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双轨制

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活的中国人，相信多多少少都知道，同一个产品在流通中存在着牌价和议价两种价格。牌价，又叫平价，是计划内实行的国家定价，购买产品时要凭票供应；议价则是计划外由企业实行的自主定价。这其实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价格双轨制”。

中国的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在1979年价格改革以后逐步产生与发展起来的。1981年，国务院批准对超过基数生产的原油，允许按国际市场价格出口。1983年，批准对石油、煤炭超产部分实行加价出售。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允许企业加价自销计划外超产部分的工业生产资料，加价幅度控制在20%以内，企业可以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的幅度内协商定价。这被认为是“我国全面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开始”，但是价格双轨制形成还得等到1985年。

1985年1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联合发布《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取消了20%的幅度限制，企业计划外超产的生产资料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商定。这一年，国家还放开了绝大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取消了粮油的统购价格，实行合同定购制度。

在这之前，虽然在某些时候，我国的某些商品也出现过一市两价，但并不普遍，也不持续。

从1985年开始，我国价格改革坚持“以放为主，放调结合，双轨并存”的方针，范围从工业品生产资料扩大到其他商品。1986年，国家放开了自行车、电冰箱、洗衣机等7种耐用消费品的价格。1988年，又放开了13种名烟和13种名酒的价格。

价格双轨制在任何一本西方经典著作中都是找不到的，被公认是中国改革历史上的一个本土创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开创性理论，到底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至今仍是众说纷纭。

根据张梦薇的研究，目前至少有四个版本。

华生版：这是目前流传较为广泛的一个版本。在1984年9月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上，“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就是这次会议的突出成果之一。

据经济学家华生等亲历者回忆，当时在“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分为三派：调派(计划价格派)以田源为代表；放派(自由价格派)以张维迎为代表；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等人则提出了第三种主张——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这一想法得到了会议的赞同，并由华生向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最终为中央所采纳。

只是，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战略从一开始推行，就遭到了相当多的责难和批评，几个提出双轨制的人后来成为大家集中批评的靶子，20世纪90年代后才慢慢得到更全面的积极评价。华生后来多次在回忆文章中指出，价格双轨制其实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莫干山会议”上青年学者们进行的是“调”与“放”之争，而不是“双轨制”与“单轨制”之争，即使是在徐景安最后起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中，也都没有提“双轨制”(仅仅是华生在报告的附件中，使用过这个词)，只是因为放、调的结果形成一种产品两种价格的现实，人们就习惯把这项改革称为“价格双轨制改革”。

罗小朋版：在“莫干山会议”上的另一个亲历者罗小朋则认为，“价格双轨制”的观点是他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罗小朋说，华生和何家成他们当时的论文倾向于放开价格，他根据自己在河北进行价格放开试点的经验反驳华生他们，指出计划价格和自由价格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搞双轨价格。“我相信，他们是从此开始与当时研究生院的同学，包括高粱一起讨论双轨制，产生了支持双轨制的一系列论点，并由华生带头在自由辩论中战胜了田源代表的‘调派’和张维迎代表的‘放派’，双轨制因此成为‘莫干山会议’的主流观点。”

在罗小朋看来，华生对价格双轨制的贡献在于他的口才，“他把这个思路变成会议的主流思路，并且对于说服中央领导人起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中，他的功劳确实是最大的”。

张维迎版：和华生、罗小朋的观点不同，张维迎认为他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其依据是他发表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三)》中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是张维迎“价格双轨制”提法的原始文件，完稿于1984年4月21日，发表时间是1984年6月，比“莫干山会议”早了3个月。

张维迎也是因为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的。既然在“莫干山会议”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那张维迎为什么却又在会议中摇身为“放”派，主张放开价格呢？张维迎后来解释：“‘放’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核心。”但华生、高粱等人认为，张维迎发表在《专家建议(三)》中的文章其实“和改革没有多大关系”，这个看法和“莫干山会议”主报告起草人徐景安的观点差不多。

2012年1月19日，徐景安在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披露他的发现：2006年张维迎在书中发表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尽管题目与1984年4月21日写的文章大致一样，但内容按“莫干山会议”的主报告做了重大修改。1984年张维迎文章里写的是“对原牌价与市场议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实行分阶段放开”，2006年的文章则刚好相反，改成了“先从长线产品(牌价接近市价甚至高于市价的产品)放起”。

徐景安表示，张维迎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证明，他不仅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理论的发明者，还是双轨制价格改革操作方案的设计者。

吕东版：在1982—1990年担任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说，首先明确提出价格双轨制概念并使之普及化的，是前国家经委主任吕东。成致平说，价格双轨制首先是从石油行业开始的，当时，石油产量上不去，1981年，国家决定在石油行业实行包干，包干以内一个价，超出包干的一个价，计划内100元/吨，超产的644元/吨，这种价格的差距就是“价格双轨制”。

在2006年出版的《价格改革三十年》中，成致平提到，石油行业搞了几年以后，为解决工业领域里的困难，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吕东决定在其他工业生产资料方面推广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因此得以普及。

2011年11月6日，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以华生、何家成、蒋跃等人组成的研究组和以田源、张维迎为主要贡献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高票获奖。这一结果是经过202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系和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来的。看来，对于价格双轨制，大家比较认同的说法还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而且，徐景安认为，价格双轨制很难说是经济理论创新，“实际上是改革技巧、改革方法、改革艺术上的一个创造”。

价格双轨制是在我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体制并存的经济环境里产生的一种过渡模式，对改革原有的单一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有着积极的意义，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源短缺的问题，使资源配置向生产效率更高、产品更适销对路的企业倾斜，而且也大大增加了社会的财富。统计数据表明，1985—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从1200多万家上升到1800万家。而且，这一阶段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较快、人民得益较多的时期。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决策者之所以会看好价格双轨制，无非就是想让双轨制中的“市场轨”去对付短缺，用“计划轨”去消灭通货膨胀，好处“两头占”。

但是，好景不长，价格双轨制的各种弊端开始逐渐暴露，非法倒卖物资活动日益猖獗，尤其是在供求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双轨制出现的巨大价格差，诱发了大量的“官倒”和“私倒”。据陈昌明的相关研究，在1985年倒卖一辆载重4.5吨的卡车就可以成为“万元户”；而在“双轨制”出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就冒出了20多万家“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无资金、无场地设备、无确定业务方向、官商合一的皮包公司。这些皮包公司靠倒卖物资牟取暴利，在搞乱流通秩序的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更趋紧张，全国物价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不断狂涨。到了1988年，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总水平比1984年上涨了47%，尽管如此，产品比价不合理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就连国家计委(发改委的前身)经济调节司一官员也不由得感慨：“该涨的没有涨，或者涨得不够，不该涨的却涨得过多。”

在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之后，学术界及社会上对价格双轨制的反思文章也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价格双轨制也开始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认为，价格双轨制是中国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最有代表性的“程式化事实”，“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只要提到中国的经济转型策略，就必然要提到价格双轨制”。

回望过去40年走过的道路，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走的就是一条“双轨制道路”，除了我们这里讨论的价格双轨制外，还有养老金双轨制、医保双轨制等。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双轨制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也叫增量改革)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新旧体制并存的条件下，为减少改革阻力而做出的一种智慧妥协。

当然，改革者也明白，双轨制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就能使中国改革绕过重重暗礁，踏上光明坦途；运用得不好，则需要付出沉重的改革代价。而且，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标还是要从双轨走向单轨，最后完全用新制度取代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