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应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措施
一 提升已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一）充分利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两大全球多边治理平台
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在联合国及二十国集团中的核心地位，努力发挥中国在两个机制中的双核心作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分别代表了全球多边治理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国际机制。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广泛代表性和正当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和无法比拟的权威优势，这种合法性优势来源于会员国的普遍性和《联合国宪章》的广泛接受性，但联合国在应对当前涌现的全球性问题时存在严重的有效性缺陷，被称为“全球治理的能力赤字”。而二十国集团这种建立在无须履行条约义务基础上的非正式多边峰会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联合国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不足，成为联合国体系的有力补充。二十国集团囊括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百分之九十，几乎包括世界上所有系统的重要性发达和新兴国家，反映了更加广泛的全球构成，具有承载多极化格局的能力和效力。“平等参与、协商决策、合作共赢”的精神和原则，体现了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与利益诉求，代表多极化格局下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因此，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自国际金融危机后已经进入以G20为首要平台的全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体制必然需要进行调整修正，以适应国际国内同时不断变动的形势。基于此，中国应从G7挑头的发达国家群体、由BRICS领衔的发展中国家群体、以MIKAT（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澳大利亚、土耳其五国英文第一个字母的缩写组合）为代表的中等强国群体三大板块切入，携手各方共同治理，同时协调好联合国和G20两大多边治理平台之间以及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丁工，2015）。
另一方面，尽管二十国集团代表着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常大的部分，但仍有174个国家不是它的成员，如果不能照顾到其他国家利益，二十国集团机制将失去合法性和行动力。因此，二十国集团不可能取代联合国，但作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主要决策机制，再加上多功能、专业化的趋势，其职能和权力有可能与联合国重叠。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将与联合国安理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形成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与政治安全领域“两个轮子”一起转动的有利局面，不断巩固和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地位。中国应加强相关当事方和成员国的合作，在维护联合国权威的同时，兼顾好二十国集团这个平台，统筹协调两大机制，做到既分工又合作，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形成联合国主管全局、二十国集团偏重经济的格局（黄薇，2015）。
（二）夯实、筑牢中国周边区域合作依托
周边地区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有所作为的力量积聚区域。与此相应，以周边中等强国外交为切入点既是中国稳定周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繁荣的柱石力量（习近平，2013）。现今，中国正处于由区域局部大国迈向世界政经强国的高速推进阶段，面临迫切的发展任务，亟需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然而，中国又堪称是当今大国群体中周边安全状况最复杂、矛盾争端最多发、摩擦冲突最易发的一员，特别是东边南海和西部三股势力更是成为引发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阮宗泽，2014）。因此，周边地界已成为直接影响中国发展轨迹和战略意向的基础动因和关键要素，也是事关战略机遇期能否存续的重要条件和前提保障（钟飞腾，2010）。
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大国，需要打破东西两部、海陆两域的地理分割和壁垒限制，更加注重协调、平衡地缘布局的东西两翼和海陆两面，形成海陆事务兼顾、东部沿海与西部边疆统分结合、全盘互动的战略格局（丁工，2014）。有鉴于此，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此两大设想合称“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布局规划，西北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针对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地区，意在挖潜陆地；东南方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基本瞄向东南亚和环印度洋的南亚、阿拉伯半岛甚至东非等地，旨在拓展海洋。因此，“一带一路”的二维共架方略既是承袭历史上丝绸之路“睦邻富邻”的传统情谊，又有“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现实考虑。对角相倚、相向而行的“一带一路”方略将南亚、亚太、中东等各个次区域串联起来，从东西两翼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合作，实现区域经济融合，进而与太平洋沿岸国家和欧洲经济相衔接。这一亚洲共同发展战略，不仅有助于中国周边“海上东突”与“陆上西进”攻略的双向推进，还有利于中国周边与欧亚地域的联通对接，从而编织起更加紧密交错的利益共同体网络，实为区域乃至全球治理顶层设计创新之举，符合各方长远利益。
一方面，当前南海区域局势呈现纷繁复杂、热点遍布的特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既有陆境接壤，也有海界毗邻，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陆境相对稳定、海疆摩擦增加，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的海洋争端不见停歇，由明里叫板转为暗地较劲。中国在南海海洋划界和岛礁争端问题上应注意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解决方式，掌握维权与维稳的权衡尺度，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抓手，按照双边与多边并行的“双轨思路”，与直接当事国进行协商谈判解决有关争议是最为有效和可行的方式（何亚非，2015）。双边层面分歧，由直接当事国和南海沿岸国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多边层面，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注重用好中国—东盟外交平台破题南海困局，深化中国和东盟的全面合作，争取大多数东盟国家的支持理解，妥善应对个别国家的挑衅，努力将南海转化为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安全之海（李向阳，2012）。
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覆盖地区广阔、国家众多，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地区，中东地区长期冲突不断，最近出现的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伊斯兰国（IS）突起以及叙利亚危机引发区域矛盾升级等，一些相邻国家长期处于争端与敌对状态。这一区域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为区内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这一区域中的不少地区是大国角力的热点。比如，大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俄罗斯、欧盟极力发挥影响力的地区，区内大国也纷纷将周边地区视为自己的“传统后院”（隆国强，2016）。随着激进伊斯兰势力再度抬头、重趋活跃，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回潮之势，该地区与中国西部唇齿相依，中国西部受“三股势力”渗透的危害不断升级。上述问题如若无法妥善解决，不仅会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还将对国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从而拖累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推进实施，严重影响民族复兴的崛起进度。“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区域内有关各方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做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扬长避短互利共赢，形成区域合作的大格局。
（三）加强金砖国家自身的机制化建设
第一，内顾机制挖潜还是外向推展扩员。金砖合作机制既不是针对特定国家的“俱乐部”，更不是追求封闭排外的“小集团”，而是始终秉持自愿协商、开放包容的合作主义精神的多边协调机制。因此，从扩大组织受众群体和维持机构高位运行的角度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有必要分步扩充规模，以进一步增强该组织的地域代表性和涵盖面。对于今后金砖组织的增员扩编问题，一种思路是金砖国家应先维持现有规模，一段时期内不再吸收新成员，有意加入者可以按照对话伙伴国或者观察员的方式，与金砖组织建立先期的某种定向联系。在制定完善相应规章制度、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再按既定标准吸纳新成员的观点，就认为贸然扩员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麻烦。尽管这一方式更为简便且成功可能性大，但也存在对话伙伴的代表持续性差、意见波动较大的困扰。另一种则要适时扩大规模，理由是只有把小团体做大、拉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正因如此，有专家建议可以考虑尽快吸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少数几个中等强国加入金砖国家组织，未来则可以把G20内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囊括进来。
当前，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等是重点考察的热门“人选”，埃及、哈萨克斯坦表达强烈的“入伙”愿望。虽然有许多国家表达加入金砖的意愿和想法，部分国家也获得金砖成员的认可和支持，并且金砖国家还一致认为“扩员”能够促进金砖机制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应该是金砖合作必不可少的发展步骤和主攻方向。但总的看，大家更倾向于将内顾挖潜强化内部职能建设，理顺五国借力用力、协力助力的体制机制和路径渠道，而非把外向扩编作为优先事项和首要急务。正如俄罗斯金砖事务联络人所说，目前时机尚未成熟，金砖组织没有“扩容”的打算，金砖成员国数量的增减根据该机制“自然发展”过程而定。
从金砖成员来说，除中国外其他各方对扩员既有支持赞成的一面，也都存在保留反对的成分。一方面，大家都认识和理解到金砖机制要保持活力，成员扩大是必然选择的路径之一。另一方面，各国对于如何进行成员扩编、先期吸收哪些成员等问题持谨慎纠结态度。俄罗斯由于被七国集团“开除出局”，特别注重增进金砖国家团结合作，希望以金砖机制弥补冲淡离开七国集团的负面损失。但俄罗斯在金砖组织中的经济分量偏低，因而担心成员扩大后本国在金砖机制中的经济影响力被进一步稀释。对印度来说，有意向参加金砖组织的国家大多同印度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双边关系，也没有掺杂现实利益纠葛和地缘政治矛盾，因此印度原则上支持金砖扩充规模。只是印度担心金砖组织潜在候选国，基本上都与中国建立良好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从而担心金砖扩容后会进一步壮大中国在机制内的驾驭操控能力，导致自己在同中国的地位竞争中更加不利。巴西和南非看待扩员问题更多是从地缘因素出发，由于两国实力在金砖组织中相比其他三国更弱，作为唯一的非洲或拉美国家，两国优势很多时候体现在地缘政治因素领域。而金砖组织的优先候选者中，墨西哥、阿根廷、尼日利亚、埃及等来自非洲和拉美的国家是潜在主体。因此，巴西和南非担心与本国同处一个地区的地缘竞争者加入，会减弱两国在金砖机制中的地位特殊性和政策决断力。总之，金砖国家在吸纳新成员问题上应当慎重，如果继续快速扩编，虽然整体上可壮大一些力量，但是也会出现成员间共同性下降、“公约数”缩小、决策力萎缩的可能性，可以通过设立联系国或观察员国的方式，有步骤、分阶段来完成接纳新成员的扩展工作。
第二，是否需要常设秘书处问题。是否应该设有金砖秘书处一直是伴随金砖国家机制发展历程的传统话题，也是关乎金砖合作“进化”成为工作组织还是继续保持论坛形式的未来命运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有两种解答思路，一种方法是使金砖国家演变成一个“松而不散”的经济合作机制或经济利益共同体。依据是它已经形成了以领导人峰会为核心，以部长级会晤和专门高官会为支撑，智库年会等二轨渠道为辅助的制度性合作框架。初步机制化既有利于它的发展壮大，也有利于防止西方国家的“分化”。另一种思路则认为金砖组织的主要特色之一即非正式性，以论坛为存在形式，主席国实行“轮流坐庄”的机制，在实际的议程设置中发挥引导作用。相反，强行推进机制化无实质意义，短期内继续保持论坛形式，视未来合作进程需要再决定机制化程度。理由是现有的合作框架可以满足金砖国家在各个层级上的对话与协商，目前重点任务应该是凝心聚力找准利益契合点、拉近战略共同点来推进务实合作。
客观来说，专设秘书处作为处理一般性事务的具体职能部门和日常办事机构，是为了综合协调各工作组的上传下达、会议文书的记录和档案资料保管。如果能够设有一个金砖国家秘书处，显然是金砖合作机制深化的体现，能够克服缺少强制力和协同性这项无法回避的传统“难点”和“痛点”。但秘书处的筹组设立不是单独的机构改制问题，其运转程序、人员编制、驻地选址、预算开支、组织结构等内容是一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复杂系统工程。此外，金砖国家似乎也没有急于设立秘书处的必要。以七国集团为例，七国集团非正常论坛模式已经运行40多年，并没有因为缺少常设秘书处而影响共同发力和彼此合作。相比七国集团，金砖国家内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似性与协同性都更低，因而进行内设机构整合的操作难度也相应更大。因此，是否设立秘书处问题将会是历届金砖峰会讨论商议的核心内容之一。
总体来讲，中国不宜推动金砖设立联盟秘书处。首先，金砖组织这种论坛式运作方式更有利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尽管中国与金砖成员存在共同利益，但也蕴涵许多矛盾分歧，按照金砖灵活、非正式性运作方式加强与相关国家合作，既能够实质促进中国与相关方双边关系，推动金砖国家以整体声音说话，还可以有效避免因部分历史和现实因素引发直接对立的风险。其次，建议考虑金砖财金秘书处设有一名负责处理各种日常事务的执行主任，由金砖组织成员方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副手作为秘书处执行副主任，秘书处的执行主任和副主任组成秘书处执行委员会，共同领导和管理机构的文稿起草、外事行政、要报整理等工作。
第三，金砖国家如何处理与其他组织的关系。近年来，部分金砖国家经济出现低水平或者负增长的减速情况，导致质疑金砖成色的论点甚嚣尘上。尽管当前关于金砖成色消退的评判有失偏颇，简单地理解以金砖合作组织为核心的新兴国家时代已经结束更是无稽之谈，而实际上，金砖国家作为助益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动力源和实效增长点，其崛起仍将成为促进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演变的最大因素。但由此应该看到，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除了部分国家别有用心外，也是因为金砖组织与机制外国家的联络沟通不足所致。如何处理协调与国际性多边机构或区域组织以及特定功能性机制的关系，成为影响金砖机制深化前进方向的紧要命题。对比七国集团可见，七国集团非常注重强化与国际多边机构的联络，善于借助国际机制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将七国峰会达成的政策意志和决策共识转变成全球治理的指导原则和行动方案。换言之，如果希望进一步扩大金砖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影响力，可以考虑在不影响现有合作效率和效力的基础上，加强金砖国家与相关机构“二轨”对话平台和沟通渠道的建设，构建同其他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是提高集团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虽然在此之前峰会当值主席国，曾有邀请相关区域国家或组织代表参与金砖国家峰会的先例，例如，自2013年南非德班峰会起，金砖国家开创了“金砖+非洲”、巴西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拉美”、俄罗斯乌法峰会上“金砖+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以及印度果阿峰会上“金砖+环孟加拉湾经济技术合作组织”的合作模式，但这种方式尚未完全落到实处，更未形成连贯性和稳定性的通则共识和制度规范。因此，中国可以推动建立“金砖+X”的对话合作机制，参会代表为金砖国家首脑以及各区域性组织的年度主席国或秘书处负责人，年会所要讨论的文本材料、决议草案以及细则条例等送交金砖事务协调人联席会议审阅，年会由金砖国家峰会轮值主席国委派相关机构承办，未来在适当时机可逐步扩大受邀范围。同时，随着金砖国家合作各层级工作的日益完善，亦可以委派金砖智库理事会或其他下设机构作为永久观察员，参与相应区域性多边组织的学术网络研讨会、技术转让和知识共享促进会之类的部分交流活动。
此外，由于全球治理具体议题需要多边组织落实，金砖机制要增强治理实效，加强与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机构联系。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李克强总理同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六大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1+6”圆桌对话会。此次对话形式新颖、效果明显，对金砖国家合作与相关国际开发机构联系有很强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因此，建议考虑仿照“1+6”圆桌对话会的形式，以金砖国家、上述联合国专门单位以及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等六大经济金融机构作为独立参与方，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域的“5+6”高官年度定期对话机制。由金砖峰会年度当值主席国作为负责联络国际机构的专职协调员，在每年金砖峰会期间邀请上述6大机构“掌门人”，齐聚一堂共同就如何调整现有全球治理体制中存在的一些不公正不合理安排，改变全球经济治理格局转换滞后于“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状况进行全面深入探讨。
二 创新思路开辟治理新渠道
（一）引导金砖国家加强与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合作
中等强国一般是指实力介于大国和小国之间、具有中等力量或块头的国家。它们不具有大国的国力条件和影响力，但在国际社会又发挥着不同于小国的作用。中等强国主要包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西班牙、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南非、阿根廷、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等强国因不具备媲美大国的超众实力，无法拥有压倒性的国际影响和制度优势，故此长期处于被忽略的边缘状态。但是，这些国家能够在所参加的国际活动领域采取相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能够为自己开辟出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专长领域和折冲空间（宋效峰，2013）。21世纪以来，依托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有利态势，中等强国日益成为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何亚非，2015）。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由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等中等强国挑头的“团结谋共识”运动，成为打破“四国联盟”（日本、德国、印度、巴西）以抱团捆绑方式，单方面强行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图谋的先驱力量。2010年11月，韩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就大力推动二十国集团里中等强国联合起来进行再集团化，试图通过相互抱团、组建“中强集团”的方式推动彼此间横向联合，以便与七国集团（G7）和金砖国家（BRICS）在G20内形成某种必要的均势平衡，从而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庞中英、王瑞平，2013）。2013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由韩国牵头联合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澳大利亚四国组成的五国外长定期会晤机制MIKAT，宣告“中等强国合作体”这一全新机制的诞生。
中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努力融入西方国际体系的“追随者”，到如今迈向多极格局中重大国际议题的“引领者”。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如果要想引领和推动全球治理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在全球治理改革场域中发挥更大、更负责任的作用，不仅需要促成与既有大国的同心协力，还要加强与中等强国的密切配合（李东燕，2014）。综合来看，中国和中等强国皆非现存所处体系的“当权派”和利益既成者，双方原则上都追求公正、合理的非歧视性国际制度规则，强调渐进而连贯地改革现有制度体系和国际规范安排，基本上都主张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列为G20的优先议题，都赞成将促进国际社会公平公正、增进各国人民利益福祉作为全球治理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都倾向于将G20的治理范畴限定于经济事务和财政金融领域。因此，中国与中等强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结成利益紧密相连、命运休戚与共的合作伙伴的潜力，中国可以考虑在立足金砖组织的基础上，将中等强国视作可以团结和争取的“统战”力量，进而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赢得更加宽裕的回旋梯度和腾挪空间（丁工，2015）。中国可以通过支持韩国参与建立中等强国网络，在二十国集团内形成与金砖国家合作对话机制，将有效应对七国集团的战略压力，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有利于新兴国家和中等强国的方向发展。
（二）以“一带一路”开启全球治理新模式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遵照和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积极推动和扎实促进与沿途各国发展规划、制度标准的相融对接，将以牵引带动沿线国和相关国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为目标导向，力图使之真正成为推进国际社会共商发展、同谋合作的平台场所。截至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拥有65个国家，包括近半数以上发展中成员方参与其中，人口总计达44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6%，GDP总规模达到22.8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分别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29%和对外贸易总额的27%，并日渐形成以成员国的广泛性、规则标准的高端性为主要特点的机制引领和形塑效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别于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集团阵营对抗，无论是提倡的政治理念、行事风格还是实行的项目流转模式、多边合作机制都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宗旨和本意，因而是面向全球的新型发展议案和规划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以增强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和永续发展能力为归宿，包含着中国对内坚定自主发展信念和优化外部环境联动的主张，应天时、接地气、顺民意，不仅体现了对外维权和对内维稳双管齐下、内外兼修的“双轨思路”，而且兼具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方向性的两重特征。“一带一路”所涉及的领域和需要解决的议题，远不是中国单个国家的发展问题，更是全球性的共同合作问题，比如缩小贫富鸿沟、应对跨国性难/移民和有组织犯罪、解决资源短缺和气候环境恶化等，是妥善化解全球性挑战的创新方式和有效渠道，也是助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王义桅，2016）。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一条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与不懈追求，凝聚着世界人民对过上幸福生活的远大目标和心愿渴求。
“一带一路”建设是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对外经济发展的重要合作倡议，该倡议既是进一步促进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发展战略，也是中国重在通过差异竞争、错位发展、产能合作提升对象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帮助沿途相关国家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和服务业综合保障体系从“输血”到“造血”质变升级的实效举措。因而，该倡议一经提出便得到国际社会和多数国家的一致拥护和坚定支持。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完成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从学习赶超向创新引领的转型升级，已经积累起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和相关国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装备、资金、管理经验等物质资源和比较优势，更拥有支持更多国家发展强大的体制机制保障和治国理政经验。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就是希望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现要素资源优势互补，进而促进各方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促进中国从南到北扩大开放、由东向西梯度合作的机制载体，也是实现中国与沿途国家错位发展、协同推进的创新平台。
（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导全球治理改革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随着各国之间利益交融的空前紧密，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每个国家都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地球村里一分子（习近平，2015）。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政治文件中则明确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词汇，文中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正式决议之中，成为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众多国家积极响应的共识。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在第2344号决议中，敦促各国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在国际社会已形成共识，并开始朝着构建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方向发展，未来必将在推动国际社会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各国有着愈益紧密、深度交融的互动联系，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脱离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发展基础上的本国发展。为此，中国围绕21世纪世界秩序和整体利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论，这个“共同体”是21世纪诸业态、各要素的集大成者，为国际关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一个新指向，为处于困惑和选择中的世界秩序发展道路开辟了一片新愿景、做出了一份新贡献，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理性思考和勇敢创新。
一方面，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的加持与助益，需要中国以自身发展带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李向阳，2017）。中国发展得益于良好的外部世界和国际社会环境，中国也要为全球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顺承和借用战略机遇期的有利契机，中国施政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不仅引导内政完善程度的持续提高，促成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整体地位日益增强，还逐步积累起推动国际体系朝公正合理方向和平转变的物质财富基础。目前，中国已经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还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国、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综合比对可以发现，中国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相对强大雄厚的政治、经济优势，关键是怎么去做才能将硬实力的增强转化为软实力的提高，如何将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变现”为对国际关系秩序的塑造力和影响力，转化为引导全球局势走向和世界发展动向的操作运用能力，从而促进中国的崛起成就和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达到共同结成彼此烘托、相互映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安全利益复合体高度。事实上，中国人民一直以来都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另一个就是构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中国梦”的实现也能为世界发展带来红利、提供中国机遇，对人类发展具有世界意义（阮宗泽，2016）。正是因为在战略机遇期内，中国洞察、捕获并充分利用绝佳时机增强自身国力，具备承担与国家实力相对应国际责任的能力，反过来才能够更好地支撑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与发展，才能更好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成献计出力，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一起成长、共同进步。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合作共赢精神的时代产物，它既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又是对中国现实外交行动的指导方针，因而对维系使用战略机遇期具有形塑作用和启发意义。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世界各国。维护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不仅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物质文化方面的需求，同样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时代潮流。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和秉承的新思路新理念为导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领贯全局的主线总纲，能够巩固和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主动有利地位。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发展战略和外交理念指引下，用实力和智慧破解某些国家通过外部威慑围堵、内部腐蚀渗透的企图，让那些希望中国自乱阵脚、自毁前程的妄想破灭，为中国发展机遇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有利外部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由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以及中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迫切需求和执着追求所决定，但它不是中国的“一家之言”和“自个想法”，而是大家共同意志汇聚的体现和个体利益融通的结果。因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营建和确保一段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充分条件和必要保证，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确立是合乎政治伦理规律和当前情势演进的逻辑必然，构成认识论、逻辑学、辨证法“三位一体”机理素养与“有职有责、有位有为”的价值操守有机衔接、和谐统一的格局，因而达到理论和实践兼顾、新意和深度俱佳的层次与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秩序观”“全球价值论”，它强调以人类整体为中心，不是前现代的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中心，也不是现代的以地域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维护的是现存秩序里符合公理、宣扬正义的部分，改革的是旧有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构建的是当代国际秩序没有、21世纪冒现的部分；坚持在维护中发展，在实践中成熟，在变革中改进，在竞争中完善；强调共同体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正和关系，既不是赢者通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不是你赢我输、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更不是恣意妄为、穷兵黩武、侵略扩张的强权做派和霸道做法（赵可金，2016）。“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还是一种因地制宜、因国施策的大政方针和行动指南，它主张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途径、以共享为目标，在尊重、支持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增强各国协调发展的自生推力和内生动力，实现全球包容、联动、可持续的增长。因此，习近平主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和理念主张一经提出，即得到国际社会各界的积极评价和广泛接受，从普通民众到高端精英纷纷表示，习总书记这一思想不仅站位高、境域深、立意远，是对陈旧过时的僵化观念和错误言论进行的有力辨析、批驳，是对当下人类发展困境和全球治理难题的把脉问诊、点题指路，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全力应对国际社会中思想观念、制度环境、实体器物等各种新要素、新事物、新环境，对中国实现自身发展需求与和平融入国际秩序意愿造成挑战的积极回应和正面心态，显示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国际社会一道通力合作，共同疗治痼疾、规避风险，共同分享发展机遇、承担社会责任，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风度和气魄。
随着各国经济之间的互联互动愈发密切，利益交往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无论从地理方位还是时空经纬看，地球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也没有哪个群体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更趋复杂激烈，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主导权之争日益强化等多边性、跨国性难题和挑战大量冒起涌现，决定人类社会唯有同舟共济、立己达人，才能行稳致远、持续发展，世界各国只有借力给力、协力助力，才能共渡难关、共克时艰，只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鸿鹄夙愿，才能使我们一起生活的地球家园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彼此争斗的竞技场。倡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现实国情作出的明智选择，它源起于中国高深厚重、兼收并蓄的传统文化思想和政治智慧，根植于中国爱好和平、崇尚友善的历史基因，强化了中国与世界相互之间的存在感和获得感，兼顾了“中国战略机遇期”存续的短期现实目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长远规划蓝图，符合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利益，突出了对人类核心价值和文明体系的尊崇。因此，未来中国应牢牢把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努力将延续和维系中国“战略机遇期”同全球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正当诉求与合理关切，同世界的发展前景、精神寄托和安全期待对接起来，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和“战略机遇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上佳循环与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