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悲愤的控诉
引语
在湖南省“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办公室的档案柜里，保存着“常德市61名细菌战受害原告的控诉材料”复印件。[1]61名原告及控诉材料曾被中外一些媒体报道，多取所需，分散而零碎。被“碎片化”的“口述历史”虽能反映历史，但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全貌。所以，公开这批颇具史料价值的口述材料很有必要。
一 61名原告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背景
1941年11月初，侵华日军731部队为破坏战时中国连接前方和西南大后方、第九战区与第六战区的重要军事、交通枢纽常德城，为毁灭常德这一供给西南大后方及华中前线中国军队的重要粮棉基地，违反国际公约，悍然实施非人道的细菌战，常德城乡广大地区因之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鼠疫大流行，致使常德城乡居民至少有7643人因感染鼠疫死亡。
“二战”后，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彻底反省其战争罪责。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想开始复燃、蔓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否认、歪曲甚至美化其侵略战争，各种有关“二战”的战争谬论在日本肆意泛滥，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扩充军备、为军国主义战犯招魂的丑剧连年不绝。这一系列日本政府参与、默许甚至纵容的做法，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其间，日本正义人士为日本的前途命运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担忧，他们为澄清事实，主动研究历史，与日本右翼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些有良知的日本老兵也纷纷撰写回忆录，为自己曾参与侵华战争而忏悔，抨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推卸战争罪责的行径。在这些日本正义之士和良知发现的日本老兵的共同努力下，掩盖长达40余年之久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逐渐浮出水面。
二 61名原告的组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上战争受害索赔案例接连出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诉求亦日趋强烈。1996年11月，为响应以森正孝为首的“日本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起诉日本政府侵华细菌战责任这一正义行动，常德人民正式成立“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开始寻访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受害者家属、历史见证人。最初的工作是在陈玉芳、叶荣开、陈大雅、刘雅玲等人的领导和积极推动下进行的。1998年2月以后，一些受害者遗属、幸存者、退休人员（义务工作者）相继参与进来，成为调查委员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是：何英珍、丁德望、张礼忠、王耀来、刘述文、刘体云、李本福、徐万智、孙克富、李明庭、黄岳峰等老人。
61名原告由常德细菌战对日诉讼的第一批原告（30人）和第二批原告（31人）组成。第一批原告30名，1996年12月确定。（见表1-1）第二批原告31名，1999年8月确定，作为增补原告。（见表1-2）61名原告或是细菌战受害者遗属，或是细菌战受害幸存者。
表1-1 日军细菌战诉讼案常德市第一批原告名单
续表
表1-2 日军细菌战诉讼案常德市第二批原告名单
续表
61名原告中，朱九英年龄最大。1997年，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前往汉寿县新兴乡采访她时，她已92岁高龄。1998年6月去世后，由她的小儿子高绪官继续为原告。其孙子高峰现任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会长。
三 61名受害原告的诉讼历程
1997年8月，原告何英珍代表常德第一批30名原告，与浙江5名原告代表（代表浙江省78名受害原告）一同前往日本东京，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细菌战诉状书，正式起诉日本政府。中国受害原告将日本政府因侵华期间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实施细菌战，滥杀无辜百姓的罪行告上法院，开启了长达11年（1997—2007）的日本细菌战“东京大诉讼”。常德细菌战61名受害原告，先后奔赴日本东京参加诉讼、出庭陈述、作证的有16人。
参加一审开庭的常德原告代表有：
1997年8月，何英珍；1998年7月，黄岳峰、李安谷、方运胜；1999年12月，张礼忠；2000年6月，向道仁；2001年2月，易孝信、丁德望；2001年11月，何英珍；2001年12月，张礼忠、李本福、高明顺；2002年7月，徐万智。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驳回原告的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和赔偿损失的正当诉求）。但从法律层面采信和认定了常德细菌战受害“7643人”这一数据。
原告代表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决定继续上诉。2002年8月31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接受了细菌战受害原告的上诉书。
2003年5月20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开庭审理细菌战上诉案。
参加二审开庭的常德原告代表有：
2003年5月，何英珍、李锡林、陈雪秀（原告张礼忠的爱人，代理张礼忠出席）；2004年3月，黄炳辉；2004年12月，高向东、熊善初；2005年3月，何英珍；2005年7月，张礼忠。
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案做出二审判决：驳回细菌战受害原告对一审判决不服的上诉，维持原判。
受害原告团和律师辩护团对二审判决不服，决定上诉至最高法院。
2006年12月21日，正式向日本最高法院递呈上诉理由书。由于日本最高法院不公开庭审，所以受害原告、辩护律师们只能等消息。
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通知：驳回细菌战诉讼上告，不予受理（三审）。
很显然，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通知”，是一个让正义人士无法理喻的判决结果。它标志着日本侵华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在日本的司法诉讼就此结束。但诉讼还远未结束。余剩不多的受害原告正在寻求新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诉讼途径。
漫漫诉讼路，多少艰辛事。诉讼的过程与结果，相比较而言，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诚然，长达11年的诉讼并没有实现要求日本政府彻底反省细菌战罪行、真诚谢罪道歉并对受害者个体给予经济赔偿的目标。但一审判决的结果，至少从司法层面认定了日本细菌战犯罪的基本事实。这已成为无可更改的定论。毫无疑问，这与细菌战受害原告和辩护团的律师们持续多年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给法庭的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强有力的证据、证人证言、史实基础上，从法律层面认定：“原日本军在中国各地把细菌武器用于实战（本案称细菌战），符合《日内瓦议定书》中‘使用细菌作战方法’，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三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2]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从法律层面认定常德细菌战事实：731部队的飞机飞到常德上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棉絮、谷物等物质，引发鼠疫流行，从城区传播到农村，“在各地出现了死亡患者”；据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会“极其深入和广泛的调查，常德的鼠疫患者死亡人数达7643人”。[3]
四 常德61名原告现状
常德细菌战61名受害原告中，有的年龄本来就偏大。自1996年迄今，大多数原告因年老体衰、多病，相继去世。有几位受害原告在开启细菌战“东京大诉讼”后不久，就已离开人世。
截至2015年3月，常德细菌战61名原告中已有39名去世，仅剩下22名。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原有5名原告，现仅存李宏华一人，然已是80多岁高龄。
当前在世的常德细菌战受害原告中的大多数，或因心力俱疲，疾病缠身；或若风前残烛，已不能外出，只能在家静养。
但是，在常德为数不多的细菌战受害原告中，仍有几位坚持在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做义务工作。他们是徐万智、易友喜（原告继承人）、丁德望、张礼忠、李明庭、胡精钢（志愿者）等老人。他们没有任何报酬，但仍就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们说：只要自己还活着，就会将这场官司打下去。他们如此“倔强”，是为了什么呢？是为获得经济赔偿吗？不，绝不是。他们是为了维护正义，坚守尊严。如他们所言：我们还在坚持做这些事情，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这批人都不在后，还有人能继续做这些事情，后人还能够记得这段惨痛的历史。
本书“上篇”的受害者口述史料为常德61名原告的控诉材料。编排顺序基本上是按受害原告的居住地，依次为：武陵区、鼎城区、桃源县、汉寿县。
[1] 原件藏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档案全宗名：细菌战接待处146-1。
[2] 《东京地方法院就侵华日军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案一审判决书》（2002年8月27日），王希亮、周丽艳编译：《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10、613页。
[3] 《东京地方法院就侵华日军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案一审判决书》（2002年8月27日），王希亮、周丽艳编译：《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