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献信息工作与学术道路
莫作钦
（一）
我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文献信息工作。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深刻体会到：文献信息工作有它自身的规律性。一是继承性和累积性；二是时代性和发展性。一个名牌信息产品的形成，要经过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和积累。为了信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我在此岗位上像骆驼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开拓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1985年在京丰宾馆召开的全国情报工作会议，决定全国联合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大型检索刊物，以此为契机，推动全国信息网络化建设。在文献信息中心的直接领导下，我负责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编辑部。会议决定各地情报所负责该地区学术刊物论文的选题、分类和著录，由我们编辑部负责编审和出版。为了统一论文选题及著录规范化和标准化，我先后在武汉、西安、北京等地举办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编辑培训班。从此我走上负责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和建设大型文献数据库的道路，先后按学科和综合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大型检索刊物。由于各省、市情报所投入的人力、论文选题、分类和著录不一致，集中编审十分困难。为此，我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付出了艰巨的劳动。1987年起取消了全国的大协作，全国800多种刊物论文题录的加工和编辑任务，全部落在我们编辑部的肩上。尽管我们竭尽全力去做，但那时经费十分紧张，难于维持大型刊物的出版。时任中心领导的易克信同志，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他认为编辑文献题录、建立文献题录数据库是实现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基础，应给予大力支持。他力排众议，亲自去院科研局借支6万元作为刊物出版费。刊物在文献中心领导的支持和关怀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90年我们同计算机室合作，实现了编刊和建立文献数据库一体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受到全国用户的好评，1992年在首届社科情报成果评奖中荣获二等奖。我们的数据库建设迅速发展并具备了相当规模。截至1996年已拥有20万条记录，内容包括文、史、经、哲等八大学科。数据库具有多元化检索功能。数据库语言除了采用较规范的主题词外，还采用当前较流行的自然检索语言，如“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等，可供及时检索反映当前最新主题的文献信息。中国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还被列入加拿大数据库名录。
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新的信息革命，网络成为席卷全球的风暴。网上竞争激烈，每个国家都在争夺网上的优势，占领网上阵地。可以这样说，全球出现了一场信息大战。网络化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网络化趋势，根据我院的实际情况，我觉得我们尚存在重硬件、重计算机建设，轻软件、轻数据库建设的倾向。我们数据库建设规模小、服务能力不强，缺乏网上竞争力。因此，我在1996年和1997年院图书馆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数据库的一些思路：1.加大数据库建设的力度，形成规模。所谓加大力度，一是人力、物力给予足够的保证；二是全院加强领导，统一规划，搞好学科数据库建设的整体布局。全院组织起来，集中人力、物力抓好一两个基础数据库建设，特别是重点抓好全院书目数据库、科研成果数据库以及国内外文献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的配套建设，制订出全院数据库建设的发展目标，使全院数据库建设尽快形成规模，上一个新台阶。2.勇于参与网上竞争，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数据库。全国社科数据库建设已出现多元化的激烈竞争格局。我们必须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数据库，从竞争中走出一条新路。我们建设的数据库要突出三个特点：（1）学术性。数据库建设要从为科研服务这一理念出发，数据选题突出学术性。（2）数据库的建设实现三个一体化。即一是学术文摘数据库与论文题录数据库一体化。将文摘数据库与论文题录数据库合并，改称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二是论文题录数据库与论文统计分析数据库一体化。在文献题录中的核心期刊论文加统计要素，如著者单位、职称、地区、年龄、基金来源等。实现论文题录检索与论文统计分析功能一体化。三是数据光盘生产采取国内、国外数据一体化。将中心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国外社会科学论文索引》以及英文版的《中国经济文摘》数据库光盘集于一个光盘，使国内与国外文献数据库有机结合，形成一体，以填补国内数据库的空白。（3）建立数据库产品生产、加工、服务一条龙的体制。从数据的选题、分类标引、编辑审校、计算机录入、数据维护、产品生产与销售服务一体化，实行统一领导一个建制。实现信息加工集团化、信息产品产业化。重视数据库建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议“中心”配给专职人员，从事信息产品销售和服务，开辟国内、国外两个信息市场，使我们的数据库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996年以后我集中抓两项工作：一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课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统计分析研究》。它主要通过建立文献数据库，对主要期刊论文的产出率、论文的学科分布、科研群体的构成、地区分布及学科高产著者情况进行多项的统计分析，揭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为此，我们对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研究，根据全国文献标准化的要求，结合我国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著录的实际，制订了期刊编辑规范条例，通过新闻出版署下达，要求各编辑部做到：正文规范化、文后参考文献规范化、版权著录规范化等，有效地推动了全国社科期刊编辑和文献著录的规范化。二是同芬兰赫尔辛基经济与商业管理学院图书馆合作，建立英文版的SCIMP经济论文数据库。数据库每年约收录2000篇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及经济贸易情况等文章。此数据库已在芬兰出版光盘，加入了北欧地区网络系统，受到芬兰方面的高度重视，它为国内信息产品走向国际做了有益的尝试。1995年9月15-24日我和周霞应芬兰赫尔辛基经济与商业管理学院图书馆之邀，前往芬兰进行学术考察与交流，先后访问和考察赫尔辛基经济与商业管理学院图书馆、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芬兰图书馆等，并应邀同芬兰部分主要研究图书馆馆长进行座谈和交流。会上我作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数据库建设与发展》的学术报告，拟通过对芬兰各图书馆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使我们的数据库产品走出国门，走向北欧各国。
与芬兰赫尔辛基经济与商业管理学院图书馆馆长座谈交流
在完成中国社科文献题录数据库和以上两项课题中，需要对成千上万条数据和文摘的分类标引及诸多统计数据要素进行处理，工作十分艰苦。我和我们编辑部的全体同仁，默默无闻，不辞劳苦，为建设网络化而奋斗。为此，我写了《文献工作者之歌》的诗，在1997年春节联欢会上集体朗诵，以抒发我们的情怀：
我们生活在网络化的时代，
工作在平凡的信息岗位。
文献中有无穷的信息，
我们辛勤采集科学的精髓。
白天，
办公室留下我们的足迹，
深夜，
明灯伴我迎朝晖。
太阳有升有落，
月亮有圆有缺；
我们啊……
月月岁岁将信息荟萃。
谁说我们没有情和爱？
不，
篇篇文摘跃动着我们的心，
条条数据浸透我们的汗水。
有人说
我们是展翅翱翔的雄鹰，
有人说
我们是跋涉沙漠的骆驼。
是的，
我们像雄鹰眺望多变的
学术风云，
我们像骆驼一步一个脚印，
创造时代的美。
尽管我们有的霜染青丝，
尽管我们有的老眼发花面憔悴，
但信息工作者
有信息工作者的性格，
奋斗者何惧苦和累？
放眼信息大千世界，
网络中将凝聚着
我们的智慧……
这首诗表达了我和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心声，反映了我们信息工作者的艰苦及不怕苦和累的性格，在全球网络化大趋势中，为促进我院文献数据库建设而贡献我们智慧和力量的决心。
（二）
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不断提高文献信息工作的水平，是我一贯遵循的学术活动准则。在繁忙而又琐碎的文献信息工作中，时刻关注自身工作发展规律及其有关学科的发展态势，开展学术研究。我先后参与研究与撰稿的社会科学情报学理论著作有：《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易克信、赵国琦主编）、《社会科学情报学》（梁邻德主编）、《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初探》（李正平主编）、《社会科学古文献情报源指南》（廖子良主编）等。在这些著作中，从不同角度探讨和研究社会科学情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结合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实际和学科的发展现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传统图书馆正在迅速向现代化转轨，中国图书馆面临新的抉择，引起图书情报界的关注。1980年我发表了《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是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一文，提出了图书馆情报化的理念。据有关文献数据库检索，将“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作为论文标题明确提出的，我属首次。随着世界信息革命的深入，人们对图书情报工作未来的发展十分关心。为此，我先后撰写了《国外情报工作发展的一些动向》《世界情报工作发展趋势及其发展战略》《日本高等学校情报系统的形成与发展》等论文。图书情报工作的变革，信息市场的兴起，图书情报机构如何工作、如何开展情报服务及如何评价等问题，也引起情报界的争论。针对这些热点问题，结合我自身工作的体会，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也谈评价情报机构工作标准问题》《关于社会科学情报价值的评价》《关于情报新颖度的评价》《开展定题服务的途径和方法》《略论情报服务学的研究》等。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情报服务是情报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在易克信、赵国琦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我参与撰写了“社会科学情报需求与社会科学情报服务”这一章，对社会科学情报用户提出了新的界说，着重指出，要提高情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必须彻底改变情报工作方式，从面向情报源转变到面向用户，改变整个情报工作的流程，即一切从用户需求出发，收集情报源，加工不同层次的产品，从而为情报用户服务。同时，还分析了社会科学情报用户的需求心理、需求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了满足用户需求的对策与措施。我的有关情报服务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据谷歌和搜狐检索，“情报服务学”一词，是我第一次提出的。在《80年代以来我国定题服务研究综述》一文指出，我提出的“定题服务的途径和方法”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的模式。
1996年9月我和周霞应邀出席在武汉召开的“96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我们提交了《略论信息资源开发与国际合作》的论文。该文对加强国际合作开发信息资源为学术服务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世界拥有亟待开发的丰富信息资源。当代出现的“信息爆炸”“信息污染”是信息资源开发不力的表征。信息资源共享只有通过开发利用，才能转化为生产力。信息资源既是每个国家的本土性资源又是没有国界的人类共同财富。因此，每个国家信息资源的开发原则，应是信息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结合。各个国家要围绕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采取多渠道合作方式，大力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数据库产业，组织多元化信息资源加入国际网络，营造一个繁荣昌盛的信息世界。
在“96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此外，我在长期的信息工作中深刻感受到：现代情报分析研究是科学创造活动的重要一环，它需要多元化的哲学思维和各种信息技术、方法。因此，我在“情报分析研究”一章中明确提出：20世纪是变革的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加速了中国学术界的学术交流，情报研究更加复杂化并面临新的挑战：1.全球学术理论多元化与情报人员选择能力有限的挑战。2.学术意识的隐含性对情报理解力和处理能力的严重挑战。3.文献内容的分散性和地域广泛化对情报研究的挑战。4.语言障碍的挑战。由此可见，信息分析研究既有理论又有方法论和技术问题。围绕情报分析研究这一主题，我先后写了《谈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方法论》《社会科学情报产品的几种模式》《值得重视的一个新领域——正在进行中的科研情报》《情报与科研管理》《科学研究与情报》《关于社科情报研究的哲学思考》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大力提出在情报分析研究中要注意开展哲学思维，并阐述了哲学方法及反馈法在情报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还论述了科研管理与情报、科学研究与情报的辩证关系。在《科学研究与情报》一文中指出，“在整个科学劳动过程中，始终有两种时间比例，一是创造性时间；二是非创造性时间。他们在情报获取上花费时间越少，那他们用在研究创造的时间就越多”。“科学创造中的情报工作就是根据科学创造中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有目的地采取多种形式为科学创造服务。”此文还提出“建立全国科研人员情报系统”以掌握科研人员的信息，有计划地提供学术情报服务。这些观点对提高图书馆的情报职能，更深入地为科研服务有一定参考价值。随着社科情报活动的兴起，拓宽了情报学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仅仅研究情报活动的过程，已不适应蓬勃兴起的情报事业，必须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拓宽理论的视野。基于这一理念，我的学术活动，主要抓了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注意跟踪国外情报学的研究动向，开展研究。发表了《日本情报学研究概况》《国外情报未来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两篇文章并译介了日本增田米二的《情报经济学》。二是积极探讨与研究情报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我先后撰写了《加强情报科学的研究，建立我国新的情报科学体系》《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科学情报学》等，并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提供了《情报学研究趋势及对“九五”研究建议》等文章。在我们同国家技术监督局共同承担的国家科委课题《学科分类研究》及《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又进一步将图书馆学、情报学作为社会科学一个学科门类加以确定。这两项研究成果分别荣获国家科委和技术监督局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我在文献信息工作与学术活动中，注意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积极参加我国著名科学学家王兴成同志组织的科学学研究活动。我先后参与王兴成主编的《科学学教程》、夏禹龙主编的《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邢天寿主编的《学会的科学功能》和丁雅娴主编的《学科分类研究与应用》等学术著作的研究和撰稿。结合统计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与发展，我及时引进和加强情报计量学的研究。通过对全国社科期刊的调查研究，采用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编撰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指南》（2000年版）一书。撰写了《从论文统计分析看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一文。1999年5月7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学术国际化与自主性研讨会”上发表了《社科论文的国际索引分布现状》的报告，这些均是我通过丰富的数据库资源，采用计量学的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了全面综合的量化分析研究，揭示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用大量的数据分析揭示：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其应用学科迅速发展，但人文科学并不弱化，我国科研群体不断扩大，正在形成以国家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为主体的多元化研究群体。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地区分布呈现东、中、西部梯度发展，各地区社会科学研究存在发展不衡性。我国人文社科论文在国际上的被引率与较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明显的差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亟须学术界共同努力。根据数据统计得出的上述结论，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具体的对策措施和建议：
1.加大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扶持，从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对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人文学科基础理论和新兴学科研究的支持。
2.加强集体研究的力度，国家哲学社会基金委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制定一些大中型研究项目并开拓一批跨世纪的研究工程。
3.科研经费适当向边远地区和西部地区倾斜，逐步克服东、中、西部地区研究的差距。
4.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鼓励中国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全球获得广泛的传播。
5.增加英文版社科期刊的编辑与出版，克服语言交流的障碍，力争改变我国社科论文在国际排名偏后的现状。
6.正确处理学术的自主性与国际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这些特点：一是传统性与继承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基础。二是民族性与本土性。三是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的应用性。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不能盲目地为追求被SSCI收录而研究，我们既要植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身特点，开展自主性创新研究；又要向国际学术规范化靠拢，从而提高被SSCI收录的论文量和被引率，以达到国际排名的提高，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我的文献信息工作和学术活动，没有什么惊人的成就，与其他同志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之所以将上述归纳写出，是因为我热爱自己的信息事业，始终贯彻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指导实践，踏踏实实地工作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在信息工作中，不断提高信息意识，注意捕捉学科的新生长点，不断扩大学术研究领域和工作水平，也使我在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期间，始终保持较高的学术视野，参与课题的规划和评审活动。我觉得信息工作与学术研究如何有机结合，以适应网络化的发展，是值得情报界探讨的一个问题，以上算是我对此问题的一点实践体会吧！
（莫作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原中心筹备组领导成员、国内文献信息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