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与中信公司

1979年1月17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一场别开生面的会面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

邓小平在这里召见了五位工商业代表人物：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会见后邓小平请他们吃了一顿涮羊肉宴。这就是后来参与会见的古耕虞所描述的“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在这次召见中，创立中信公司的构思初步成型。邓小平这时候召见五位1949年以前就从事工商业的爱国人士，当然不会只是为了叙旧。当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目标，他就想到了如何发挥这批老工商业人士的积极作用。这份五人名单是他亲自提出的，召见地点设在福建厅也不是偶然，因为福建是有名的侨乡。而在召见之前，五老也是有备而来，事前在各地做了大量调查，和一大批工商界人士座谈过，心里已经有一肚子的建言倡议。

邓小平坐定下来后，就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就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接着，邓小平直接点将，对荣毅仁说：“荣毅仁同志，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多搞些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并且给荣毅仁充分的自主权：“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

根据相关回忆资料，面对邓小平的重托，荣毅仁当即表示：“我愿意做工作，我才63岁，在80岁以内还可以工作。”实际上，荣毅仁的一些思考在当时已经非常超前，他对邓小平提出自己的想法：“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采用的方法，不应被视作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这俨然有破除“姓社姓资”误区的思维。这话当时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赏。

过了十几天后，荣毅仁向中央提交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进一步阐述了办好这家对外开放窗口公司的设想。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与申请批复，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自此展开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相随的旅程。

这不是邓小平第一次点将荣毅仁，更不是两人的第一次交集。早在“文革”之前，邓小平就很赏识荣毅仁。1959年，毛泽东考虑选择几位党外人士到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并委托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推荐人选，邓小平经过认真物色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其后，荣毅仁就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直至“文革”初期。

“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后，很快就想到了让荣毅仁等党外人士继续发挥作用。在1978年2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老帅叶剑英等人又提名了荣毅仁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小平经常亲切地称荣毅仁为“荣老板”，这其实也是一种赞许和认可。而这又是因为，1949年以来，荣毅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无愧于“红色资本家”这个称号。

作为1949年以前在国内声名赫赫的荣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荣毅仁身上有着强烈的符号意义。荣氏家族自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伯父荣宗敬从无锡老家到上海创业后，数十年内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被称为“面粉大王”“纺纱大王”，产品行销海内外，开办工厂数十家，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

到了1949年，荣氏家族成员纷纷出走海外，唯有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选择留下来迎接新政权的诞生。荣氏父子在上海解放后恢复经济生产与稳定人心方面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受到毛泽东、陈毅等人的赏识。

陈毅对荣毅仁有一个评价，“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1954年，荣毅仁更是率先提出公私合营，发挥了表率作用，“红色资本家”的叫法也不胫而走。1957年，荣毅仁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这一切都表明，荣氏父子取得了新政权的充分信任，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正是有了这些历史渊源，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想到了“荣老板”，让他发挥自己的商业专长、利用雄厚的海外关系，为内地引进资本和技术。

虽说有邓小平、叶剑英、王震等人的大力支持，但中信公司在创办和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受到当时社会观念的限制和国力水平的制约。就说财政拨款这事，一开始财政部答应先实拨2亿元给中信，但由于财政困难，第一次实际只拨了2000万元。所以公司刚创办期间，荣毅仁个人掏了1000万元存款借给公司，这才解决了运营资金的不足。

不过，也正因为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加上荣毅仁的费心经营，中信公司很快顺利运作起来，并打开了局面，干了一些大手笔的项目。有的项目就当时而言远远超过国人的眼界，可谓石破天惊。

例如1982年中信为国家重点项目仪征化纤在日本成功发行了100亿日元债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家在境外融资的发行体。此举打破1949年后中国引以为豪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纪录，本身就是非常胆大之举，而且第一次便是向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借钱，更是让很多人难以接受，甚至到国务院告状，质问“中信到底想要干什么”。

但是，中信的“仪征模式”很快为国内所效仿，而随着外资的纷纷涌入，有关争议也逐渐烟消云散了。

担任过中信公司顾问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苏联的改革时，曾大发感慨：“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

在当年市场经济毫无基础、民营企业仍处于萌芽状态的阶段，以国家的力量，积极争取在1949年以前有实业和商业经验的原工商业人士的参与，确实是在短时间内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和示范的可行做法。

这也是荣毅仁和中信公司的历史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