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与超越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优势和历史价值
陆贵山
作为人民文学的旗帜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至今仍然焕发出旺盛的理论生命力。将《讲话》放到当时世界文艺理论的宏观格局里，我们更能看清它的原创性与超越性，理解它的理论优势和历史价值，更加积极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一 《讲话》拥有最广大最鲜明的人民性
《讲话》指出，革命文艺应当为大多数人民服务，即为工农兵服务，从而拥有最广大最鲜明的人民性。《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指出了文艺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限性，旗帜鲜明地倡导文艺应当为大多数人服务，从而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真理是具体的。只有把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放到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科学的解释。当时，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延安，开创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人民不再处于一个被统治阶级奴役的地位，开始成为有地位的历史主体。《讲话》不是抽象、空泛地谈论人的问题，而是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把开始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人，界定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倡导文艺家“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1]强烈呼吁：“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2]列宁曾号召革命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讲话》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更加系统深刻地解决了大多数人民群众在文艺中的主体地位问题。《讲话》旗帜鲜明地反对统治阶级的文艺家把自己的阶级写成主人或神圣，而把人民写成奴才或暴徒，明确指出这是历史的颠倒。人民应当拥有与政治权利相适应的文艺权利，理应成为文艺的主人，主张把人民群众描写为历史的主人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实现了人民群众在文艺领域中的翻身和解放。
从全球视野看，当时尚未发现有任何一种文艺理论明确地提出文艺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主张，即便是西方那些带有革命色彩的左翼的文艺理论，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多半都是通过文艺理论表现和抒发他们所心仪的不切实际的审美幻想和精神追求。这些人的文艺理论和文艺观念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彻底为大多数人服务的。
《讲话》提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样两个密切联系着的基本问题，体现着宗旨和手段、目标和途径的辩证统一。无宗旨的手段和无目标的途径是盲目的，是没有意义的，而没有手段的宗旨和缺乏途径的目标是空洞的，是无法实现的。当时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实现民族解放。在国难深重和民族危机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必须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不为当时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这个历史使命服务，便谈不上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
二 《讲话》富有改造社会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变革精神
《讲话》发表前后，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和不可抗拒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西方人文知识分子中的左翼和一些正直的人士对大资产阶级所主宰的世界是不满的，甚至是仇视的。他们对改善社会状态和人生状态的思考和探索是积极可贵的。但他们怯于正视残酷的现实，躲避压抑僵硬的政治体制和强大的物质力量，退到他们所擅长的文化精神领域。即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的理论家，虽然也表现出改革现实的介入意识和反叛姿态，但所采取的手段和所选择的途径，却无法达到革命的目标。作为书斋学者，他们都迷信精神救赎，富于浪漫情怀和审美幻想，或像本雅明那样痴情艺术的“灵韵”，迷信语言文本的阐释对现实的辐射作用；或像马尔库塞那样，沉溺于心理和生理机能研究，希望通过所谓“新感性革命”，改变社会的人生状态；或像从马克斯·韦伯妄图冲破“铁的牢笼”，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形形色色的审美救赎理论，追求审美乌托邦，幻想通过审美的途径和手段，实现人的解放；或像海德格尔那样，憧憬“诗意地栖居”，等等，这些企图通过审美手段解放人的理论，其作用却是十分有限的。他们在这些领域中的学术追求往往表现为不同程度地脱离社会历史倡导人文，脱离客体夸大主体，脱离生活推崇心理，把审美纯粹化，对语言进行封闭孤立的阐释，实际上是把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绝对化和极端化了，带有空洞抽象的性质，多半寄托于幻想，并不能切实有效地变革和改造现实生活，变革奴役和压抑人的社会制度。
与之相反，《讲话》具有自觉而强烈的变革意识，富于历史和现实的变革精神，勇于和敢于面对所属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采取正面积极干预和介入的姿态，开创了利用文艺变革现实、承担历史使命、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族解放的艺术道路。《讲话》提出，文艺要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变自己的环境，帮助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实践中具体地实现人的解放。《讲话》所阐发的思想，切实有效地把精神诉求转化为物质存在，通过实践和变革改变自己的环境。只有实际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才能有助于改变旧的社会结构，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实现人的解放。像歌剧《白毛女》这样的作品，凭借自身的思想艺术力量，切实起到了“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讲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改造现实、社会和历史的变革意识，超越了当时流行的诸多文艺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三 《讲话》代表了先进文化和全新的价值观
《讲话》代表了先进文化，展现了全新的价值观，具体表现为：
指导思想的先进性。《讲话》倡导作家、艺术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主张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自觉地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指导文艺创作，提高文艺作品的文化思想质量。
艺术评价体系和艺术评价标准的先进性。最广大的人民性是同最深刻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密切相关的，《讲话》首先提出文艺评价体系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在考察政治标准时，把文艺是否有利于引导人们团结进步，是否有利于“实行改变自己的环境”和“推动历史的前进”作为评价的核心内容。《讲话》提出来的艺术评价标准“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强调文艺应当追求比生活美更高的艺术美。这个完整的思想体现出精神实质上的互补性、一致性和先进性，成为贯穿《讲话》的一条红线，铸成了《讲话》的总体精神和思想灵魂。
创作理论的先进性。文艺创作理论与文艺批评理论是相互联系的。在《讲话》发表的前前后后，西方文艺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批评理论处于强势，文艺创作理论反而处于弱势。《讲话》却提出一整套系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如创作源泉的理论、文艺典型化的理论、文艺主客体相统一的理论、文艺社会效果的理论、文艺创作道路的理论，等等，都凸显出文艺创作理论划时代的崭新面貌。特别是建设、培育和造就创作队伍和文艺大军的理论更是让人耳目一新。《讲话》强调不可做空头的文艺家，要求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把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当作第一位的工作，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破除各种错误的创作情绪，如抽象的人性论，消极的暴露论，破除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国，转移立足点，改造主观世界，努力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而关于加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文化素质的论述，如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强调自主的原创性，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和替代自己的创造，反对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的观点，更是深邃厚重，影响深远。
价值观的先进性。人物塑造是文艺创作和文艺创作理论的核心问题。在《讲话》发表的前前后后，西方以现代派为主的文艺创作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多半都是表现文明危机和人的异化的那些具有反叛意义的消极典型，不可能从正面揭示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全新的价值观。《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既倡导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又主张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辩证地、完整地解决了人物塑造问题上的主导与多样的关系。“新的世界”中的“新的人物”是新的思想和思想体系与新的价值和价值体系的承担者。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可以多层面地展示各种思想倾向和价值观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但表现“新的人物”可以从正面更集中、更充分、更强烈地凸显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新人形象作为先进思想的代表，能够更自觉地体现对现实环境的变革意识，揭示人们推动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否表现新的人物，关系到培养和树立人们改变旧环境的变革意识，关系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人物作为新的先进文化的主体和载体，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的文艺应当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原载《求是》杂志2012年第11期）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