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理解国家的不同维度
那么，什么是国家？如何定义国家呢？目前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定义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
韦伯的国家定义被总结为一句简单的话：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根据韦伯的概念发展出了一个更详细的定义，他认为：
更简单地说，曼认为现代国家是具有明确地域的一种强制性组织。这跟韦伯的定义非常接近。通过对国家定义的理解，可以总结出现代国家的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国家要有特定疆域。就是说，国家的地理范围是确定的，而不是随意变动的。现代国家无疑都有着特定的疆域。当国家边界不确定时，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甚至会威胁到国家本身的稳定。
第二，国家包含特定人口。问题是，有的国家人口的同质性程度很高，有的国家人口的异质性程度很高。人口的同质性程度高，自然对国家较为有利。那些族群、宗教和语言构成差异大的社会，国家面临的挑战会更大些。这个问题通常会涉及如何塑造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第三，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垄断暴力。每个国家都需要把军队和警察部门掌握在自己手里。从很多国家的政治史来看，垄断暴力是国家构建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从韦伯到蒂利，这些学者都把处理暴力问题视为国家的基本问题。
第四，国家需要一整套官僚系统。政府是国家的载体，而政府是由一整套官僚系统组成的。这套官僚系统通常从中央延伸到地方，具有统一的命令协调体系，一般包含职能分工与层级分工。没有这套官僚系统的支持，国家是无法运转的。
第五，国家依赖于税收系统。通常，国家必须要靠社会来提供税收。按照诺思的说法，国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换取收入，这里的收入主要是税收。税收问题曾经在西方政治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有人认为，英国立宪国家的起源跟贵族和国王关于税收权的战争有关。美国独立革命的口号则是“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但无论怎样，任何国家都要以税收为基础。所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税收系统也是国家构建的重要方面。
第六，国家主权需要得到国际承认。现代国家处于现代国际体系之中，国家主权是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主权得到其他主要国家或国际社会的承认，也是现代国家的特点。
从历史维度和全球视野来看，国家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第一个类型区分是国家权力的特征。在欧洲国家兴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两种国家类型：一种是绝对主义国家，一种是立宪主义国家（即宪政国家）。在立宪主义国家，君主权力受到宪法和法治传统的约束。在绝对主义国家，君主权力是绝对的，君主权力和意志是不受制约的。一般认为，英国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立宪主义国家，其宪政历史可以追溯至1215年《大宪章》。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是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代表。欧洲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演进路径，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同样从封建主义到现代国家的演进，为什么会造成立宪主义国家和绝对主义国家的分野？
第二个类型区分是国家不同的功能和角色。不同的意识形态流派有其相对应的理想国家类型。同时，不同时空背景下也出现过功能与角色差异较大的不同国家类型。当然，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类型学”。比如，古典自由主义欣赏的是“守夜人”国家，即自由放任国家。这种类型下的理想国家主要扮演警察与法官的角色。他们相信：“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比如，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以来，欧洲逐渐兴起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关键词是社会福利。这种国家观认为，国家不仅要给社会提供基本保护，还要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今天，欧洲发达国家或多或少都具有福利国家的色彩。再比如，20世纪30—40年代，希特勒统治的德国一般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又称政治全能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国家的关键词是政治控制，即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渗透到经济、社会、甚至家庭各个领域，试图对个人和社会实现无所不包的政治控制。又比如，随着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国际学术界又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的概念，这类国家的关键特征是发展导向。发展型国家通过适当规划和政府干预，在落后社会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繁荣。最后，非洲等一些落后地区的国家则容易沦为掠夺型国家，这类国家以某种程度的“盗匪统治”为特征。在这类情形下，统治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进行肆无忌惮地掠夺。这样，经济和社会发展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讨论国家功能和角色，就涉及不同理论流派关于国家角色的论战。关于国家的理想角色，目前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的理想角色主要是提供保护；第二种观点认为，国家的理想角色主要应该是促进发展；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家的理想角色主要应该是提供福利。启蒙运动以来的很多西方思想家认为，国家的首要角色应该是提供保护，主要是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国家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太多的事情。国家治理的重点是保护公民自由和财产权利，提供法律和秩序，并强制执行契约，而非干预经济和社会活动。这种观点属于国家角色的自由主义传统。
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赢得独立时面临着与欧洲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情境。比如，印度1947年独立时，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人均GDP大约只有数十美元。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领导阶层多数都在英国留过学，他们了解英国和欧洲国家的发展水平。所以，这些人掌握政治权力以后，他们的天然想法就是要用国家的力量来发展这个社会。国家不仅要扮演提供法律、秩序和保护的角色，最好还能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者与推动者。所以，尼赫鲁在当时的印度就实行了既强调国家指导又容纳民营企业的某种计划经济模式。实际上，20世纪中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走到了政府干预的经济道路上去。当然，有的国家做得并不成功，比如印度；有的国家做得极其出色，比如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但无论怎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精英集团试图把国家作为发展的一种工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此外，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发达国家则走上了普遍提供社会福利的道路，福利国家成为欧洲的一种潮流。德国从俾斯麦时代开始，尝试建立起初步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后来这一做法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当然，这种福利国家的模式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遇到了很多挑战。今天，福利国家模式已经使得很多欧洲国家政府收支占GDP的比例达到了40%—60%的水平，逐年累积的财政赤字更使不少欧洲国家公债占GDP的比例达到100%—160%。总的来说，今天的欧洲国家已经把提供社会福利视为自己当然的职责，但同时福利国家模式面临着严重问题，改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