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后文化语境与池田大作“鲁迅情结”的生成

每一次听到鲁迅先生的名字，我的内心就会呐喊起来。鲁迅先生的作品是我青春时代喜爱的读本，他那尖锐的词锋，每一句说话都让我激动不已，当中充满着对人民的爱情，忧虑时势的满腔热情，对不公义与腐败丝毫不妥协的强烈斗争，这一切都深深刻印在我年轻的生命之中。

——池田大作：《上海鲁迅纪念馆创立60周年贺词》，《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第2期。

池田先生也一直反战，主张中日友好。他见过周恩来，他最佩服的三个中国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周恩来。

——章开沅：《有感于文化创新——从与池田大作对话说起》，《章开沅文集》（第九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在池田大作的心目中，“他最佩服的三个中国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周恩来”。^[1]由于池田大作对周恩来、鲁迅和孙中山等三位近现代中国历史名人特别敬重和推崇，日本创价学会的机关报纸《圣教新闻》自1968年以来，刊载池田大作谈论周恩来、鲁迅和孙中山的报道就有几百篇。有日本学者曾作过统计，截至2008年，池田大作在《圣教新闻》上提到的中国人物中，鲁迅被提及的次数仅次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排在第三位，孙中山排在第四位。^[2]对于池田大作“鲁迅情结”的产生，有学者就指出：“池田大作先生之推崇鲁迅先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和灵魂的共鸣。”^[3]就池田大作接受鲁迅的契机而言，主要表现在时代契机、文化渊源和私人性机缘等几个方面。

首先，战后日本的文化语境为池田大作接受鲁迅带来时代契机。随着1945年日本的战败投降，日本许多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近代以来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亚洲的军国主义行径，认为近代日本人在与西方人的对抗中忘却了亚洲人的痛苦，产生了轻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观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更加改变了日本人对自身“优越感”的根本认识，刺激了他们的神经。日本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被西方人所打败，而中国人则通过持续的抵抗获得了民族的独立和新生。所以，从时代语境来看，由于战后日本思想界形成一股借鉴“革命中国”以达到对“脱亚入欧”和侵略战争进行自我反省的思潮，作为“革命中国”“文化权威”的鲁迅不仅被许多日本人当作“国民作家”来阅读，而且其思想价值也在战后日本被广泛接受和传播，这为青年池田大作在战后时期走近鲁迅、阅读鲁迅和接受鲁迅带来了绝佳的时代契机。

其次，中日两国文化的互为影响成为池田大作接受鲁迅的文化机缘。就文化渊源而言，中日同属东亚文化圈，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日文化也有着许多亲近性。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等地深受以嘉纳治五郎、藤野严九郎等为代表日本现代人士及日本文化的影响，而池田大作本人也深受包括鲁迅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鲁迅与池田大作的成长正显示了中日两国文化在相互影响上的薪火传递。可以说，从薪火相传的文化渊源来看，中日思想文化共同熔铸并造就了鲁迅和池田大作。

再者，许多近似的人生经历和相同的价值追求成为池田大作对鲁迅产生精神遇合的私人性机缘。从人生遭际、心灵遇合的个人性机缘来看，池田大作与鲁迅都经历过类似的家庭变故和奋斗历程，鲁迅不屈的斗士人格和韧性战斗精神都让池田大作产生了深深的心灵遇合和精神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