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研究领域
列宁和毛泽东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他们一生追求社会变革和斗争,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是指导本国人民革命实践的指南。他们生活的时代是当时国际关系重要转折时期,他们提出的对外战略是建立在维护本国安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他们的外交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外交战略思路,保证社会主义政权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得以生存。
列宁与毛泽东外交思想博大精深,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在分别研究列宁、毛泽东外交战略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但遗憾的是,学界对列宁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比较研究成果还不多,原因是两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处的时代相隔30年,夺取革命政权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尤其是研究资料的缺乏,导致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不够深入系统,这就增加了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比较研究的难度。本书选择对两位革命领袖外交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深入探讨列宁、毛泽东有关国际战略思想和理论,主要包括:和平共处思想、时代发展思想、民族自决思想、反对霸权主义思想、帝国主义理论、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国际体系划分思想等,通过比较研究使人们对列宁、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根源、国际环境、社会基础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为当今中国构建和平、和谐的国际环境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依据,丰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宝库。
对列宁和毛泽东外交思想进行比较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区别其他国际关系学派的基本标志。1859年,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用极其概括的文字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其中心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这一原理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3]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国际政治学中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有明显的区别。自由主义过分强调理念、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视或轻视物质利益和物质力量。[4]现实主义则认为权力在国家利益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才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的问题,权力是支配性的核心利益,其他是从属性的利益,政治与军事权力决定其他内容。摩根索指出:“用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现实主义主张建立霸权稳定体系,以确立大国的强权地位。[5]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行动逻辑即旨在运用各种手段谋求保护并扩展自身利益,为实现国家利益,可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方法,包括使用武力来实现国家的目标”。[6]现实主义者把国际关系看成是权力政治,其主要分析方法是分析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主张运用均势原则指导外交实践。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科学揭示、说明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支点是国家的本质与任务和时代的性质与特征。国际关系是国家间相互关系内容的集中表现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任何国家活动的任务,又与一定的时代性质和特征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及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与比较研究是一个理论性强、时间跨度大、国际国内环境不同的研究课题。作为世界上两个著名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虽然列宁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但他们的外交思想和决策对现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巨大。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初创阶段的国际战略、和平共处外交、时代问题、国际体系划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尤其是他们对帝国主义国家本质的认识,有很多相似之处。
列宁外交思想最基本的内容,是总结了马克思《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全面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关系及其本质特征和各种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形成、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深刻体现了时代的本质,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伟大贡献,而且奠定了新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思想。虽然在多极化的趋势下,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并没有过时。学者在分析当代国际关系的各种矛盾特征,认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时,仍然需要继续坚持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国际政治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7]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最初宗旨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8]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9]
列宁外交战略思想的突出贡献,就在于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国际政治关系以及它们的各个特点。首先,列宁从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分析时代的内容,提出“帝国主义时代”的概念;其次,列宁分析了当时时代的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再次,列宁揭示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关系,不断改变着国际政治中的实力对比关系,指出了国际关系呈现某种周期性变动的现象。[10]列宁预见,国际关系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从这个基点出发,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11]
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国际关系或“国家体系”,实质上是“帝国主义主导型国际关系”,即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由帝国主义的发展所带来和决定的,它的许多特点也是由帝国主义的特点所决定的。列宁指出:“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12]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初衷与列宁的革命外交思想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区别。所谓相似性,是指新中国与苏维埃俄国成立时都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遏制、封锁、军事威胁和干涉。区别在于,新中国诞生时,东西方两极对峙格局已经形成,国际力量对比处于相对均势状态。尤其是中苏结盟,为新中国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基础。而苏维埃俄国成立时,国际环境极其险恶,帝国主义国家试图通过直接军事干涉,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在苏维埃俄国成立初期,列宁把理论家的思想境界、革命家的雄伟胆略和战略家的巧妙手腕结合在一起,科学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关系的各种矛盾和关系,确立苏维埃俄国对外政策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灵活地解决了苏维埃国家面临的一系列外交难题。[13]列宁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际政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毛泽东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主要体现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帝国主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4]他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15]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接受了世界两个阵营的提法,他明确表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6]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7]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坚信,中国必须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则要坚决予以清除,从而表示了与帝国主义阵营坚决划清界线的决心。在寻求各国对新中国承认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将意识形态带入这一领域。当时苏联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承认,只通过发表承认电文即可。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认为不必急于与他们建交,“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18]甚至在谈到中国是否接受英美政府的援助时,毛泽东认为,这是幼稚的想法。因为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19]这是因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就是在建交方面,毛泽东也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要求,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建交必须经过商谈”。[20]可以看出,当时中国胜利前夕的国际国内环境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主义成分相比苏维埃俄国建国初期列宁要强烈得多。这也是本书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和本书研究的创新点,旨在系统地分析和论述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在不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特征。
在新中国诞生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就具有了鲜明的革命特色,具有与“帝国主义”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城市反革命力量中心”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立场。[21]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尽管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但毫无疑问包含着革命主义冲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这种革命主义的热情达到了顶峰。毛泽东断言,“当前世界革命已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22]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支持亚非拉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过高的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否定当时国际上出现缓和,不承认世界政治有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导致中国出现极“左”的外交思潮。毛泽东本人很大程度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23]
在时代主题是革命和战争、和平和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创造性地探索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根据世界主要矛盾变化和世界格局演变的国际新形势,提出了“三个世界”战略划分的理论,系统阐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必须奉行独立自主、和平、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加强与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团结与相互支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决不称霸,主张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24]邓小平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提出时代主题已由革命和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强调生产力与综合国力竞争已成为国际斗争的新焦点,指明两极格局瓦解和世界多极化发展已势不可当,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任何国家都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都不谋求霸权,各国的内部事务由各国自己处理,世界的共同事务由各国协商办理”。[25]江泽民根据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大形势和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变化的新特点,系统阐述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样性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多方面理论;提出国际新安全观;从地缘政治视角,主张社会主义中国奉行睦邻外交、双边外交、多边外交政策;强调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为基础,[26]建立和发展共产党之间、共产党和其他各类政党之间的关系,通过党际关系的发展,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与时俱进的学科体系。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发展史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国家的性质与任务和时代的性质与特征为理论支点,贯穿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随世界形势和格局变化出现的各类重大问题为基本内容,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为落脚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以及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大历史发展阶段等这几部分构成。运用这一框架进行研究和梳理,比较准确地、有所创新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基本内容和涉及的重大理论。其社会价值在于:为进一步拓宽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视野和研究领域提供一种思考,为历史地、系统地把握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为深入探讨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提供比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