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拥有诺贝尔奖的经济学：符号、成就与问题

比起个人来，时代更难做到不出错——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种看法会在随后的时代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很多看法如今广为流行，以后却会遭到拒斥；同样，有很多看法曾经被广为接受，如今却给抛弃。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

一个熟练使用锤头的人可能只会想到需要使用钉子的项目。^[1]

像经济学这样的实证科学之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一般化的解释……经济科学必须要实实在在地密切关注着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以及各种社会问题。

——乔治·斯蒂格勒^[2]

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

——托马斯·皮凯蒂^[3]

经济学如何与诺贝尔奖发生关系？诺贝尔当年计划设立诺贝尔奖时，特意挑选了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以及文学设立奖项，还设立了和平奖，但他没有同意设立诺贝尔数学奖。1969年“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每年发给在经济科学领域完成一项有杰出意义工作的人。当时设立该奖项时的考量，应该是将经济学视为同自然科学相近的学科。该奖项设立时，就遭到非议。很多人认为经济学与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差异，不应该设立经济学奖。但不管怎样，最终人们接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是说，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建立了联系。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十九版）第二十章的开始，引用了英国凯尔文勋爵的话：“当你能衡量所谈论的东西并能用数字加以表达时，你才真的对它有了几分了解；反之，你的了解就是肤浅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了解也许只是认知的开始，但是在思考上则很难说你已经步入了科学的阶段。”^[4]这可能既是经济学数理化的动力，也是经济学家视经济学为社会科学皇后的信心的来源。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理论是一种公理化系统，理论语言、基本定理、对应规则一般具有统一的认识论意义。科学研究对知识背景、知识结构、理论训练有选择标准和定向标准，理论要明确、可识别、给出信息量，这就是范式要求和可证伪要求。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接受了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精致证伪主义），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实现了所谓“研究框架的进步”，使经济学理论研究更符合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特征。^[5]

在本书“绪论”中，我们引用了凯恩斯的名言作为开头，并分析了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指出经济学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过，在本章，我们尝试从另一个视角，也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视角，来进一步分析探讨。关于这一点，最佳的切入点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经济学既然荣膺诺贝尔奖之行列，则必被世人所重，政府希望其能够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出有效的药方，造福公众。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那句话之所以经常被经济学家们引用，或许是因为这种说法太对经济学家虚荣自负的胃口了。随着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大萧条后被广泛接受并被政策运用，经济学的力量开始凸显。而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和随后每一年的颁奖典礼，给经济学带来了更大的荣耀。近些年来，出现了两种境况：一种是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越来越倾向于自然科学的形式，这大抵是经济学家对自己学科最高的定位；另一种就是随着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数学化，其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距离越来越大，其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似乎也变得力不从心。进而，不仅包括广大的公众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即使是经济学界也有众多人士对经济学的发展现状表示担忧，甚至一些大学的经济系的学生也要求经济学的教学进行改革。

本章首先探讨各种针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疑问，乃至质疑，随后转到讨论当代的主流经济学。在这里，我们试图从两个视角来分析，一个是从单纯的诺贝尔奖和经济学的关系来分析，一个是从作为获奖主体的主流经济学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