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效应研究

1．对土壤质量影响

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土壤质量，土壤质量变化虽然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一般情况下，自然对土壤质量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相对稳定的，而人类活动能快速地、剧烈地改变土壤质量。农户是土地利用的实际执行者，其土地利用行为直接影响土地质量的变化。目前，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种植结构和农户其他土地利用方式对农地质量的影响。作物种植的变更会打破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的平衡，例如，一般情况下，水果、蔬菜会比谷类作物从土壤中吸收更多养分，而油料作物对K元素的吸收量远超过一般农作物的吸收量。秦明周通过对南宁市1983年和1993年土壤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红壤丘陵区耕地比园地的肥力退化严重，旱地的土壤肥力比水田的土壤肥力下降幅度要大。第二，农户耕作制度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土壤学家普遍认为秸秆还田能较好地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增强生物和多数酶的活性、增加土壤微生物量、促进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和提高养分含量。耕作措施也是影响农地质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如深层耕作不仅有利于天然降水的接纳，还对土壤干旱的缓解、作物根系的延伸和发育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免耕和浅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减少人工投入等，但如果长期免耕也容易产生诸如杂草问题、土壤结构问题。第三，农户肥料使用情况对耕地质量的影响。一般认为有机肥的施用能改善土壤结构，增进土壤微生物活动，促进作物生长，而且对土壤环境的污染也少，化肥的长期施用容易导致土壤结构破坏，造成土壤板结和土壤污染。也有研究指出，化肥中氮肥的大量使用可以提高土壤肥力，特别是能提高有机质含量，从而提高作物的产量，一定程度上还会提高土地利用程度。但如果过分依赖化肥，会致使土壤肥力出现下降，对农业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国外在农户土地行为对土地质量的影响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类型农户土地保护投资的选择行为、农户家庭资产与农户自然资源减少、农户在以产量为目的耕作和不以产量耕作为目的的情况下，土地投资行为如何对土地质量产生影响。张贞以重庆大足县为例对耕地的现实生产能力进行了分析，从而构建出适合耕地自然质量评价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在对农户行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影响力系数”修正耕地自然质量，修正结果得出并印证了农户经济行为选择和土地自然质量状况存在相互作用，一定程度上，这种相互作用决定着区域系统的协调发展。

2．对粮食生产影响

在美国布朗先生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发表后，农户土地利用与粮食产量的关系受到学者和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规模范围内，农户粮食生产效率随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呈现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农户家庭中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剩余，这使得家庭成员从事非农产业用工量的适当增加，这些反而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效率的提升。李翠珍等选取了北京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基于1980-2005年农产品收益数据和相关农业统计数据等基础资料，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和农户经济学理论对北京大都市区农户耕地利用进行相应的解释，同时，在农户土地利用方面，对其耕地粮食生产能力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探讨，研究表明，大都市区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特征主要选择了种植蔬菜、水果（如西瓜）等集约边际较高的农作物，当然，还有部分农户也会采用粗放利用的方式，从粮食生产能力方面来说，实际上农户这方面的耕地利用行为对农户耕地生产影响较大，例如，耕地面积的减少、土地生产力的下降以及相关生态环境的恶化等，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会影响到我国粮食的生产与供给。

自1978年以后，农户就已经成为土地利用的基本经营单位，绝大部分（普通）农户的耕地利用行为变化是造成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某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被认为是当时大部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选择的集中反映。我们可以从较长的时间间隔来看，整体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与耕地利用的变化涵义存在着很大的一致性。从目前来看，农户能在农业范围内对其所属耕地自由利用，在目前的土地制度框架内，农地大规模转变成建设用地不可能是农户的行为。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农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有可能比耕地面积缩小更加威胁到中国粮食的安全，专家呼吁加强研究农地内部的利用方式与利用程度变化规律-。农户土地利用变化存在两种形式：地类变更或者“用途转移”以及集约度变化。人们通过两种途径来加大土地的增产，第一种是扩大土地面积，第二种是提高单位面积的土地产出。前一种是通过土地的用途来实现转移，后一种是利用科技技术增加劳动力的投入，也称为提高集约度。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户土地的利用行为主要是通过农户选择种植作物、改善化肥品质等物质投入方面来实现影响耕地粮食生产能力。

3．对环境生态的影响

农户的耕地不仅具有商品价值或者说经济产出价值，而且具有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价值。长期以来，以土地为载体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价值，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只考虑经济价值，从而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了明显的损害。Westman等研究人员（1977）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了耕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自此，国际上研究者十分重视对其生态系统服务等功能的研究。Costanza等人（1997）在通过系统的计算，从而得到了目前整个生物圈中所能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谢高地等人（2003）基于Costanza评价理论模型的框架上，研制出我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近年来，农地土地利用效率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刘玉华教授（2006）从不同种植方式对农地利用效率进行了评价。刘卫东教授（2008）通过近十年全国耕地面积与经济等的关系得出经济主导型、过渡型和生态保护主导型的耕地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向。耕地不只是农民的生活和社会保障来源，还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还提供土地本身所具有的自然资源价值和湿地等环境资源，以及田园等各种社会价值功能。根据霍雅勤、蔡运龙在甘肃省会宁县的研究成果来看，耕地资源的实际经济产出的价值只约占耕地资源总价值的2.8%。

4．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

在市场经济的调节环境下，农户的生产决策或者说土地利用行为，是依据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价格波动而相应做出的，其主要依据是农户自身可能获得的最大经济效益（Kung, 2002），农户的生产决策主要通过作物选择、经营投入、水资源利用和秸秆处理等行为来影响土地质量和环境-。随着环境的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耕地的生产能力。梁流涛等（2008）运用DEA模型对耕地利用的社会与经济效率进行了评价。Willy和Osira率先提出了土地当量的概念，其最初的定义为“The total land area of sole crop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same yield as the intercrops”，也就是“获取与间作同等产量作物单作要求耕地面积的总和”（Ta T C, et.al., 1987）。刘玉华等研究者提出了定量评价方式，即通过土地当量比衡量不同种植方式的土地利用效率，土地当量比能够较好地评价出相同田块的任何种植方式的土地利用效率，但是对于不同田块的土地当量土地利用效率，就没有可比性。刘涛等学者调研了江苏省南京市的274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并选取耕地复种指数和土地综合产出率这两个对应指标来研究农户土地利用效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理论模型实证研究了其中土地细碎化、农地流转等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根据模型的计算结果显示：土地细碎化会引起农户复种指数的下降，从而阻碍平均土地综合产出率的提升；转出户的复种指数和平均土地综合产出率低于未转出土地的农户，未转入土地农户的平均土地综合产出率低于转入土地的农户，所以，建议通过实施土地流转来提高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

据研究，农户经济的运行趋势呈现一种非农化特点，突出表现为经营耕地农户（营地农户）的比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这一特点不只属于中国的个别地区，而是在整个中国的农村都有这种趋势，尤其是农村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最为明显。史清华等人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粮食政策的调整影响到整个农村产业结构调整；②在营地农户家庭经营决策中，粮作经营占据着十分大的比重，从而得出结论，在此背景下，农户的家庭粮食储备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粮食的民间储备率已经下降到警戒线之下，现在我们只能利用国内与国际两大粮食市场来保障农村的粮食安全。另外，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城市化等战略政策的影响也造成了营地农户的农村耕地总量不断减少，各种非农占地因素明显增多，可用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并且，这一降低不只表现在数量上，还突出表现在耕地质量中（余振国和胡小平，2003），这使得农村人地矛盾更加趋于紧张，这趋势在江浙等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尤为显著。在粮作经营效率低的影响下，营地农户为了提高有限耕地的利用效率，从而尽量选择减少粮作种植规模已成为农地经营的一个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