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移民的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

一 移民的教育水平

在人力资本所包括的诸多因素之中，教育程度无疑是最关键的衡量指标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的移民来源地发生了由发达的欧洲、北美地区向落后的亚洲、拉美等地区的转变，外来移民的技能水平也相应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征。一些学者纷纷指出，60年代后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是一支技能较低的群体，突出表现为教育程度明显下降。

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就是，相对于美国本土人口而言，外来移民的教育程度在整体上的确较为落后。例如，根据美国商业部的当前人口报告，在2000年时，25岁及以上的外国出生人口中，完成高中或以上学历者（学士学历以下）的比例为67%，而本土人为86.6%。尽管二者中的学士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同为26.9%，但在那些不足高中学历者中，外国出生者占33%，本土人仅为13.4%。其中，接受不足5年、5—8年、9—11年教育的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2%、15%和10.8%，而本土人的相应比例为0.7%、4%和8.7%。国会预算局的相关研究也指出，在2004年时所有2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当中，仅有1%的本土出生工人未完成九年教育，而外国出生工人的该比例却为18%。在接受了12年高中教育却未获得文凭或通过同等学力（GED, 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测试的群体中，本土出生工人仅为6%，而外国出生工人高达29%；虽然移民仅占2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15%，却分别占未完成八年教育者和接受了9—12年教育但未获相应文凭者的70%和25%以上。由此可见，一些学者关于移民群体的教育程度落后的观点，是有事实根据的。

当代移民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特点，显然与移民来源地的变迁密切相关。在60年代以前，由于移民主要来源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教育质量基本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甚至更高，因此其前往美国的移民人口有着平均较高的教育程度。例如，学者波哈斯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直至60年代中后期，外来移民的教育程度还一直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移民来源国由原来的发达国家逐渐转变成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像墨西哥、海地、越南等，其教育发展水平与美国相比严重滞后，因此，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然而，地区来源的改变导致移民教育程度低的这一结论，并不符合某些来源国的移民情况。例如在美国，印度移民的平均教育年限为16年，而在印度，成年人口的平均教育程度却不足高中水平。当然，印度移民之所以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其原因在于入境者当中以技能为基础的就业移民有较高的比例。有研究指出，在2003年到达的印度移民中，40%是就业优先类移民，相比之下，来自中美洲的该类移民的比例仅为3%。

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外来移民的教育程度持续走低，也同样与大量存在的非法移民与难民有关。通常而言，合法移民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而非法移民与难民的教育程度较低。城市研究院的学者菲克斯和帕赛尔在其研究中，将所有在80年代入境的移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自墨西哥、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移民。在来自这三个国家的260万移民当中，合法移民不到30%。第二类是来自越南等11个主要难民输出国的移民。这11个国家为美国输送了90%的难民，而来自这些国家的合法移民当中，有80%是通过难民身份入境的。第三类即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这些移民几乎占当前美国合法移民的3/4。该研究发现，在不同入境身份的移民群体之间，教育程度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以低于高中学历的比例来考察，第一类移民为75%以上，第二类移民为46%，第三类移民仅为26%。同时，合法移民中有大学学历者的比例较高，为33%，不仅高于本土人，也高于其他类别群体。因此，该研究强调：“关于最近移民的所谓的教育程度较低或者‘质量’较差的说法，以及教育分布的‘沙漏形’状态，应直接归功于非法移民以及难民，而不是合法移民。”

但是，关于移民群体的教育程度，有两个变动的趋势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教育程度的绝对与相对的变动趋势。从绝对意义上讲，即从移民群体自身的历史演变来看，其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根据学者朱利安· R．贝茨（Julian R. Bett）和马格努斯·洛夫斯特罗姆（Magnus Lofstrom）的研究，在1970—1990年间，16—64岁男性移民的平均教育年限由10.59年上升到11.28年，女性移民则由10.05年上升到11.06年。其后，由于自90年代起美国相继出台了一些吸引外来人才的新措施，入境移民的教育程度又普遍有所提高，特别是拥有高等学历（advanced degree）的移民比例增长显著。例如，在90年代入境的移民当中，拥有学士学历的移民比例为17.3%，而在2000—2004年间入境的移民中这一比例为22.2%。但是，从相对意义上讲，战后入境移民的教育程度又在不断下降。因为相对于60年代以前的移民而言，他们同本土人之间的实际教育差距在不断拉大。同样还是在1970—1990年，本土人的教育程度增长更为迅速，男性教育年限由11.36年上升至12.69年，女性教育年限则由11.26年增加至12.61年。也就是说，在1970年，男性移民与本土人之间的教育差距是0.77年，女性移民与本土人之间的教育差距是1.21年；到1980年，此两个数据分别为0.81年和1.17年；而到1990年又分别为1．41年和1.55年（见表2—3）。学者波哈斯通过研究还指出，在1940年时，美国的新到移民（即最近五年内入境者）比本土人平均多受一年的教育，但这种教育优势随后逐渐缩小。到1970年，新到移民与本土人拥有同等的教育程度。从70年代起，移民教育程度的衰退开始加速，在1980年人口统计中，新到移民几乎比本土人少受一年的教育。

第二，教育程度的两极化趋势。从教育层面的分布来看，移民中低学历者和高学历者为主体，而中等教育程度者相对较少，因此呈现出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态势。例如，截至2004年，在25岁及以上的外国出生的劳动力中，只有高中或更低学历者高达53.3%，相比之下，本土劳动力中这一比例仅为37.8%，其中缺乏高中毕业证的移民工人是本土工人的四倍。另一方面，拥有四年大学及以上教育的移民与本土工人的比例却十分接近，分别为30.3%与32.6%。移民教育程度要么高要么低，而大多数本土工人却位居中间（两年制学院或高中毕业），几乎3/5的本土劳动力拥有的要么是高中学历，要么是学制不足四年的大学学历，而3/5的外国劳动力要么没有高中毕业证，要么拥有一个至少学制四年以上的大学学历。

移民群体内部教育程度也呈现两极化趋势。战后以来入境的移民群体复杂多样，其教育程度也各有差异。总体看来，拉美移民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而欧洲、亚洲移民的教育程度则相对较高。在2004年，仅有3.2%的拉美移民拥有高等学历，相比之下，亚洲移民为19.7%，欧洲移民为15.9%；另一方面，33.1%的拉美移民拥有不到九年的教育，而亚洲移民与欧洲移民的这一比例仅分别为8.8%和9.3%。对于当代移民的教育程度呈现出区域性的两极化趋势，国会预算局的一份研究报告也予以了证实。该报告表明，在2003年，在美国所有25岁及以上的外国出生人口中，一半的亚洲移民至少拥有学士学历，19%拥有学士以上的高等学历，而缺乏高中文凭者的比例与美国本土人相近；在欧洲移民中，没有高中学历者和拥有学士学历者的比例，均稍高于美国本土人口，其获得学士以上高等学历者的比例同样远高于本土人口。相比而言，拉美移民中完成了高中学业的比例不到50%，仅有12%拥有大学或以上的学历（具体数据见表2—4）。

当然，外来移民教育程度的洲际差异并非是绝对化的。在移民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同样也有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移民，而移民整体教育程度较低的拉美地区，同样也输送了一些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例如，学者玛利亚· A．帕蒂拉（Maria A. Padilla）在2000年时的研究表明，在来自拉美的外国出生人口中，那些来自南美洲地区的移民教育程度较高，而中美洲地区的移民教育程度则相应较低。其中，南美洲移民中完成高中教育的比例高达79.6%，而中美洲地区移民的这一比例仅为37.3%。在亚洲地区，来自印度、日本、韩国、中国港台地区的移民教育程度较高。相比之下，来自越南、老挝、缅甸等地区的移民教育程度要低得多。

二 移民的职业与产业分布

教育程度作为劳动力拥有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职业类别和产业分布。对于当代美国的移民群体而言，由于他们整体的教育水平与本土人存在着差别，因而他们在职业与产业分布方面，也展现出一些不同于美国本土人的特征。同时，由于不同移民群体之间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因而在移民群体内部，其职业和产业分布也有所差别。

产业（industry）与职业（occupation）是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二者之间虽有紧密联系，但也存在着差别。简单而言，职业是指个人所从事的某种工作的类型，而产业强调的是某种工作得以操作和执行的相应的经济部门或领域。各个产业领域都包含着不同的职业类别。以农业产业为例，该产业既有从事管理、技术服务等方面的白领类职业，也有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类职业。相对于产业类别而言，移民所从事的不同职业更能体现出劳动力本身的教育、技能水平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笔者在这一部分着重分析移民的职业特征。

先来看看移民在产业方面的分布情况。总体来看，移民的产业分布与本土人既有相似性，也存在差别。相似之处一方面表现为在某些产业领域，就业的移民与本土人口所占各自群体的比例，长期基本处于均衡状态。例如，在矿业领域，就业的移民和本土人占各自群体的比例相差不大。在1982年，从事矿业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为0.7%，本土人为1%，在持续经历了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后，到2003年，本土人口从事矿业的比例减少至0.4%，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也减少至0.3%。虽然移民和本土人从事该类职业的比例都有所下降，但二者间的差距基本维持不变。另一方面，在某些产业部门，移民与本土出生人口就业的变动趋势也基本雷同。在这二十余年间，除从事矿业的移民与本土出生人口比例均呈下降态势之外，像在私人家庭服务、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等领域就业的移民与本土出生人口的比例都有所下降，而两者从事建筑业的比例却均有所上升。

移民与本土出生人口在产业分布上也存在着差异。相对于本土人而言，移民更可能就业于建筑业、制造业、休闲及招待等产业部门，而较少地从事金融活动、教育与健康服务以及公共行政。通过比较2004年时25—64岁的外国出生工人与本土出生工人的产业分布，国会预算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建筑业领域，外国出生工人比例为10.1%，而本土工人比例为7.5%；在制造业领域，外国出生工人比例为14.8%，而本土工人比例为12.5%；在休闲及招待业领域，外国出生工人比例为10.9%，本土工人比例为5.4%。可见，在上述这些产业领域，移民的比例远高出本土人口的比例。另一方面，在金融产业方面，外国出生工人比例为5.5%，本土工人比例为7.8%；在教育与健康服务方面，外国出生工人比例为16.6%，本土工人比例为22.5%；在公共行政部门，外国出生工人比例仅为2.1%，本土工人比例为5.7%。显然，在上述这些领域，移民的比例又远低于本土工人的比例。

在职业分布方面，外来移民与本土工人之间的差异则较为明显。在此，本书依据美国1980年的标准职业分类法（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OC）所划分的六大职业类别，来考察美国的移民与本土出生工人的就业分布情况。2000年时，在管理和专业技术类职业方面，从业的外国出生工人占24.7%，本土出生工人占30.9%；在技术、销售和行政支持类职业方面，从业的外国出生工人占20.9%，本土工人占30.6%。在这两大职业中，从业的美国本土人所占的比例均明显高于移民。从事这些职业的外国出生工人，占全部外国工人的45.6%，而本土工人的相应比例却高达61.5%。相比之下，在其他四大类职业方面，移民的比例又都高于本土人的比例。例如，从事服务类职业的外国出生工人的比例为19.2%，本土出生工人比例为13.2%；从事机器操作、装配以及体力劳动类职业的外国出生工人的比例为18.7%，本土出生工人比例为12.7%；从事精密制造、工艺和修理类职业的外国出生工人比例为12.1%，本土出生工人比例为10.5%；从事农业、林业、渔业类职业的外国出生工人的比例为4.5%，本土出生工人比例为2.1%。

就移民群体本身而言，不同地区来源的移民从事的职业类别也有差异。总体说来，欧洲、亚洲移民从事专业、管理类职业的比例较高，而拉美移民则较多地从事农业、机器操作、装配以及体力类职业。例如，在2000年，从事专业和管理类职业的欧洲移民工人占其群体的38.1%，从事此类职业的亚洲移民占其群体的38.7%，而从事此类职业的拉美移民工人仅占其群体的12.1%。不仅如此，即使在拉美移民工人当中，这种差别也比较明显：南美洲移民工人从事管理和专业类职业的比例为23.2%，其中加勒比移民工人比例为22.6%，墨西哥工人比例仅为6.3%。另一方面，在从事机器操作、装配和体力劳动类职业者中，拉美工人占24.8%，而来自其他地区的外国工人仅占11.2%；在农业、林业、渔业方面，拉美移民工人占7.8%，而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工人仅占1%；在来自墨西哥的外国出生工人当中，28.6%从事于机器操作、装配及体力劳动类职业，12.9%从事于农业、林业、渔业类职业。

此外，国会预算局在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根据不同职业所需要的教育程度，又将所有职业分为“低等”教育水平类、“中等”教育水平类和“高等”教育水平类，详细比较了本土人口以及不同地区来源的移民在这三大类职业之间的分布。其研究报告表明，在“低等”教育水平类职业方面，来自墨西哥等中美洲地区的移民比例高达74.5%，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比例为31.8%，而本土人比例仅为25.9%。在“低等”教育水平类职业当中，还细分有“非常低”的教育水平类职业，本土人从事此类职业者占其全部就业者的6.7%，墨西哥及中美洲移民占33.9%，而其他地区移民占9.8%。在“中等”教育水平类职业方面，来自墨西哥等中美洲地区的移民比例为21.6%，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比例为40.3%，而本土人比例为47.9%。在“高等”教育水平类职业方面，来自墨西哥等中美洲地区的移民仅占3.9%，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占26.2%，本土人同样也占26.2%。其中，“高等”教育水平类职业也包括“非常高”的教育水平类职业，从事此类职业的本土人比例为12.8%，墨西哥等中美洲移民占1.9%，其他地区移民占13.5%。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移民的职业与其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总体说来，当代移民的职业分布特征，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如下两点。第一，由于与本土人口相比，移民的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因此，移民更多地从事无须较高教育水平的蓝领职业和服务业，而相对较少地从事那些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如上所述，在需要较高教育技能的管理、专业类职业以及技术、销售和行政支持类职业方面，移民工人的比例低于本土人的比例，而在服务、精密制造、工艺和修理、农业、林业、渔业类等无须太多教育程度就能胜任的职业当中，移民工人的比例却又高于本土人的比例。当然，相对于美国本土人而言，移民在蓝领和服务类职业领域的集中分布，并不是一个单独年份里的特殊现象，而是战后以来一个长期的普遍趋势。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入境移民当中有39%从事蓝领职业，而美国人从事蓝领职业的比例为32%；另有18%的移民从事服务业，而此行业中美国人的比例为13%。第二，在移民群体内部，不同地区来源的移民因教育程度的差异而存在相应的职业差别。像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拉美移民，其从事机器操作、装配、体力劳动类以及农业、林业、渔业类职业的比例较高，而从事专业和管理类职业的比例却较低；但对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欧洲、亚洲移民，情况却正好相反。由此可见，不同地区移民所从事的职业是与他们自身的教育程度相吻合的。

此外，移民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短以及是否归化为美国公民等因素，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职业类别。同样，以2000年时外国出生人口的职业分布来看，在那些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以上时间的外国出生人口中，从事管理和专业类职业者的比例为32.6%，从事机器操作、装配及体力劳动类职业者的比例为13.9%；而在美国生活不到十年的外国出生人口当中，从事管理和专业类职业者仅为20.2%，从事机器操作、装配及体力劳动类职业者却为22.7%。另外，从移民是否具备公民身份的角度来看，归化公民从事管理和专业类职业的比例为33.6%，而非归化公民从事该类职业的比例为19%，相比之下，归化公民当中从事机器操作、装配及体力劳动类职业者占13.3%，而非归化公民却占22.1%。由此可见，移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越长，其职业状况会逐步得以改善。同时，移民如果获得了公民资格，其职业前景也会更加光明。这是因为随着移民在美国居住时间的增加，他们会逐渐掌握语言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技能，从而更好地融合于美国劳动力市场，获得稳定的职业升迁。而公民身份的获得，也能促进移民在美国的归属感，进一步增强他们积极就业的信心。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移民在美国的居住时间与其获得公民资格的可能性是成正比的。移民在美国生活越久，也就越有可能变成归化公民，而这又会进一步便利他们的职业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