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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翰 革命自有后来人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就义诗》


夏明翰(1900.8.1—1928.3.20),字桂根,湖南衡阳人,历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长沙地委书记,全国农民协会筹委会秘书长,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常委。1928年3月在汉口被敌人逮捕杀害。2009年9月被中宣部、中组部等11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夏明翰震撼人心的《就义诗》,作为共产党人的热血战歌,语言朴素直白却又铿锵有力,没有华丽的词句但节奏明快,读来朗朗上口,使人易读易记、广为传诵。作者以诗言志,以理想之血浇灌主义之花的坚定信念跃然纸上。它道出了作者的心声——为真理、为理想视死如归,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对人民的赤胆忠心。诗人萧三回忆说:“夏明翰同志党性很纯洁,没有一点花招,扎扎实实,不说假话。要说他的性格、脾气,他的《就义诗》完全可以代表,是真心话,没有做作,很难得的就是他这言行一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页。

背叛封建家庭的阔少爷

夏明翰祖父夏时济是前清进士,曾任户部主事、江西淮盐督销总局总办、两江营务处总理等要职,清朝灭亡后仍不剪辫子,拒绝出任国民政府公职,回故乡成为豪绅。父亲曾任三品知州,赴日本考察后主张维新,辛亥革命后又投附革命。可惜父亲早逝,夏明翰由祖父抚养。古文功底深厚的祖父强迫夏明翰每日读《四书》《五经》,思想开明的母亲则主张儿子接受新式教育。祖父和母亲新旧思想的冲突,给幼年的夏明翰留下深刻的烙印,使他养成了勤于思索和勇于探寻真理、富于正义感的精神。一次在外面见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婴儿要饭,夏明翰就把身上的钱全给了妇女,他后来感慨:“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饿肚子的人。”他同情劳动人民,稍大一点便帮女佣挑水,却受到祖父怒斥。从此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灌输产生质疑。他最喜欢的家中老轿夫张老倌年老力衰被祖父辞退,在外艰难谋生时摔死,夏明翰叹息“人间不平,何也”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封建大家庭中的种种经历,使夏明翰对封建家庭和仁义道德的虚伪产生了极端憎恶。1918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攻陷衡阳城。这期间,在学校中接受了反对军阀思想的夏明翰愤然写下一首讽刺画配诗:“眼大善观风察色,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多捞名利,身矮好屈膝叩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

由于夏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吴佩孚带着“德盖衡岳,誉满蒸湘”的字屏到夏府拜访夏时济,意图笼络。夏明翰得知后,冲进厅堂将字屏撕掉,碎片撒满一地。祖父恼怒万分,又听到豪绅们登门告状,说夏明翰在外领导学生运动,便命家人把这个“叛逆”的孙子锁到一间房子里。夏明翰就此下决心与祖父和腐朽的封建家庭决裂。他让弟弟夏明震找来一把斧子,砍开窗户跳出屋子,又到院里把祖父视为官运亨通的宝树砍倒,从此闯出夏府一去不返。

1920年,离家出走的夏明翰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秋他进入湖南自修大学,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这位冲出封建牢笼的“夏府少爷”此后寄居在简陋的房舍里,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谢觉哉回忆,平时他戴着一副眼镜,因几个月不理发而乱发蔽脸,总是抱着书本苦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参加共产党后,夏明翰更以解放劳苦工农大众为己任。入党不久,他便在自修大学附设的实习学校任教务主任,在教授文化的同时宣传革命道理,为湖南党组织培养出一大批党团骨干。同时,他还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和抵制日货的斗争,日夜同那些“拉车的”吃住在一起。1923年,自修大学被湖南军阀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之名封闭后,夏明翰转而开展农民运动,同穷苦农民打成一片。他的恋人郑家钧是一个湘绣女工,曾在人力车夫罢工中为掩护作为领导者的夏明翰而右臂中弹受伤。夏明翰深为她的勇敢和坚强所感动,与同志们谈起寻偶时常说只有她最好。于是,由毛泽东做媒结婚。湖南省委的李维汉、何叔衡等人送来一副对联:“世上唯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

在夏明翰的影响下,他的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也离家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并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农运领导骨干。颇为壮烈的是,他们后来在湘南暴动时期全部牺牲,其中夏明震仅比夏明翰牺牲晚了一天。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夏明翰作为中共湖南省委的农委负责人,积极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1927年初,夏明翰去毛泽东主持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了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并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同年夏天,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夏明翰奉派回到湖南,任新改组的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组织农民暴动。为此他专门赴平江、浏阳担任特委书记,将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后留下的力量组织起来,准备继续起义。此间,他还亲自带领一批暴动队的小伙子,以偷袭方式智取浏阳北圣仓的团防局,夺得40多支步枪,为当地的农民武装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夏明翰留下的《就义诗》广为人知,实际上他还留下了另一首短诗,更能表现出他疾恶如仇的性格。那是“四一二”事变之后,他发表在《民国日报》上的一首讨伐蒋介石的诗:“越杀越胆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9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8页。

热血谱写的不朽诗篇

1928年初,中央调夏明翰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他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当时统治湖北的桂系军阀正在大肆搜捕革命者,许多被捕者根本不经审判便被杀害。曾参加党的一大的李汉俊当时虽已脱党,被桂系军阀逮捕后也随即遇害。面对白色恐怖,夏明翰全无惧色,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当时,中央受“左”倾盲动错误影响,试图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年关暴动”。但当地党组织既不掌握军事力量,工农团体也多被打散,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行动注定不能成功。夏明翰到武汉后,与中央派来的李维汉等人反复研究,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取消暴动计划。为此,夏明翰奔走在各个秘密机关之间通知停止暴动计划。由于桂系军阀已经破坏了一些暴动机关,形势已变得十分险恶。关键时刻,夏明翰先送李维汉上船安全返回上海,自己仍不顾危险坚持在工作岗位。直到谢觉哉通知他说交通员宋若林已靠不住,夏明翰才回到东方旅社收拾东西。正准备转移时,叛徒宋若林带着警探闯进了房间,夏明翰不幸被捕。

夏明翰被捕后,连续受到刑讯。

主审官问:“你姓什么?”

夏明翰答:“姓冬。”

“你明明姓夏,为什么说姓冬!简直是胡说!”

“我是按国民党的逻辑讲话的。你们的逻辑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你们把杀人说成慈悲,把卖国说成爱国。我也用你们的逻辑,把姓‘夏’说成姓‘冬’,这叫以毒攻毒。”

回到牢房,他自知生命将要结束,忍着伤痛用半截铅笔给母亲、妻子、大姐分别写了三封信。

他在给母亲的遗书里写道:“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锄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中写道:“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钧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张望眼,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夏明翰的女儿夏芸)孤儿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上,他还留下了一个带血迹的吻印。

夏明翰不仅是一位豪气冲天的热血男儿、一位意志坚定的伟大的革命者,更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可亲可敬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朋友。

被捕两天后的3月20日清晨,夏明翰被带到汉口余记里刑场。执行官问他有无遗言时,他大喝道:“有,给我拿纸笔来!”挥笔写下了传诵至今的《就义诗》。这首正气凛然的大作,当时就被人称作热血谱写的革命战歌,激励了无数革命志士为了理想信念而英勇奋斗。

叛逆与忠诚集于一身

夏明翰所走的革命道路,在当时的人乃至今人看来,既不平凡也不易理解。夏明翰本是封建地主家庭的阔少爷,却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决裂,转向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谋利益。他舍弃书生意气,投身被反动阶级污蔑为“泥腿子造反”的农民运动,成为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急先锋和组织者。他为理想矢志奋斗,年仅28岁就献出了宝贵生命。在他身上,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和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忠诚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在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除了夏明翰,像彭湃、恽代英等很多出身地主官僚家庭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集叛逆与忠诚于一身,为主义殉难而不悔。这恰恰表现出代表先进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巨大感染力,充分说明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必然兴起“红旗卷起农奴戟”的革命风暴。一个人出身无从选择,但关键是走什么样的道路。而夏明翰的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成为掀起这一风暴的先驱者之一,还以那“砍头不要紧”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不朽的战歌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