廉斯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剑桥大学继续完成学业，最终以一篇关于易卜生的论文顺利毕业。毕业之后，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威廉斯并没有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而是受聘于牛津大学校外学习中心（Oxford University Delegacy for Extra-Mural Studies），从事成人教育，开始赚钱养家糊口。工作后，威廉斯始终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后几经辗转，最终在1961年回到剑桥大学任教，讲授文学课程，直至退休。
出生并成长于威尔士的边陲小镇，辗转到温文尔雅而又壁垒森严的剑桥大学这所英国精英学府，这不仅仅是地理的跨越，更是精神的跨越。时空的跨越，远离故土的“流亡”，以及生活方式上天差地别的反差，注定了威廉斯一生的“格格不入”：一方面，对故土恋恋不忘，威尔士、乡村、劳动、淳朴的乡风和工人阶级内部的互助精神等个人经历都被威廉斯栩栩如生地带入了自己的文字，带入了自己心仪、但同时又满心质疑的“伟大的传统”；另一方面，剑桥虽为学术重镇，但在这个“以你在‘高桌’（High Table）吃饭次数来评价人”的“野蛮之地”，注27到处充斥着浓郁的精英主义意识，地位的悬殊造成的种种偏见，使得浑身充满乡土气息的威廉斯只能“形与之委蛇而心游离于其外”。威廉斯对“边界”的迷恋，对自己欧洲威尔士人（而非英国人）身份总是满怀深情地反复强调，对共同体和共同文化的憧憬，再加上威尔士和英格兰在历史上充满各种纠葛的关系，使得威廉斯犀利的笔锋和充满战斗性的文字和这些经历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边陲小城》中的主人公马修·普赖斯（Matthew Price）就是威廉斯自己的真实写照，在离开家乡格林茅尔（Glynmawr）之后，马修获得了剑桥大学的一份教职，他人生轨迹于是总是在伦敦和故土之间游移，但两者又都无法让他找到自己人生的归属感。这种“边际人”的生活体验和精神状态，同样体现在威廉斯的小说作品《第二代》（The Second Generation）之中。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流亡”是威廉斯真实的生命经验、人生体悟和挥之不去的精神家园。简·格拉克（Jan Gorak）就指出说，“如果对威廉斯而言，英格兰是敌人的话，那么威尔士提供的是良心和意识。”注28这种地理和空间上的转换，带来的必然是精神面貌的重塑。
作为知识分子，对威廉斯而言，“流亡”同样是立场上的自我定位和精神上的有意抉择。在威廉斯跻身剑桥之初，剑桥大学整个文学系当时都笼罩在“利维斯主义”的光环之下，“利维斯主义”的影响如日中天，任何僭越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剑桥求学期间，威廉斯还曾因为不按照“利维斯主义”核准的方式阅读文本，而同自己的导师蒂利亚德（E. M. W. Tillyard）产生冲突。利维斯将“文化”局限于少数经过挑拣的文学文本，认为只有“伟大的传统”才能重建与失却的有机共同体的联系。作为“精英文化”的守护者，大众文化则被利维斯视为洪水猛兽，应该群起而攻之。而像威廉斯父亲这般的劳苦大众，更是被排斥在“神圣的”文化殿堂之外，这种排斥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普通大众接受教育的机会仍然受到限制，贵族和上流社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着社会上的优势教育资源；其次，普通大众并不被认为是文化的创造者，此外，他们的焦虑、情感和生老病死，并不被认为是严肃文学的对象，不值得认真对待。作为文学系的佼佼者，置身其中，耳濡目染，威廉斯资质甚高，当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这从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阅读与批评》（Reading and Criticism）中“实用批评”式的细读就可见一斑。然而，“利维斯主义”蕴涵的精英主义意识和鄙视大众的偏见，且始终将大众文化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对出身工人阶级的威廉斯而言，显然无法接受，在这之后，威廉斯始终是在渐行渐远，到最后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了其对立面。剑桥大学醇厚的学风熏陶出来的这位嫡派弟子，如同一位闯入瓷器店的公牛，猛地一气横冲直撞后，最终选择忤逆师训，成为剑桥传统的叛逆，“大闹天庭”。
对这一传统的发难、质疑和批判，始终伴随着他的学术事业。事实上，在《阅读与批评》中，从威廉斯对研究文本的选择等方面，就可以看出这一隔阂已初现端倪，随着《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等著作的出版，他批判这种精英主义立场的火药味可谓越来越浓烈。在立场上的这一抉择，也解释了威廉斯在剑桥的边缘地位及其一生的“孤独”。注29威廉斯在1974年，也就是在他53岁时获得教授职位，这位已经著述等身的“扫地僧”此时已在剑桥工作了13年。不仅如此，威廉斯遭受到的敌意，从发生在1981年的柯林·麦卡伯（Colin MacCabe）事件也可看出一些苗头。一切的努力不仅没能保住麦卡伯的教职，连威廉斯本人也由于支持麦卡伯而受到牵连，他在“任命委员会”（appointments committee）的成员资格被撤销。注30威廉斯遭受到的种种敌意，伊格尔顿在自己的回忆中也曾多次提及。伊格尔顿指出说，当威廉斯的对手们无法将其本人击溃时，他的一些像伊格尔顿这样的学生和支持者们有时会遭受池鱼之殃，在求职和学术晋升等方面受到他的敌人们的刁难、排挤和压制。注31正是这种不友好的环境，使得威廉斯在后来的退休离职演讲中愤然道，“很多朋友指责我同（剑桥）保持的距离不够远，但是我要告诉他们，他们错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彻底的，我们之间的思想斗争是绝对的。”注32这一些激愤之词，充分地表明了威廉斯感受到的种种不愉快和敌意，对剑桥的种种愤怒，以及他在精神上同剑桥大学的疏离。这种种隔膜、冲突和抗争，也许可以归结为威廉斯的一句话，那就是“这不是我的剑桥，从一开始就是如此”。注33拒绝、对立和愤懑，在这里溢于言表。
悖谬的是，在伊格尔顿看来，正是这位“局外人”才真正体现了剑桥大学的传统。具体到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理念，伊格尔顿这样评价道，威廉斯将剑桥文学批评传统中的两种不同传统结合到一起：一是细致的文本分析；另一是“人生和思想”。但别人所称的“细读”或“对语言的关注”被威廉斯称作历史语言学，别人所称的“人生和思想”被威廉斯称作“社会”或“文化史”。注34这一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叛逆的表象下，就对语言的体察入微和对社会的关切而言，威廉斯和剑桥的批评家前辈之间同样存在种种难以厘清的传承关系。继承和背离的具体所指，在后面的章节之中将有具体的论述。
进行“文化革命”，为大众（包括和他父亲一样的劳苦大众）收复失去的“文化”家园，建设“共同文化”，这是作为“流亡者”的威廉斯所坚守的原则、价值观和事业。威廉斯背井离乡的人生体验，同后殖民批评家萨伊德有很多相似之处，也难怪萨伊德总是将威廉斯视为自己的同路人、对话者和精神导师之一，对其充满敬意，并且在自己的写作中经常征引威廉斯。正是由于这种双重的“流亡”，威廉斯不断纵横于文化疆场，在不同前线展开战斗。对此，康奈尔·韦斯特总结道，“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他必须反对斯大林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扭曲以及费边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腐蚀；在学术领域，他试图反对以艾略特（T. S. Eliot）和利维斯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关于文化的思想传统，致力于重构左派关于文化和民主、艺术和社会主义的粗糙观念；在政治层面，威廉斯试图重构革命的观念，这样文化实践就既不会被忽略，也不会被用过于简单的观点来看待。”注35韦斯特在这里的总结相当精辟，但威廉斯同自己时代的种种“谬见”展开的对话、商榷和论战也不容忽略。正是同上述各个领域主导理论观念的“格格不入”，促使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写作的威廉斯不断摸索寻找实现“共同文化”的途径，从而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人生。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雷蒙·威廉斯影响巨大而深远，在文化研究领域，他已是无法逾越的里程碑。在当下，他昔日的诸多洞见已成为时下学者思考的基点，不管有意识抑或无意识，很多人都是“威廉斯主义者”。在英语世界，关于威廉斯的文章、文集和论著可谓是络绎不绝，随便翻开一本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著述，在字里行间都能寻觅到威廉斯的踪迹，哪怕很多时候这种提及仅仅是出于敬意。在中国，威廉斯研究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从20世纪90年代以降，文化研究热或“文化研究理论引介热”在中国学界风生水起，一直风风火火。然而在这“众声争说文化研究”的喧嚣中，威廉斯基本上是扮演着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其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被遗忘。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学界而言，美国当时是各种“理论”最重要的集散地，于是各种美国的理论以及其时在美国时髦和走红的理论“近水楼台先得月”，最先被中国学界所了解和接受；其次，这一现象和当时国内的学术趣味也不无关联。由于多年一直和国外学界隔离开来，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界弥漫着一种对“落后”的恐惧心态，因此其时的国内学界更热衷于那些更为前沿的、时髦的和晦涩的理论，而面对异彩纷呈的各色激进的“后”理论，相形之下，威廉斯无疑显得有些“落伍”、“保守”和温文尔雅，因此一时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显然也在情理之中。直到近几年，随着国内文化研究的深入以及大众文化在国内的勃兴，出于对阐释本土文化现实的需要等原因，国内关于威廉斯的著述才逐渐增多，并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威廉斯热”。这似乎印证了傅德根博士多年前的一句话，“一旦尘埃落定，各种时髦的理论、流派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国内外学术界便重新开始认识威廉斯，他的重要性和影响也开始突显出来。”注36在笔者看来，对威廉斯的“回归”，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随着中国学界对文化研究了解的深入，必然会要求对其缘起以及其时的历史语境有更多了解，以便透过当下的层层迷雾，把握其形成机理、政治立场和社会使命；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阐释中国文化现实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全方位的变革，当下的中国社会和威廉斯时代的英国面临着诸多相似问题，威廉斯始终强调理论的现实相关性，因此其诸多洞见能为中国学者阐释当下中国提供理论启示，各种“后”理论则明显表现出水土不服。总之，威廉斯在中国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并由此来追溯文化研究的缘起，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溯源标志着中国文化研究进入成熟、稳健和理性的全新阶段。
（一）国外研究现状注37
在英语世界，关于威廉斯的论著，大多出版于他辞世之后。生前，尽管《文化与社会》、《长期的革命》和《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Drama from Ibsen to Brecht）等著作读者甚众，销量颇佳，但批评界对其却始终保持着“敌意的沉默”；注38此时的威廉斯虽已是闻名遐迩，但“关于威廉斯本人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却少得令人吃惊”。注39这一时期，以威廉斯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唯有瓦德（J. P. Ward）撰写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81）这么一部，该书作为“威尔士作家系列”（Writers of Wales）中的一本，由威尔士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体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按照四个不同的时期，作者对威廉斯的著述分别进行了分析研究。该书作者指出，威廉斯的学术兴趣广泛，不仅涉及语言、小说和戏剧，而且还有电影、电视、报刊、乡村、城市和工业等十分庞杂的话题，但所有这些话题都在“文化”这一总体性概念下得到统一，驳杂之中仍然存在统一性。瓦德还十分敏锐地总结说，尽管在具体立场上，威廉斯总是含糊不清，但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无疑是他的文化筹划的终极意图。作为“威尔士作家系列”丛书中的一部，早年威尔士的生活经历对威廉斯的写作、社会观念和政治立场产生的影响，在该书中得到反复强调。这本书出版较早，此时威廉斯还有部分重要著作尚未付梓；另外，这本专著全书不足百页（全书共83页），相对于威廉斯思想的“庞杂”、厚重和复杂性，无疑显得过于单薄。
在威廉斯1988年溘然辞世后，威廉斯的著述一时洛阳纸贵，不但各种文集被纷纷推出，而且研究威廉斯的著述和评论集也如雨后春笋，颇有络绎不绝之势。在论文集方面主要有：特瑞·伊格尔顿编选的《雷蒙·威廉斯：批评视角》（Raymond Williams：Critical Perspectives，1989）；约翰·摩根和彼得·普雷斯顿（John Morgan and Peter Preston）合编的《雷蒙·威廉斯：政治、教育和文学》（Raymond Williams：Politics，Education，Letters，1993）；丹尼斯·德沃金和莱斯利·罗曼（Dennis Dworkin and Leslie G. Roman）编选的《边陲小城之外》（Views Beyond the Border Country，1993）；克里斯托弗·普兰德卡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主编的《文化唯物主义：论雷蒙·威廉斯》（Cultural Materialism：on Raymond Williams，1995）；杰夫·沃拉斯（Jeff Wallace）编辑的《雷蒙·威廉斯今论》（Raymond Williams Now：Knowledge，Limits and the Future，1997）；莫妮卡·赛朵、罗曼·霍拉克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Monika Seidl，Roman Horak and Lawrence Grossberg）主编的《论雷蒙·威廉斯》（About Raymond Williams，2010）。这些选集所收录的文章，几乎涉及威廉斯生平著述的各个方面，但限于篇幅，这些文章在论述上往往并不能深入并充分地展开和发掘。
在威廉斯辞世之后，以威廉斯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开始大量出现，不管从资料翔实性，还是从研究的深刻性而言，都进入了全新的阶段。结合本书的选题需要，这里仅就具有代表性的相关著述进行综述。
在威廉斯辞世后，《雷蒙·威廉斯的异己心灵》（The Alien Mind of Raymond Williams，1988）是以他为研究对象的第一本专著。在这本书中，简·格拉克认为，由于教育经历和现实境遇的原因，威廉斯不仅是一位远离故土的威尔士人，而且出生于寒微的工人阶级家庭，但却能够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最后能够任职于剑桥这样的精英大学，这种人在当时为数不多。从这种“边缘人”的视角，他检视了整个“异己的、陌生的”（alien）英国文化。因此，根据该书作者的观点，只有“异己”（alienation）才是走进威廉斯学术人生的关键，这种“异己”不仅决定着他的学术走向和政治立场，而且弥漫于他全部的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中。在该书的分析中，个人际遇同学术思想交相辉映，这对了解威廉斯有重要意义。
艾伦·奥康纳的《雷蒙·威廉斯：写作、文化和政治》（Raymond Williams：Writing Culture，Politics，1989）又是一部研究威廉斯的力作，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这本专著“极具野心”，注40不仅试图囊括威廉斯庞杂的学术思想，而且还涉及威廉斯的生平和社会活动。因此，奥康纳在本书中涉及话题极为广泛，对威廉斯林林总总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条块式的切割，具体包括：政治、体制、小说中的“可知共同体”（the knowable community）、戏剧和电影中的“复杂观看”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等，对希望从宏观上把握威廉斯的一些核心概念、论断和思想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本必读书。然而正是这种“无所不包”式的面面俱到，使得作者在任何一个话题上的分析都不够深入，无法在纵向和横向上很好地展开，对这些“散乱的”话题之间的联系同样缺乏足够的说明。但十分可贵的是，对威廉斯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所有著述，作者进行了细致整理并列出了详细目录，这对之后的威廉斯研究者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在约翰·埃尔德里奇和利兹·埃尔德里奇（John Eldridge and Lizzie Eldridge）合著的《雷蒙·威廉斯：制造联系》（Raymond Williams：Making Connections，1994）中，作者认为，不断试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情感和关系构型之间建立联系，这才是威廉斯著述的最关键之处。在该书看来，这种联系体现在众多不同的方面，具体有：词语和它们不断变动的用法之间的关系、用法和语境之间的关联、过去的用法和晚近用法之中的变化间的联系、各个不同学科之间的思想关联、社会不同层面之间的关联、专门词汇与总体性话语之间的联系等。注41以“制造联系”为视角，作者详细分析了“制造联系”如何体现在威廉斯的不同作品之中，同时还论述了建立这些联系的重要意义。“创造联系”的确是威廉斯分析方法的重要侧面，但并非其理论之精髓，作者忽略了威廉斯理论阐发背后更深层的政治动机，因此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在《雷蒙·威廉斯：文学、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Raymond Williams：Literature，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1999）这本专著中，作者约翰·希金斯（John Higgins）认为当时的“剑桥批评传统”和庸俗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局限，是敦促威廉斯提出自己创见的动机。该书以威廉斯的文学理论为焦点，认为要研究威廉斯，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理论背景之下。因此，围绕威廉斯对当时主导观念的质疑，作者细致分析了威廉斯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并指出，正是在这种理论互动中，威廉斯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该书很好地论述了威廉斯和当时的主导文学观念间的对话，因此有很好的学术参考价值。
保尔·琼斯（Paul Jones）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批判性重构》（Raymond Williams’ Sociology of Culture：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2004）一书中指出，众多的研究资料都将威廉斯定位为“猫王”（Elvis Presley）般的人物，早期暴得大名，后期则“走火入魔”，作品要么“不堪卒读，要么含混不清”。注42本书中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了威廉斯后期作品的重要性。在保尔·琼斯看来，至少从《长期的革命》开始，威廉斯就在致力建构自己的文化社会学。该书将文化社会学看作是威廉斯思想成熟时期的理论产物和最重要的思想贡献，循着这一思路，作者分析了威廉斯如何从文化唯物主义走向文学社会学，并在这一框架之中，对威廉斯的著述（尤其是其后期著作）有比较全面的分析。这一论述框架，阐明了威廉斯前后期思想间的延续性和断裂，在动态的过程中揭示了威廉斯的思想进程，从而避免读者将威廉斯的理论视为一个一蹴而就的整体。
韦尔·罗兰德·迪克斯（Hywel Rowland Dix）撰写的《威廉斯之后：文化唯物主义和英国的瓦解》（After Raymond Williams：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Britain，2008）是研究雷蒙·威廉斯的又一力作。在作者看来，威廉斯的威尔士身份，不管是对威廉斯的文学创作而言，还是对他的理论阐述而言，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相较于之前的研究成果，该书作者对威廉斯所创作的小说有比较多的论述，这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根据该书作者，文化唯物主义就是认为社会现实和其中所生成的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文化不仅仅是对社会事件的反映，文化生产本身就是社会构成的一个物质组成部分。以文化唯物主义为视角，该书作者对雷蒙·威廉斯过世之后的一些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并重点探讨了英国民族性在当下所遭遇到的危机。尤为可贵的是，在展开论述时，作者能很好地将威廉斯的理论和当下理论语境相结合，但作者同样对其背后的政治意图缺乏足够的认识。
除开以上专著外，还有托尼·平柯尼（Tony Pinkney）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91），该书是目前唯一的一本以威廉斯文学创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而弗雷德·英格丽斯（Fred Inglis）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95），则是目前最为翔实的关于威廉斯的传记。另外，艾伦·奥康纳于2006年出版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2006），这是他的第二部研究威廉斯的专著，该书以关键词的形式围绕几个不同侧面展开论述。由于是“媒介批判研究”（Critical Media Studies）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因此对威廉斯关于大众传播的思想，作者用了不少的文字去论述。
除了上述研究威廉斯的专著之外，还有不少学术著述辟有专门章节讨论威廉斯，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莱斯利·约翰逊（Lesley Johnson）的《文化批评家：从马修·阿诺德到雷蒙·威廉斯》（The Cultural Critics：From Matthew Arnold to Raymond Williams，1979）；林春（Lin Chun）的《英国新左派》（The British New Left，1993）；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1993）；尼克·斯蒂文森（Nick Stevenson）的《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Culture，Ideology and Socialism：Raymond Williams and E. P. Thompson，1995）；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的《文化研究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1997）；丹尼斯·德沃金的《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1997）；汉努·尼弥能（Hannu Nieminen）的《传播和民主》（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Habermas，Williams and the British Case，1997）；斯蒂芬·伍德汉姆斯（Stephen Woodhams）的《创造中的历史》（History in the Making：Raymond Williams，Edward Thompson and Radical Intellectuals 1936—1956，2001）；安德鲁·米尔纳于2002年出版的《重新想象文化研究》（Re-imaging Cultural Studies：Promise of Cultural Materialism,2002）；乔治·斯内德克（George Snedeker）的《批评理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ritical Theory，2004）；等等。此类著述中关于威廉斯的文章，尽管不够全面，但这类文章通常能够抓住威廉斯思想的某一个侧面展开比较细致的分析；并且尤为可贵的是，部分论文能“借题发挥”，以威廉斯的思想为视角，分析现实文化问题，威廉斯思想的敏锐、有效性和相关性由此得以彰显。
（二）国内研究现状
如前所述，尽管近两年国内好像有股不温不火的“威廉斯热”，但相比之下，国内对威廉斯的研究总体上显得冷清很多。如果在英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威廉斯、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可以被誉为“三巨头”的话，在国内威廉斯毫无疑问是最不受重视、研究力度最为不够的一个。注43如前所述，除开外部原因，这和中国引介理论之初的大背景不无关系，在20世纪末，对“理论贫血”的中国学界而言，更为玄奥、晦涩、更具系统性同时也以更为激进姿态出现的“法德”理论毫无疑问更有吸引力，随着这种热潮的退却以及近些年随着国内对西方理论译介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深入，略显“保守”、但毫无疑问更具现世关怀的威廉斯才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以他为对象的研究开始不断增多。就研究的深度、广度和掌握资料的翔实程度而言，目前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威廉斯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已经完成的12部博士论文中；注44这些博士论文之中有六部已出版，同时考虑到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毕竟经过更长时间的打磨，总体上会更为成熟，现结合本书选题的需要，仅简要介绍六部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的相关内容。
国内首篇研究威廉斯的博士论文是傅德根的《走向文化唯物主义》，该论文完成于1998年。作为国内第一本研究威廉斯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对中国学者系统地了解威廉斯的思想有重要意义。傅德根的论文以时间为线索，将威廉斯的思想划分为三个时期：左派利维斯主义时期、转变时期和文化唯物主义时期，就威廉斯思想的发展轨迹而言，这一分期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以此为线索，作者分别选取威廉斯在各个时期的重点文本，进行细致、深入和精到的解读，很好地呈现了威廉斯的思想风貌。该文论点明确，文风严谨，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能够融会贯通。该文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后都被作者收录于《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之中，于201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管就论点的选取，还是就论文的写作本身而言，这都是相当优秀的一部博士论文，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该文立意于“阐述他（威廉斯）的文艺思想及其影响”，因此，作者主要停留在对威廉斯具体文本的解读上，对其整个理论的连贯性和深层的社会和理论背景缺乏细致考察。尽管作者有相当好的材料驾驭能力，在不少章节都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和讨论，但由于这本论文完成的时间较早，受当时条件的限制，由于资料的匮乏，不管是就威廉斯自己的著述而言，还是就他人的研究成果而言，该博士论文仅局限于为数不多的文本，在一些重要话题的论述上还有推进的余地。
赵国新的博士论文《背离与整合：雷蒙·威廉斯与文化研究》于2001年完成，作者对该文作了部分修改，于2009年将题目更换为《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出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该书加强了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新左派”的论述，但在后面的章节中，仍然同其早期博士论文一样，重点分析了威廉斯对前辈思想家的继承和超越。关于威廉斯本人的理论，作者则主要讨论了“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威廉斯关于“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论述和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以其独特的理论敏锐，在论述文化唯物论时，赵国新还将其同新历史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无疑为推进威廉斯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在最后一章中，赵国新主要介绍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和走向，谈到了之后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等，这一点对国内学者了解文化研究的最新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威廉斯所处的时代和理论背景，以及文化研究后来的走向，该书有细致且全面的研究。赵国新博士阅读广博，学术功底深厚，这本专著文字流畅，旁征博引，气势恢宏，见解独到，对众多理论家的点评常能言他人之未言，不失为高水平之作。但从博士论文在正式出版时题目的变更就可以看出，作者在论述重点上前后有所摇移，一以贯之的线索还可以更明晰。
国内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研究威廉斯的专著是吴冶平的《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该书也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于2006年出版。该书作者选取了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如：文化研究的兴起、威廉斯的文化观、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文化的动态结构以及威廉斯之后的文化研究的发展展开了分析。就对威廉斯文化理论的研究而言，该文细致、深刻而且比较全面。在论述威廉斯理论本身的同时，吴冶平还在其他几个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如将威廉斯和阿多诺进行对比，还论述了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研究的冲击，以及威廉斯的思想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吴冶平在这几个方面的推进，无疑对威廉斯研究的深入和展开有重要启示作用。该书作者对威廉斯文化理论有自己的创见，但由于选题所限，作者没有过多论述这些理论背后隐藏的历史、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在历史厚重感上还留有加强的余地。
舒开智的博士论文《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完成于2010年，并在2011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和傅德根一样，舒开智的专著选取了文化唯物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但不同的是，付德根主要是按照雷蒙·威廉斯思想发展轨迹，选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进行解读，而舒开智博士则是直接选取文化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关键概念、命题和观念展开论述。作者对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精髓把握精当，选取的理论要点很好地反映了威廉斯的思想风貌，论述有均衡感。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作者采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对威廉斯和其他思想家之间的“互文”有相当精辟的见解。在该书正文的最后一章中，在论述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启示作用后，作者还对其局限性有深入的反思和批判，这些评论精准到位。但任何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对特定历史情势回应的结果，同样由于该书选题的局限性，该书并未能很好地将威廉斯的思想放到其生成时的历史、社会和理论背景之中，因此无法在更为立体的语境之中展开论述。
另外还有两本专著，因为都是侧重威廉斯的文学理论研究，因此这里将这两本专著放在一起进行介绍。李兆前的博士论文《范式转换：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研究》完成于2006年，并于2011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这一本专著主要参照以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和“西马”文艺思想，以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为视角来论述威廉斯的文学批评实践，对威廉斯的戏剧研究和小说研究之中的重要概念、方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阐释，并选择性地对比和论述了其文学和文化理论，强调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差异，在该文看来，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突破了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危机，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文学研究范式的崛起，即文学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转向。该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但威廉斯所开创的文学研究范式背后有很强的政治含义，并且同他的政治理想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这一方面的挖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
四川大学刘进的博士论文完成于2007年，并于同年出版，题为《文学与“文化革命”》，这是国内的第二本研究威廉斯的专著。与李兆前的博士论文一样，这本著作选取威廉斯的文学评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他认为，威廉斯貌似驳杂的写作背后有着坚实的统一内核，这就是他对激进政治的持续坚守，而这一主题又在他所处的特定语境下转化为独具特色的“文化革命”。在对威廉斯著作“细读”的基础上，这本著作以“文化革命”为视角，从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理念、文学批评所涉及的主要文学形式、文学批评所体现的空间意识以及其文学批评所体现的文学观念等方面，对威廉斯的文学批评进行了系统细致的研究。该书有很好的问题意识，“文化革命”为全书提供了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作者有很好的理论功底，论述有深度。在结论中，作者认为，代表威廉斯成熟思想的文化唯物主义或历史符号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社会学的学术追求。但“文化革命”只是手段，威廉斯的学术人生背后还有更为根本性的动力，这一方面的探讨还可以继续追溯。
在期刊论文方面，也已有不少的学术文章发表，根据笔者的调查，其中国内第一篇研究威廉斯的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是1986年王宁的《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在这之后，经过几年的“沉寂”，威廉斯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在当今研究威廉斯的学者之中，除开以上已经提及的学者外，影响力比较大的学者还有陆建德、王逢振、陆扬、殷企平、黄卓越、张平功和王尔勃等，对雷蒙·威廉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深入，他们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讲，国外的研究比较细致和深入，而且通常能有一个恰切的切入点或问题意识，论述整体上比较连贯和紧凑；但论述往往过于琐碎，无法让读者从宏观上对雷蒙·威廉斯有很好的总体性把握。国内同样不乏高水平研究，这些研究者大多理论功底深厚，文献研读能力强，对雷蒙·威廉斯的思想把握精准到位。但就国内总体的研究而言，由于资料匮乏，再加上英文阅读上的障碍等原因，国内有部分研究局限于并不充裕的资料，就事论事，不能在更为立体、宏观和鲜活的思想空间中对威廉斯展开论述，还有少数研究论述不够严谨，甚至偏离了威廉斯的思想原貌。但综观已有的关于威廉斯的著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大部分研究主要停留在描述性层面。这种描述性研究在涉及威廉斯的“问题意识”上通常并不深入，因此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在本文看来，只有将威廉斯的思想作为问题本身，在时代的历史语境之中，通过个人际遇与其同时代人和时代语境的辉映来烛照其思想的生成及政治相关性，至关重要；其次，选题往往局限于威廉斯理论的某一个侧面，只是对威廉斯的文学、文化或传播理论的不同层面梳理和介绍，对威廉斯的思想缺乏总体性关照。这种条块分割式的研究方法的优点是通过聚焦一点，可以更深入地展开讨论，但威廉斯的著述以其政治理想为内核，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不同的领域间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有机关联。在笔者看来，威廉斯的思想体系之中，政治是动力，文化是重要的手段和策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是目标。只有把握这一内在逻辑和有机关联，才能从总体上对威廉斯的思想进行把握和研究。
四 研究思路和论证框架
清理思想“遗产”及其影响，或是对其文化理论进行整体性描述，对了解威廉斯都很重要。但要真正把握威廉斯思想的厚重、复杂性和内在机制，有些研究则未免显得有些浮光掠影，不能触及根本性问题。安东尼·巴内特曾指出，任何对威廉斯的评价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这样才是负责任的。注45这一说法有道理，但仍可以说得更为细致和全面一些。在笔者看来，要想真正厘清威廉斯文化研究的形成、嬗变和发展，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必须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威廉斯文化研究范式的缘起，必须将其放回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背景之中考察和分析，具体分析威廉斯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理论语境，了解威廉斯著述的指向和针对的现实问题，并充分地说明他将文化视为“希望的资源”这一立场在当时现实语境之中的政治相关性；其次，威廉斯的对话对象不仅包括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还包括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自己同时代的理论家，这来源庞杂的各种理论都对他的理论建构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要想理解威廉斯，缜密、细致和严密的相关理论分析不可或缺。最后，尽管威廉斯涉及的领域众多，但不能将这些不同领域孤立开来，而须对其思想有总体性把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足更为翔实的资料，进入威廉斯的“问题意识”。威廉斯的学术著述是有机整体，在其思想体系之中，政治是动力，文化是重要的手段和策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是目标。政治相关性是主轴，这在威廉斯的大众传播和文学研究中都有具体体现。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以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政治相关性为中心论点，在更为立体、宏观和鲜活的空间中厘清威廉斯文化研究的形成、嬗变和发展，了解其政治理念如何贯穿始终，以便把握威廉斯思想的厚重、复杂性和内在机制。
正是基于以上考量，笔者将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切入威廉斯的“问题意识”。笔者始终认为，英国文化研究作为全新的学术空间而出现，并非简单的学术或理论问题，而是有着现实抱负的政治事件。作为社会主义者，威廉斯所有的文化研究著述背后都有深切的政治动机。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将时间回放到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这一时期随着以各种新技术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英国经济在新的曙光中实现了全面复苏，社会结构、经济构造和政治组织形式都发生了激变。在文化领域，伴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文化开始崛起，而文化保守主义者鄙弃大众文化，强调所谓的“精英文化”。面对种种文化失范，他们将目光投向过去或寄希望于改良，并不能对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政治经济领域，福利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现代性的兴起带来的种种效应，以及现实左派政治的失败和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使得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困境。如何激活低迷的左派事业，这是摆在威廉斯等“新左派”面前的切实问题。正是试图对这些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和解答，威廉斯将注意力投向了文化研究，威廉斯为此对文化（包括大众文化）进行了重新解读，不断将新的研究对象纳入学术视野，因为，（大众）文化在威廉斯等“新左派”看来，蕴藏着丰富的政治“能量”，可以成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的资源”。
这种巨大的贡献，得到了伊格尔顿的高度评价，“几乎独自一人，他扭转了整个英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使得20世纪30年代那种粗鄙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套非常丰富、精细且有力的理论体系。”注46这一评论虽不乏溢美之词，但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事业间的联系可见一斑。作为政治事件登场的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先驱们在遭遇现实的政治问题时的解决方案，而并非纯粹为了开创新的学术领域。和部分其他研究者一样，本文作者同样认为，尽管威廉斯穿梭于小说创作、文学评论、电视和其他形式媒体研究等不同领域之间，但庞杂的背后不仅存在着有机联系，而且有着坚实而且统一的内核。但同既往的威廉斯研究者不同的是，在笔者看来，试图解答时代所提出的现实政治问题的努力，这种政治使命才是连接威廉斯所有学术著述的铰链。本文主体部分将力图阐明威廉斯对文化理论的重新建构、将传播开辟为新的政治干预领域、对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超越，这些都是试图在这些不同领域发现“希望的资源”，从而激活左派事业。而威廉斯文化研究中洋溢的自信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在这些领域洞悉到“希望的资源”的存在。
本书无意于海陆杂陈，面面俱到，只欲烹“小鲜”，讲明上述这一事关英国文化研究原初立场、内在原理以及发展方向的关键问题。连同导论和结论，全文共七章。
第2章“文化的用途：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新左派’”试图分析文化研究作为政治事件出现的历史语境。而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和英国“新左派”，前者是威廉斯要承袭、超越和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和对话对象，而后者是威廉斯置身于其中的现实“构型”（formation）。在威廉斯之前，面对“现代性”造成的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危机”，以利维斯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已经在援引“文化”概念对社会进行批判。但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强调的只是精英文化，而蔑视、贬损和摒弃大众文化，他们的解决方案通常不是回到一个被理想化的“过去”，就是寄希望于高雅文化的“救赎”功能，而“新左派”则对文化（包括大众文化）进行了激进化处理，将其视为新的政治斗争形式和激活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途径。尽管政治立场不同甚至对立，但不管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新左派”，同时都在征引“文化”作为手段来阐发自身立场，虽然它们赋予文化的内涵并不相同。
第3章“‘文化’的政治与革命的重构”将集中论述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革命理念。在威廉斯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的理解过于狭隘，只是关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革命，而忽略了“文化革命”，因此应该将“文化革命”纳入进来。但对“文化革命”的强调，首先就必须从理论上恢复文化的实践品格，将文化从“反映论”这座大山的重压下解放出来，释放文化所蕴含的政治潜能，而这涉及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对教条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重新进行建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列概念进行重新解读，威廉斯最终将文化重新定义为“一整套生活方式”，这一解读背后有着更深层的人文关怀和政治考量，这不仅是要重构既往的文化“地形图”，而且目的还在于将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这些被精英文化有意或无意遗忘的领地引入“神圣的”学术殿堂。对文化的能动性和构形作用的强调，使得威廉斯能够对未来进行展望。与文化保守主义持久地对大众文化的泛滥进行抨击不同，威廉斯反而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部分地寄托于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文化”上。威廉斯反对将革命局限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认为文化革命同样应是其中的重要一维，从而完成了对革命概念的重构。在威廉斯看来，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文化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文化革命”也已经在途中，这将成为实现“共同文化”的契机。虽然其时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处于低谷期，但正是这些“希望的资源”所给予的信心，威廉斯才能将探索的眼光投向未来，对人类未来的合理形式进行图绘，探索并提出促进新社会诞生的方式。威廉斯对“文化”的沉迷，使得有些学者指责他陷入了“文化主义”的陷阱，实际上，这是对威廉斯的误解。威廉斯之所以对文化领域如此关注，主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史上，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只有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新建构得到关注，而文化维度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因此，重新激活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弘扬文化，进行“文化革命”已是当务之急。
第4章“政治干预的新场域：大众传播与共同体”主要论述大众传播在威廉斯政治筹划中的地位。在《长期的革命》中，威廉斯指出，“文化革命”就是要“致力让学习的积极过程，连同能读会写（literacy）的技能和其他先进的传播技能，扩展到所有人，而不是局限于有限的群体”。注47因此，传播对威廉斯而言意义重大，这一章将结合威廉斯的传播研究，论述大众传播所具有的政治潜能及其对实现威廉斯的政治构想的重要意义。从自己的政治理想出发，威廉斯在对自己时代的传播现状进行诊断的基础上，还提出了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出场的现实背景、政治意义以及有效性，同样是本章重要的论述对象。
第5章“文化批评：文本阅读与意识形态解构”主要论述威廉斯的政治意图如何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得以体现。威廉斯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坚持不懈但又充满坎坷地尝试着把文学同‘它’在其中被生产出来的那些社会史及经济史联系起来”。注48这种批评方法实际上就是后来学者所称的“文化批评”，这种批评从边缘立场出发，致力于揭示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这一章将结合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和《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等具体文本，论述威廉斯如何通过解读乡村和城市的文学呈现、“可知共同体”（the knowable community）和悲剧等重要问题，从而将意识形态批判引入到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之中，威廉斯同样十分关注“阶级和被排斥的社会（人类）领域”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是“新兴的”（emergent）社会力量的主要来源，注49是政治变革的动力之源。因此，发掘这些领域并将它们重新带入视野，恢复它们在“文化”殿堂中应有的声音，推进“文化民主化”，对于建构全新的社会形态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第6章“‘理论旅行’：雷蒙·威廉斯与中国文化研究”结合威廉斯的相关论述，讨论文化研究在中国展开的历史进程，并论述威廉斯的思想能为中国文化研究事业提供的启示。在作者看来，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使得中国社会在80年代末开始出现历史性转型，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迅速地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了全方位重构。在这一时期，出于图绘全新社会现实的需要，文化研究在这一时期被引介到中国，并在30年间迅速发展为学界重要的话语形式。通过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化、语境化和历史化，本章力图更为客观地呈现、剖析和评判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状况，并就中国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文化研究的分期和未来的发展进行论述。在论述过程中，本章将比较中国和英国文化研究在缘起、现实形态和面临的困境等多个方面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威廉斯的思想为中国文化研究所能够提供的启示。
结论部分聚焦于威廉斯文化研究思想的现实意义。针对当下文化研究状况，以伊格尔顿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文化研究遭受的众多批评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文化研究脱离了和现实政治的关联，退化为单纯的学院话语，患上了“政治失忆症”。对这一倾向，雷蒙·威廉斯同样持反对态度，因为从他自身的学术实践就可以看出，文化研究实践始终是他政治理想的体现。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在英国语境中政治相关性是文化研究之根本，但文化研究虽说被引入中国时日已久，但直至今日，仍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理论关怀层面”，没有很好地被用来阐述中国的文化现实。因此，通过更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来呈现威廉斯文化研究原貌和最终目的之所在，虽无意“指点江山”，但在希望这一研究对中国乃至世界当下的文化研究有所启示的同时，还希望其能够对改善文化秩序和社会生态有所帮助，从而促进社会向更为美好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