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从政治科学到研究范式的多样化
20世纪以来，政治学研究迎来了政治科学的时代。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标准是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假说应该具有“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也就是具有证伪机制。波普尔认为，科学与哲学的分界不是归纳方法与思想方法，而是：
波普尔把可证伪性视为科学研究的核心特征。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假说——“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对于这个假说，证伪就在于找到一只黑天鹅（严格地说应该是一只非白天鹅），中间的证伪机制是明确的。再比如，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证伪机制也很清楚，只要找到一个富裕国家但它同时不是民主国家，这个假说就被证伪了。在波普尔看来，如果一个理论观点不存在证伪机制，就不符合一项好的科学研究的标准。
政治科学研究的核心是探索政治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别的什么研究。像自由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很重要，但政治科学研究最感兴趣的并不是这样的问题，而是发掘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政治科学领域有一项著名的研究：为什么有些国家是民主国家而有些国家是非民主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与巩固而有些国家没有？这就是一项试图揭示因果关系的研究。研究者试图把这一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因找出来，而不只是简单描述这种现象。在政治科学研究中，这种因果关系的理论形式经常表述为一个理论假说——即何种原因导致何种结果。
经过19世纪经验研究及实证主义的兴起，再到20世纪向政治科学研究的转向，后来的政治科学越来越专业化了，美国开始取代欧洲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20世纪10到30年代，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开始兴起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领域的芝加哥学派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的重镇，并成为大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摇篮。政治学领域的芝加哥学派则是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战略，开始在政治学领域引入定量研究方法，同时开始为定量研究收集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现象是有人开始为这类研究提供资助。
这场政治科学的革命也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过去，政治学的研究重点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等。到了行为主义革命阶段，研究重点变成人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义既不赞同政治哲学的思辨方法，亦不认可对政治制度的静态描述，而是认为政治学应该研究实际存在并且可以观察到的人的政治行为。因此，行为主义比较重视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常常运用抽样调查、数理模式、模拟实验、统计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一般强调精确性、科学性、量化及价值中立等原则。比如，选民为什么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这是行为主义最为常见的研究议题。由此可见，这种研究路径的转向是很大的。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是1923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对芝加哥6000个选民进行的抽样调查。这项抽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被调查者的个人背景，二是被调查者投票支持谁，三是被调查者在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在当时，这种研究在整个政治学领域是闻所未闻的。1929年他们又做了一个研究项目，主题是“为什么美国最优秀的人不从政”，同样是基于大样本的调查问卷。后来，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开始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使用问卷调查的数据。
基于大型抽样调查的政治科学研究有其显著的优势。比如，现在要做一项研究：美国虔诚的基督徒选民更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如果没有数据，这个问题就很难说清楚。研究者可能会说虔诚的基督徒有什么特征，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特点，然后再比较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得出结论：虔诚的基督徒更有可能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但是，这种研究成果一旦发表出来，可能马上有人会出来质疑。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过硬”的证据。然而，有了大型抽样调查，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如，可以在美国若干个州发放10000份调查问卷，问题主要分为三组。一组问题调查受访者的信教情况，去教堂或参加宗教聚会的频率，等等；一组问题调查受访者在上次总统或国会选举中的投票倾向；一组问题调查受访者的职业、收入、年龄、性别和族群等情况——最后一组问题可以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这些问卷调查所采集到的大量数据，可以看出虔诚的基督徒是否更可能投票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然后再看看其他变量，比如职业、收入、年龄、性别和族群等，对选民投票倾向的影响是否很显著。这样的研究，在证据方面就非常可靠。这个例子说明了大型抽样调查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优势与潜力。
后来，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在美国一流高校里开始传播。很多早期在芝加哥大学受过训练的学者后来前往密歇根大学任教，并把密歇根大学发展成了美国政治学调查研究的重镇和行为主义革命的基地。直到今天，密歇根大学仍然维持着这一领域的强大优势。1947年，密歇根大学搞了一个培训学会，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研究调查方法的大规模推广。1977年，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全美选举调查研究资助，由此拥有了美国最成熟、最完备的选民调查数据库。后来，其他机构开始做欧洲主要国家的选民调查数据库。如今，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开创也依托于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力量。
所以，这场政治科学革命的重点已经从对政治秩序或政治制度的研究，转向对人的政治行为的研究。在西方发达工业民主国家，政治行为首先是投票行为。这种研究聚焦于对选民投票行为的研究，并试图解释投票行为差异的原因，研究方法上则更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基于这种研究路径，1960年密歇根大学的安格斯·坎贝尔等人出版了该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美国投票者》。[47]该书的研究团队基于一个庞大的选民调查问卷数据库，试图完整地展示美国选民在投票与政治行为上的特征及其原因。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多数美国选民根据党派立场来投票，而这种党派立场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家庭背景的影响。
但是，行为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反思。行为主义革命强调恪守价值中立原则，反对做价值判断，认为应该专注于事实和经验。但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认为：“（那种认为）价值判断不是主观的，归根到底是受理性控制的观点，导致了在涉及正确与错误、善与恶时出现一种做出不负责任的判断的倾向。”行为主义研究意味着价值被放弃了，而这恰恰是斯特劳斯担心的事情，他认为，人们对政治的看法本身非常重要，什么是政治之善？什么是政治之恶？这都会对实际的政治产生显著的影响。另一项对行为主义的批评来自于戴维·里西。他在1984年出版的《政治科学的悲剧》中，批评2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中所出现的对政治“科学”所持的幼稚看法。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如果政治科学无法系统性地吸收道德和伦理价值的因素，也无法对政治行为承担责任，它注定是要令人失望的。[48]
另一个现象是，一部分政治科学学者由于过分重视调查数据和量化分析方法本身，忽视研究议题与理论构建的重要性，学术期刊上也出现了不少意义不大的研究论文。一些研究在数据部分处理得非常精彩，但最后的结论要么不重要，要么是过去早已知道的。所以，政治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理论导向和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和量化技术，两者最好要兼顾。当然，对中国而言，基于调查问卷的研究和量化分析是目前做得远远不够的，跟国际学界相比差距还很大，所以亟待加强。
尽管对于政治科学研究大规模向量化研究转向充满了争议，但是目前美国最好的政治学刊物——特别是《美国政治学评论》和《美国政治科学杂志》等，每期都有半数以上的学术论文是借助调查数据与定量研究来完成的。如今一流政治学学术期刊上很多论文的体例、格式与呈现形式跟经济学论文非常相似。
行为主义革命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扩展，推动了理性选择范式的兴起。这股潮流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声称，经济学不是受限于研究稀缺资源配置这一特定议题的学科，而是一整套与人类行为有关的研究范式与方法。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可以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从而实现了经济学方法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比如，在今天，《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的两位作者、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就发表了大量与政治、转型有关的经济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逐步成为美国政治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流派。理性选择学派的核心是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特别是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它把政治领域类比为市场，把政治活动（比如选举）视为交易。经济学认为市场中有两种主要角色，一种是厂商，一种是消费者，他们之间的交易构成了市场。理性选择学派认为，这种交易关系在政治中也存在。政治家为选民提供某些受到欢迎的公共政策，选民则把选票投给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政治家。选民参与政治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就像消费者想通过市场交易获得面包一样。政治家参与政治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选票和席位，就像厂商想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入和利润一样。
理性选择范式基于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有三个基本属性：（1）人是自利的；（2）人是理性的；（3）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有了经济人假设，理性选择学派把选民、官员、政治家和统治者都视为经济人。过去不少人认为：政治家和官员应该比普通人更加高尚一些。按照这种分析框架，政治家和官员并非更加高尚的特殊物种，他们跟普通人一样也是经济人，是自利的、理性的和追求效用最大化。
美国政治学者安东尼·唐斯出版于1957年的《民主的经济理论》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作品之一。[49]唐斯在书中把民主政治过程视为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理性选择与市场交易的过程。在政治市场上，政治家为了获得选票，选民为了获得政策收益，两者之间形成了类似于政治市场的交易行为。这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对选举和民主的早期研究之一。
理性选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他在研究中认为，政治家、官僚和选民都是理性经济人，政治过程同样被视为政治家作为厂商与选民作为顾客之间的交易。布坎南在一项研究中讨论了西方发达工业民主的财政赤字与公债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西方国家公共债务危机日趋严重。学术界对财政赤字和政府公债问题已经有很多分析，而布坎南的分析则非常独特。他认为，财政赤字植根于民主政治的运作机制当中，是民主政体选举竞争条件下政治家与选民互相博弈的结果。在民主政体下，选民希望福利越多越好，比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各种政府补贴等等；同时，选民希望税收越少越好。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和选民支持，政治家倾向于尽可能扩大福利支出，同时不增加或少增加税收。既扩大福利开支，同时又不增加税收，如何能做到呢？惟一的办法就是财政赤字，赤字的累积就是沉重的政府公债。布坎南对财政问题的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其分析范式属于理性选择学派。[50]
理性选择学派还跟一个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分支有关，就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诺思还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什么是新古典国家理论？诺思把国家视为“使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具有三个特征：
所以，在诺思看来，国家通过作为一个统治者，追求的是通过提供安全与秩序来获取统治租金收入的最大化。
与理性选择范式有关的是博弈论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博弈论把政治视为不同政治参与者博弈的过程。博弈论最简单的应用是囚徒困境，而多数博弈论研究采用的是比较复杂的数理形式。作为通识读物，这里仅简要介绍一项关于内战的博弈论研究。
按照芭芭拉·瓦尔特的统计，1940年到1990年间全球爆发的41场内战中，仅有17场内战交战各方达成了和平协议。但是，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仅有8场内战的和平协议得到真正执行，还有9场内战的交战各方又重新回到了内战。换言之，仅有19.5%的内战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八成以上的内战最后以暴力竞争和一方决定性胜利的方式解决。瓦尔特认为，之所以交战各方不愿意达成和平协议，或者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也不愿意执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s）”机制。简单地说，任何一方首先放弃或削减自己的武力，如果另一方反悔，就会给前者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个逻辑非常简单，但非常有说服力。所以，瓦尔特注意到，那些成功地达成并执行和平协议的案例中，通常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干预者，这个外部干预者拥有更强大的武力能迫使交战各方强制执行和平协议。这种情形下，和平协议就具有了一种可信承诺机制。缺少可信承诺机制的条件下，保存武力甚至强化武力是一种理性的选择。[52]
瓦尔顿对于可信承诺机制的分析就是一种博弈论的理论应用。此处博弈论分析的要点是，如果A有很多军队，B也有很多军队，双方开始打内战，当内战长期持续时，双方处在焦灼状态，彼此都不太好受，双方终于同意坐下来签订一个和平协议。但问题是，接下来和平协议怎么执行呢？最大的困难是，执行和平协议意味着A和B都要放弃军队，他们都要放弃单独控制军队的做法，内战才能真正结束。所以，要么A把军队控制权交给B，要么B把军队控制权交给A，要么双方都把各自军队的控制权交给一个双方共同产生的国家级机构。而这里最大的风险是：如果有哪方先交出军队，他们这边的风险就变得巨大。一旦对方反悔，对他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所以，更多情况下是，没有哪一方会率先交出军队的控制权，结果和平协议就很难真正执行。所以，除非存在强有力的外部干预者，其主要作用是保证协议得到强制执行。除此之外，内战往往无法以和平方式终结。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趋势，总体上越来越多元化。这样，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僵局。比如，关于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论，关于政治哲学研究与政治科学研究的争论，并没有什么结果。现在总的态势是基于量化方法的实证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偏好来从事各自的研究，而所谓最优研究范式的问题不再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这样，单一路径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就被舍弃了。
总之，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研究又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复兴，实证研究中质性分析与量化分析两种路径的平行发展，理性选择范式扩展到更多的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兴起——有的学者甚至开始走向解构和诠释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