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现在开始讲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学之路。六十多岁讲传记材料似乎有点早，按照中国传统应该到七十、八十岁。但是我又一想，万一死掉怎么办？所以现在先来讲一点，其实这些材料以前都在书里写过，今天不过是系统化一点，再补充一些细节。

我曾经说过，我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还债”，一个是“圆梦”。

那么，我有什么“债”？简单说起来，是三笔债：欠家庭的债，欠年轻人的债，欠自己的债。

我的家庭

先谈家庭。我出身于世家。外祖父项兰生，他一生经历很丰富，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我昨晚还在看他的年谱，看得津津有味。外祖父出生于1873年，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他的年谱里有一段对王韬的回忆很有意思：“韬师住四马路十路……韬师谈论甚豪，论天下大势，历两时许，滔滔不绝。”第二天他又请外祖父吃饭，“并赠著述十数种，以后往见数次，几曾嘉许，颇得教益，并尝曰通书后，对于八股文不必看的太重，务必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为立身行己基础。功名问题，可以坚决放弃。”这里记述了我外祖父受王韬那一代的影响，老师强调的是：八股不要看得太重，要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这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眼光。后来我外祖父成为维新派人士，他最早在杭州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然后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这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以后他做了大清银行的秘书官，他的日记记载了辛亥革命时大清银行界对革命的反应，我看了觉得很有史料价值。以后他又创办浙江兴业银行，担任董事长，到五十岁时就退休了，五十六岁（1928年）时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维新派人士，而且又较早参与中国银行界，应该是江浙实业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我的父亲天鹤先生是安定学堂第五届毕业生，外祖父就把长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我的母亲从小受西式教育，请英语老师教英文。父亲后来大概是1906年或1908年去美国留学。他先是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然后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胡适也在那里学农科，他应该是胡适的同学。我曾谈过20世纪初有两次留学高潮：第一次是包括鲁迅在内的留日学生，主要学习人文科学，学军事，学政治；第二次高潮是我父亲这一拨留美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那时著名自然科学家竺可桢、语言学家赵元任等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们发起组织自然科学家团体，办《科学》杂志，我父亲是最早发起人之一。我曾经研究过他们的《科学》杂志。当时在中国比较早提倡民主科学，一个是《新青年》，另一个就是《科学》杂志。我们过去对自然科学这一块不够重视，其实真要研究“五四”，自然科学家是不能忽略的。我父亲基本主张农业治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后来“好政府主义”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强调要改变中国面貌必须进入体制内，这与我们今天某些知识分子的思考非常接近。所以蒋介石1928年统一中国后，国民党也试图走专家治国的道路，有一批专家进入国民党政府机构内，我父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农业部的常务司长，相当于今天主持业务工作的副部长。我父亲主持全国农业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战时期对大后方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我研究了他的农业思想，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个观点：发展农业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个目的要综合发展，强调农业的商品性，发展商品农业，而且从金融、信贷、生产、流通、科技、教育——各个环节发展农业经济，这些农业经济思想与今天非常接近。但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下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在我看来这也是个悲剧。总的说来，我父亲属于胡适这个体系。1948年胡适准备组阁，我父亲是他组阁名单中的农林部长。我另外一个哥哥，三哥，抗战时从沦陷区逃到重庆，后来跟穆旦他们一样作为大学生当美军翻译，以后进入外交界，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以后又到美国，做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他和父亲都属于国民党系统。

我另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属于共产党系统。我们家庭有两次大分离，一次是抗战初期，父亲随国民党迁重庆，就把几个较大的哥姐留在上海外祖父和舅舅家，我生于重庆，当时哥姐还在上海沦陷区，我们没见过面。我二姐抗战时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在上海参加新四军，成为一个文工团员。她的丈夫丁毅，就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是一个忠实的老共产党员。我和二姐解放后才见面。还有一个在沦陷区的哥哥也参加地下党，成了南京学生运动的一个领导人。在《1948：天地玄黄》有两个地方提到我的哥哥姐姐，别人不知道，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里面有两章比较特别，别的文学史家不会写，这与我的家庭遭遇有关。其中一章写学生运动中的文艺活动，可以说这一章是为我的哥哥写的。还有一章写解放区的文工团活动，为的是纪念我姐姐，而且还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是有关知识青年与战士结合的感受，写得非常生动。我用这种方式默默纪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家后来不提这些老共产党员，我觉得不大公平，所以我尽可能地写到他们当年的贡献。

我们家第二次大分离是1949年前后。1948年我父亲把我们从南京带到上海，当时准备从上海逃到广州，再逃到台湾去。结果到上海后我母亲不肯走，因为他们兄弟姐妹一家人都在上海，我外祖父的好朋友陈叔通和张元济当时都是进步人士，跟共产党有联系，所以我母亲不肯走。于是就让我父亲到台湾看一看，一看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曾经跟李欧梵先生开玩笑说（我们两个同年），如果当年到了台湾，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所以历史是说不清楚的。这就是我们家第二次分离：我父亲去了台湾，我当外交官的哥哥去了台湾，后来我大哥去美国留学。我们家后来再也没团圆过，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生不团圆，死各一方。我父亲葬于台湾，三哥葬于旧金山，母亲葬于南京。

我讲这一段历史有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现代思想史，特别是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而我们家庭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类型在我们家都有体现。我父亲可以看作进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而我留学美国的哥哥则可以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我父亲也多少带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色彩，是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体制的类型，我的参加共产党的哥哥、姐姐和姐夫是典型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而我们最小的三个则是新中国以后培养出的人才。我们新中国成立后都受到比较完整的教育，我的小哥哥在清华大学学工科，姐姐读北师大，我是在北大，但我们三个都因为家庭问题发送到边远的地方，我姐姐到新疆，哥哥到福建，我到贵州，这都很典型地体现了我们这种家庭出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改革开放后我们各自命运又发生巨大变化，变化最大的是我们最小的几个，我哥哥成了福州大学校长，我姐姐是乌鲁木齐市特级教师，我成了北大教授。我们整个家庭就是各类知识分子的浓缩，也就是说我的研究面对的不是与己无关的对象，某种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我的家庭，或者说研究我自己。

我有一篇文章这样讲：政治家们、历史家们常常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在多个场合谈论20世纪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历史，却很少人去关注、理会这种分分合合的历史对由于种种原因参与其中或者受到牵连的个人和家庭的命运的影响，以及更为深远的心灵的影响。这其实反映了我们历史观和历史叙述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只有历史伟人而无普通人，只有群体政治而无个体心灵世界。对我而言，这段历史是血肉的历史，个体命运和家族命运连在一起的历史，我更关注的是历史事件对个体及家族心灵世界的影响，关心的是人而非事件，这也包含了我个人的痛苦经历与体验。我从出生就面临家庭的一次次分离，尤其是1949年后的第二次分离，对我们家庭每个人的心灵和命运有巨大影响。对我来说，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和我的父亲、哥哥划清界限，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痛苦。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叙述过这种痛苦，那就是必须把我的父亲哥哥看作妖魔，看作丑恶的敌人，要和他们无情地划清界限。这就形成了我内心最惨烈的记忆。我一直保留着父亲的相片，先是在家里挂父亲像，后来不能挂了就取下来，我当年从北京到贵州时就带着这张照片。“文革”抄家时把照片抄出，我被批为典型的“肖子肖孙”，于是就把父亲的照片烧掉，而且当时毫无痛苦，但是后来想起来非常可怕，这是我最恐惧的记忆：父亲的照片被儿子亲手烧掉。

所以当我作为一个学者重新面对这段历史时，我首先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我苦苦探索中国这一段分离的历史是怎么造成的，它留下什么教训，我常常为“它会不会重演”这样的问题所缠绕，惊恐不安。这是我的研究的一个强大的内在动力，是我还不清的债。我如果解释不清楚，就无法去见地下的父兄。

这同时也决定了我的研究的基本立场：因为我的家庭成员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而且我的感觉中，他们都是好人，甚至我敢说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我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对他们有同情的理解，尽管他们有自己深刻的历史教训。

我和青年

我的第二个“债”，就是欠年轻人的债。

我这个人一辈子爱和年轻人在一起，也就惹出了许许多多的麻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压在心上的坟》，也许有些同学看过。讲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的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有一个女学生，和我关系并不密切，在“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出于良知，站出来为我说了几句公正话，就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辩护的现行反革命”，再加上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按当时的观点，就天生地有罪，在压力之下，这个女孩最后就投湖自杀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一个年轻人，竟然因为我而自杀！我就反复地审问我自己：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我一个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来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人生命之重来换取自己苟活之轻？我终于发现自己的责任：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在贵州大地上的这样一个坟就永远地压在我的心上。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年轻人、学生交往，我总觉得有一具沉重的死尸横埋在我和青年之间，向我警示着历史重新发生。

我确实经常在年轻人面前，有一种愧疚之感。永远摆脱不掉的梦魇，构成了我90年代以后的研究、写作与讲学的一个内在动力与心理背景。最近我刚写过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成年人的责任问题。大家知道，最近几年出现了一批少年作者，也有人称他们是“天才少年”，我读他们的作品，发现了他们对学校教育、对社会、对人生都充满了调侃，从中透露出看透了一切的冷漠。我猛然警悟到在我们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中是不是出现了调侃的一代？太早地看透一切，太早地冷漠地对待一切，这是很可怕的。现在我们要追问，这调侃的一代是怎样产生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大人们都在演戏，老师、家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在演戏，孩子是敏感的，他作为观众，看你演戏，看来看去，就把什么都看透了，觉得一切都是假的，都可以一笑了之，于是自然要调侃，而且自己也来演戏。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大人犯浑、犯罪，在孩子身上得到了报应。这是很残酷的。我始终有这样一个负债情结，一种罪恶感：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没搞好，出了很多问题，那是成年人的责任，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没有搞好，让青年人承担，在青年人身上得到报应，是不公平的。

这样的欠债感、罪恶感，就构成了我的教学与写作的内在驱动力。我的写作是有比较明确的对象的，就是年轻人。所以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灵的探寻》前面有一个献词，就是“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记得鲁迅说过，他的写作有三个对象：第一个对象是那些孤独的改革者；第二个对象是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第三个对象就是敌人。我还大概没有像鲁迅那样的“为敌人写作”的意念，但确实是在为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写作，因为我所欠他们的债。

当然，这也可能构成我的一个弱点。就有人批评我，说我有“青年崇拜”的倾向。可能是这样吧。我的心灵最软弱的一面，就是容易被青年人利用，我不想回避这一点。我当然清楚，青年人是多种多样的，有人会利用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与其被那些浑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我知道我的缺点，就是轻信。但我又记得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最容易原谅的弱点就是轻信。我就是这样，只要是年轻人，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就觉得很难拒绝，看到年轻人受难，我就受不了。这就免不了要上当受骗。但又是鲁迅说的，我不能因为上过一次、若干次当，就把一切前来求助的年轻人都看作是骗子。当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以后，是非常痛苦的，有一种美好的感情被玷污的感觉。但独自舔干受伤的血迹以后，又忘了，遇到什么事，又免不了继续上当受骗，这几乎成了宿命，大概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知道青年人不完全可靠，但是，你反过来想，青年人不可靠那你靠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在关注中学语文教育，为什么呢？我说得很清楚，就是到了世纪末，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对一切都绝望了，一切都看透了，唯一没有看透，更准确地说，唯一不敢看透的是年轻人，是孩子们。如果孩子也看透了，那该怎么办呢？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绝望到底了。我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其实是给自己又造了一个梦，但是不造梦又怎么办呢？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在不得已而为之中建立的一个信念，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说到底，不过是还债而已。这个观念，在这个现代、后现代时代，可能显得很陈腐，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如此，只能如此。

我一生中不堪回首的记忆和隐痛

第三个债是自己的债，是我欠自己的债。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是一种充满苦难与屈辱的记忆，最不堪的记忆还不在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的一生太多了，特别是前半生。太多的动摇、屈辱、背叛、扭曲、变态……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我的心头，像一座座坟……

最近我刚做了一次贵州之行——大家知道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这次我又回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面对当年的很多老朋友，其中有些我对不起他们的老朋友，见面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些年大家都在谈“文革”，谈忏悔，我没有发言。其实我自己时刻在进行着“文革”的忏悔。我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或者说罪过，有两个，都是“文革”中发生的。一个是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的，也写了文章，就是烧毁了父亲的照片。另一个我从来没有谈过，今天我要把它说出来。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革命，人们就给我加上许许多多你想象不到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一些是非常奇特的，在今天看来是非常荒诞的联想。我举个例子。“文革”最可怕的地方是发动你最亲近的人来揭发你。有一个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学生揭发说，钱某人喜欢蓝色，特别是天蓝色，这是真的，因为我喜欢天空，但下面一句就是编造的了：说我不喜欢红色。这就麻烦了。于是一位美术老师就站出来分析，说钱理群为什么喜欢蓝色，因为国民党的旗子是青天白日，他不喜欢红色，因为他仇恨五星红旗，你看他多反动，是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这位美术老师还从专业的角度给我加上一条罪名，说蓝色是冷色，红色是热色，这暴露了他内心的阴冷，他对人民冷酷，对我们人民共和国没有热情。同学们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好笑，但是当时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天天逼你检讨，逼你挖掘阶级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没完没了。我看透了他们是要逼我说谎，不说谎过不了关。我就横下心来，既然你们的分析、批判如此荒诞，我也可以胡编乱造。我当时还有个天真的想法，以为编得越离奇，将来就越好翻案。于是，我就把教材拿来，一篇篇地从反面想，说自己怎么怎么在课堂上放毒。我也特别能写，一天一大摞检讨书。弄得那些“左派”都很惊奇：怎么钱理群有那么多反动思想呀。他们就觉得这个钱理群很有挖头了。我原来想用这个办法来解脱自己，没想到却引来了更加频繁的更加严厉的逼供。开始是逼我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后来就追问我：你这么放毒，别人，特别是你的朋友是怎么反应的？他们说了什么？你这么反动，他们怎么就不反动呢？我原以为把自己骂够了，骂臭了，就可以过关，现在却要牵连到他人了。开始我还想做一点反抗，坚持说就是自己在放毒，别人没有反应。这显然不合逻辑，说不过去。在压力之下，我就犯了一个终身不能原谅的错误：我开始编造关于他人的谎言，连累了自己的朋友。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连累朋友，这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因此，这一次见到受到我的伤害的朋友，面对他们老态龙钟的样子，真是悔恨交加。当然，大家都不会提这些往事，也许有些朋友已经忘记了，但我心里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这是我心中又一座搬不走的“坟”。

这正是“文革”最大的罪恶：它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让其恶性膨胀，使人不成为人，由此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恶。前一段，我说过一段话，引起许多争议，其中也有误会。我说，在现实生活中，人有时不得不说违心的话，但必须有几个底线：第一，必须分清是非，必须明白说违心的话，是个错误，不能把说谎当作光荣；第二，必须是被迫的，不能主动去说谎，不能为了个人目的主动去说谎；第三条，不能伤害他人，说话的后果你自己承担，绝对不能连累别人。大家不难看出，这其实是包含着我在“文革”中的最惨重的人生教训的。我这么说，是有着非常深的隐痛的。

前面说过，我一生中犯过两个大错误、大罪过，现在，我要趁退休前最后的上课机会，公开说出来，而且是向我的学生——在座的诸位说。说出来，长期郁结的内心的紧张就舒缓了，可以相对轻松地去安度晚年了。

学术动力：精神自省、自赎与自救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人生教训、隐痛，这样一些压在心上的坟，成了我的研究、写作的内在动力。前面说到的《压在心上的坟》这本书，就分为三辑，有三个标题，其实就是思想的三个层面。首先是“我的悔恨”。懂不懂得“悔恨”，有没有“知耻”之心，这是思考的基础与前提。看起来很简单，现实中却很难做到。鲁迅早就说过，中国人都是阿Q的子孙，最没有记性，十分健忘。更可怕的是强迫遗忘。于是，就有些知识分子写文章作报告，从血泊中寻出美好来。鲁迅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可见，能否悔恨，其实是为人为奴的一条界线。第二是“我的自剖”。知耻、知罪不够，还要解剖自己，要追问为什么会这样，必须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自剖、自醒。作为一般的人，做到这两点，能够自悔自醒就行了。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学者，特别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就不能停留在自悔和自醒当中，还要有第三层面的“我的反思”，要从历史上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作理论的思考，提高到理性的层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仅仅咀嚼苦难，更不能去美化苦难，而是要从苦难中提炼出精神、学理。不是经历了苦难人就必然变得聪明，很多人经历了苦难，不知反思，结果照样做蠢事。这是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我写过一篇文章，作为《压在心上的坟》这本书的“代序”，明确提出，我的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就是“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

而且，不仅是历史的苦难，更是现实的苦难。我在现实中遇到挫折，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候，我就去读书，做研究，所以学术研究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精神自赎、自救的作用。我就是通过《心灵的探寻》这本书的写作走出“文革”的阴影，通过《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这两本书的研究，克服了后来的精神危机。

最近的一次，在我遭到一些人批判的时候，我的感觉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当你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刹那间你会自己产生一种迷惑：我到底有必要这样做吗？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寻求外在精神资源的支持，以唤起内心的光明来抵御。我的办法就是读书，研究，压力越大，越要拼命读书写作。“文革”的时候，开完批判大会，第一件事情是去大吃一顿，一是慰劳自己的身体，一是示威：你批我，我照样活着，活得更痛快。然后照张相，现在还留着，叫“立此存照”。然后就回到房间里，那时候是单人房，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实在写不出就抄书，抄鲁迅的著作。我有大量的鲁迅研究札记，就是这么在压力下抄出来的。这一次，也是如法炮制，去编书，就是这些年很有点影响的《新语文读本》。那段时间，我早晨7点起床，晚上12点休息，整天泡在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的阅读与编选里。我后来写了篇文章，这样描述在那非常时期非常奇特的生命的体验：“仿佛超越了时空，突然和荷马、苏格拉底、但丁，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和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和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曹雪芹，和鲁迅、老舍、沈从文、巴金相遇，和这些民族与人类文明史上灿烂的群星交谈着，争辩着。忽而畅怀大笑，忽而默默沉思。然后我牵着中学生的手，把他们引导到这些巨匠身边，互作介绍之后，就悄然离开，让他们，这些代表着辉煌过去的老人和将创造未来的孩子在一起心贴心地交流。我只躲在一旁，静静地想，时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就为了这个瞬间，我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无怨无悔的啊”，“一面是咒骂声不绝于耳，一面却在进行着这些美妙无比的精神对话；内心充盈着对孩子、对民族与人类未来的爱；自然时节正当酷暑，内心却吹拂着阵阵温馨的春风。冷与热，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爱与恨，光明与黑暗，就在同一时刻如此猛烈地加诸一身，这是难遇的人生体验”。后来，我写出了《与鲁迅相遇》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体验的产物。研究与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我证明：不管外在环境如何，人仍然可以创造并坚守着自己的诗意而神圣的精神生活。这是巨大的精神对抗，因此，无可否认，这同时是对人的身心的巨大伤害。在两者对抗稍有缓解时，我就被击倒了：前年十月生了一场病。学术研究就这样和我的生命纠缠为一体，有巨大的收获，也有巨大的付出。

这里顺便说一点，这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追求，就是期待与读者心灵的沟通。我十分地重视读者，在我看来，学术著作的生命是在读者那里得到延伸的。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灵的探寻》里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期待我的研究成果的最佳效果，是年青一代朋友从中得到某些启发，感到满足，同时又发现了许多缺陷，感到不满足，然后激起自己的创造欲，自己来修正、来补充、来发展。这种修正、补充就是我的学术生命的延伸。这也包括评论家的诘难、批评、阐释与发挥。也就是说，一部学术著作是在读者与评论者的参与和再创造中，得到价值的实现的，这与文学创作是一样的。因此，我曾经把我的学术著作出版以后的反应，包括批评、讨论，都汇集起来，以显示学术生命的延伸。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由于前面提到的我与年轻人的特殊关系，我特别重视跟年轻读者心灵的沟通，所以用很大的精力来写信。我可以自豪地说，除了台湾、西藏以外，几乎所有的省都有我的通过通信而结交的朋友，后来有的见过面，更多的是始终没有见过面。而这样的通信对我的精神的支撑是难以言说的。因此我从来不认为给年轻人回信是增加我的负担，这其实是双向的：我既给青年以帮助，同时青年也支持帮助我。

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在我遭遇批判，最困难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浙江的年轻的中学教师的来信。这位老师当年是北师大的毕业生，前几年就写信给我，说他感到中学语文教育有很多问题，想离开中学。我写信鼓励他，说你得坚持住。这回他来信说，钱老师，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我已经考上某学校的研究生。他说，中学教育留不住优秀的人，他们来了也走了，我终于要走了，我很幸运，也很失落：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热爱的教育事业，离开了恰恰需要我这样的老师的学生。信的最后他突然说了一句：“钱老师，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只是想告诉您，我希望您能快活地生活，因为您是好人。我无力去阻止那些对您的伤害，我只能说更尊敬您，爱您。”这封信深深打动了我，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我在回信中也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你说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学生说我很可爱一样，都让我开心，并感到一种温暖。我们都是普通的人，自己面对压力时只能默默忍受，看着他人受难，也只能以无言表示声援。如你信里所说：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正是这个‘不知该说什么’，让我深深感动。是的，我快活地活着，真的快乐。我的老伴就说我这几天的心情特别好，原因就是我在给你这样的朋友写信，写着写着，心就变暖了，变软了，以至什么也说不出来……”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感应，正是在和这位中学教师、普通读者的沟通中，我感到了自己的学术与生命的价值。

在我看来，我们大陆学者一个最大的幸运，就在于我们拥有了超出专业范围之外的很多的读者。我和许多海外学者交谈，他们说他们的学术著作就在自己的圈子里。而我们的学术著作，我的学术著作，却能走出专业圈子，得到普通的读者的回应，我觉得这是中国学者独有的优势，是应该格外珍惜的。

在一次颁奖会上，我曾经引用了庄子的“相濡相沫”来说明我和读者与学术界朋友的关系，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互相搀扶着：这就够了。但我又怎样向往于那相忘于江湖的境界，那将是一个永远的梦。”这大概就是我对自我价值的一个体认：我是用我的学术著作来证明我的存在，这是一种存在之美，存在着，这本身就是一种美。我又努力着，没有荒废，没有懈怠，从中体味着生命的奋进之美。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互相搀扶着，不是一个孤独的人，有一群朋友，有自己的读者，在搀扶中获得生命的共同价值。

另一个动力：圆梦、好奇心和发现的冲动

这段话里，还说到更向往于“相忘于江湖”的梦，这就说到我的另一个写作的动力，就是为了“圆梦”。

我这个人经常做梦，很喜欢做梦。而且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写梦。也是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查旧报刊，发现了民国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9月25日《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假若我生了两只翅膀》，作者是中大附小钱理群。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见诸铅字的作品。我今天朗读一下——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那带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烦嚣的上海，风景优雅的青岛，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呀。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飞到空中，去和小鸟、蝴蝶舞蹈，和白云赛跑，数一数天空中亮晶晶的星儿，去拜访月宫中的嫦娥，和白雪般的玉兔玩耍。可惜我没有翅膀。假如我有了翅膀，是多么有趣呀。”

这是我的处女作，当时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说老实话，在“文革”的时候如果被发现我可就完了。单凭“《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七年”这几个字就能给我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尽管我还是个孩子！

大家看，我的生命起点就是做梦，其实现在还是做梦。我有一篇文章回忆我的中学时代，题目也是《曾经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这一点可能和诸位不一样，你们的中学回忆肯定是沉重的。而我是在1950—1956年间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这是什么意思呢？1950—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蓬勃向上的时期，因为新中国刚建立起来，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因此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这一点可能和在座的各位不一样。我曾经说过，中学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底色，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我的童年生活的底色是充满光明的。大家也许很难相信，那个时候没有高考压力，我1956年高中毕业，当年大学招生的人数比高中毕业生要多，就不存在考不上大学的问题，只是考什么大学的问题。所以我学习非常之轻松，有许多时间，有很大的空间，自由地做梦。没有多少作业，上课基本就全部掌握了，下课时间都是自己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于是就读书，读闲书，各种各样的书，漫无边际，抓过来就读，没有目的，完全是兴趣所至。像过瘾一样，翻下去，翻下去，翻累了就放下书来，任自己的思想随意驰骋，想想作者可能往下写什么，书里的人物活到今天是什么样子，怎么说话，怎么行动。想着想着就信手写下，不管写的是诗还是小说，反正是自己写的，经常是自己一个人看，从不给别人看，往往陶醉好几天，过几天再偷偷地读，然后就厌倦了，不满意了，甚至害羞了。结果呢，就把它撕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甚至慢慢忘记了曾经写过这样的作品。——今天来看，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写作。

那时候我每到星期六都干什么呢？和我一个好朋友，两人在南京玄武湖上划船，划到荷花的深处，躺在船上仰望天空，像白云飘浮一样，任凭自己的想象，编故事，编童话。我记得我写过一个童话，叫《神剑》。我编，那个同学会画画，帮我画插图。就这样过着很诗意的、梦幻般的自由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无拘无束地思考想象，可以说，一个自由写作者、思考者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

而且我还形成了一种理念，当时叫学习经验。我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语文老师劝我考中文，数学老师劝我考数学，老师、同学都觉得我很可爱，喊我叫“钱大头”，因为我头特别大，目标显著，大家都记得我，特别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在学习经验会上有个发言，我自己也至今不忘，因为它是照亮了我的一生的。当时我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把上每一门功课都当作精神的享受，学习就是探险的过程，每一次上课都会发现新大陆，要带着好奇心，怀着一种期待感，甚至神秘感走进课堂。——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独立的学习观、读书观，以后就发展成为我的研究观，我对学术工作的一个基本理解与信念。

这就是我这些年经常说的，读书，学习，研究，在本质上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这里有一个我和世界的认知关系问题。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掌握的世界知识是有限的，还有许多未知的世界等着我去认识，我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这就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好奇。学术研究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未知世界，你对它充满期待与好奇。正是这种期待、好奇产生学习、探索的热情和冲动，这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劳动的原动力。

学习和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的过程。我的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心灵的探寻》一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人类越来越认识到鲁迅其人其作品本身即是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各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的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其实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这样一个对研究对象的永远没有完结的不断发现、不断接近的过程。而且每一个研究者都应该对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立的新的发现。这样你就永远处于一种发现的冲动之中，并由此而产生无尽无限的兴趣与乐趣。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口头禅是“好玩”，这种好玩的感觉就是来自于不断地发现带来的难以言说的愉悦、满足感与充实感。所以在我的感受里，学术研究是一种快乐的劳动。我看现在同学们愁眉苦脸地做学问，就觉得挺奇怪。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有苦恼，那是在探索中的苦恼，是苦中有甜的。

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说的学术研究中的发现，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发现，更是一种自我发现，因此就会产生自我生命的升华：学术研究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

问题是怎样使自己始终如一地处在探讨、发现的状态，由此获得永恒的快乐？这是我的人生道路、研究生涯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我想介绍林庚先生的一个观点以及对我的影响。那是1984年左右，我刚留校做助教，严家炎老师是系主任，他提出要举办学术讲座，请中文系已经退休的老师，来做最后的公开演讲，让我来做具体组织工作。于是就请来了吴组缃、林庚、王瑶、朱德熙这样一些一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那真是一次辉煌的“演出”，同学们未能赶上，是很可惜的。我记得林先生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几易其稿。那一天，他的穿着看似朴素，但是很美，很有风度，说不出的那种风度，一站在讲台上，就把大家给镇住了。讲完以后，走出教室，他就几乎倒下了，我把他扶到家里去，回去就病了一场。他是拼着命来讲这一课，讲完了人就倒了：这真是“生命的绝唱”。正是在这次课上，他提出：“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我当时听了，心里为之一震：这正是说出了学术研究，以至人生的真谛啊。所谓“永远处于婴儿的状态”，就是要以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去倾听，去阅读，去思考，这样才能有不断的新的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使自己永远处在一种婴儿状态。

后来我们的《新语文读本》选了梭罗《瓦尔登湖》里面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黎明的感觉”。“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睡了一夜醒来，这就意味着一段生命已经过去，一切重新开始。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意味着你获得一次新生，你的生命开始新的一天，就有了黎明的感觉：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新鲜的，你用新奇的眼光与心态去重新发现。这就是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一种新生状态，就是真正的学术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我们讲“赤子之心”，就是指这样的状态与境界。北大大在哪里？就是有一批大学者，他们都是汪曾祺所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人要一辈子保持赤子状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特别是经过苦难以后。面对苦难的折磨，人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苦难压倒，另一种是历经磨难以后还保持赤子之心，这就难上加难。

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经验。我很同意梭罗说的另一句话，他说人无疑是有力量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的。外界的环境我们管不了，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但你可以有意识地去提高自己生命的质量，通过自己主观努力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小环境。

这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就说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吧。我当时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去教语文。从北京到了一个偏僻的山区，而且在中专教书，对我来说，外部条件是够恶劣的了。怎么办呢？我就想，不管怎样，现在我在教书、上课。上课有两种上法，一种是当作任务被动地上，一种是主动地写一首“教育诗”，把教学工作变成富有创造性的、有诗意的劳动。当然，客观条件并不具有诗意，记得我第一次上课，讲台上就放着一个骷髅头，吓了我一跳，同学们因为是学医的，普遍不重视语文课。因此，诗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我很快就发现班上还是有几个学生喜欢文学，我就为这几个学生上课，后来成了终身的好朋友。我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踢足球，当“教练”。其实我不会踢球，但我能和学生一起踢，大风大雨还在烂泥中打滚，踢得很投入。就在和青年学生的亲密接触中我获得了写诗的感觉。这还不够，我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诗意。贵州的大自然是很美的，我一大早，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等待太阳出来那一瞬间，把它画下来；天下雨了我就冲到雨地里去画画，雨水流淌在画面上，彩色浸润开来，真有象征派绘画的味道。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库，我半夜跑到水库边，看月光下的山是什么样子，月光下的水是什么样子，就画一幅“月下的山和水”，还配一首诗，叫“诗与画”；这是真的在写诗了。

但在“文革”时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钱理群半夜三更跑出去干什么，他肯定是特务。当时我还真编了一本诗画集，送给我的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文革”时为了收集我的罪状，还派人外调，跑到南京把画和诗取回来，一看，都是“儿童画”，充满童趣的画，弄得那些“左派”也哭笑不得。可惜这本诗画集后来销毁了，不然留到今天，那是多好的一个纪念。

直到今天我还形成了一个习惯，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总是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或者读一本书，或者写一篇文章，或者编一套书，甚至是旅游，我都把它诗意化，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兴致勃勃地投入进去，以获得写诗的感觉。我强调生命的投入，全身心投入，我跟前几届的北大学生都说过：“要读书你就拼命地读，要玩你就拼命地玩”，这样，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我追求这种生命的强度和力度，酣畅淋漓的状态，这同时是一种生命的自由状态。我的全部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

话说回来，这种状态的付出太大，连玩都全身心投入，那太累了，所以我的经验只是我个人的，绝对不是向大家推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