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作为镜子

著名政治学家李普赛特^[7]曾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当国内的媒体和少数经济学家每年都会就何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议论纷纷、期盼乃至失落时，我们总在自说自话。所谓旁观者清，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和理论价值，我们其实应该多听听外部人士的说法。当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经济学寄予厚望时，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非常高兴。但是，正如前文提到的，也有很多的学者对中国模式不“感冒”，特别是一些在国外任教的华人学者，例如我们后文中将要提到的澳大利亚的学者黄有光。当看到众多冲突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时，我们甚至会失去对中国经济学乃至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判断力。因此，进行跨国的比较，实在非常必要。有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照物，来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中国的经济学？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的邻国日本，正可以扮演这样一个重要角色。截至2015年底，日本共有24人在医学、物理、化学、文学等领域获得诺贝尔奖，其中有11人获得物理学奖，显示了日本在物理学领域的强大实力。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数至此已达到21人，超过瑞典，排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之后的第5位。但在一片庆祝声中，有日本媒体和学者对日本未能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表示疑惑和不解。

当下的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研究和借鉴，往往不够重视和缺乏谦虚。改革开放之初却不是这样的。当时我们一方面得到日本经济上的帮助，一方面也努力地向日本学习，很多报纸和学术刊物等都有大量介绍日本相关方面的信息和经验的文章。但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随着中日关系的态势的改变，随着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日本，作为曾经的学习的对象，说得严重一点，成为我们避之不及的，甚至是不愿与之为伍的国家。中国对于日本，似乎不再重视，不再谦虚。今天的对日研究，更多研究集中在民族的血泪史，去搜集他们的不愿承认的罪证。但是，日本曾经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面临的困境——结构调整至今仍未完成，低速状态无法摆脱等，乃至日本为何至今仍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在都是对中国非常有启发、有警醒的话题。

第一，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快速发展，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日本国际地位的改变，经济地位的改变，其如何应对，经验和教训等，都与当前的中国有些类似，是可以进行很好的分析的。这是从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政策的视角看。

第二，日本在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史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注意的地方。例如，现代经济学的很多汉译名都来自日本学者。“经济学”就是他们根据汉语的“经世济民”的含义创造出来的，十分合乎“political economy”的本意。再看看我国早期启蒙运动的引导者严复和梁启超，前者将经济学译为“计学”，梁启超则仿效严复译为“生计学”。经过时间的考验，日本的译名更广为接受。^[8]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马克思经济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一个时期里成为整个日本的社会科学的代名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像中国和很多国家那样受到苏联的巨大的影响，而是在国内与现代经济学的竞争中演进发展起来的。一定程度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和成果上显然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例如，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数理学派，就是运用数学工具，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数理化，从而可以和现代经济学进行对话。这些首先应该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特别重视和借鉴的。

第三，从经济学研究的视角看，日本目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因此我们通过分析日本可以更好地看清中国。日本的社会科学主要是在国家的呵护下成长的，而且是在精英学术和非精英学术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中获得发展的，没有思想的“自由市场”。^[9]到今天为止，专业组织乃至学科意识在日本仍然很缺乏，这更多的是一种急切的，甚至是争强好胜的风气，而不是批判性地反思的风气。社会科学是日本民族进步和生存斗争的武器。^[10]在本书中，日本的案例，不仅是用于佐证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作为一个参照物，来反观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也借此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提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