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坚 为工农解放拼做阶下囚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做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刘伯坚《带镣行》

刘伯坚（1895.1.9—1935.3.21），四川平昌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优秀将领、党和军队杰出的政治工作者。历任冯玉祥部国民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军委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遇害。2009年9月被中宣部、中组部等11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带镣行》是刘伯坚在重兵押送下、拖着重镣游街时即景写出的，一诗传千古。刘伯坚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队政治工作者，又是诗人、留洋海归出身。他至死都为自己是共产党人而自豪。他的人格、人品的力量，感染和教育了无数人。他在西北军中结交并影响了一大批高级将领，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在西安事变等关键时刻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西北军在解放战争中是起义最多的国民党部队，以至于蒋介石在大陆失败时，还曾恼恨地说吃尽了西北军的亏。

统战工作的典范

刘伯坚出生于小商业者家庭，6岁入私塾，后就读于国民小学。他聪明好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上中学，后又考入万县的川东师范、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的前身）。他从小目睹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各地，保宁道府尹陈秉坤一度聘他当秘书，并愿任命其为苍溪县县长。别人赞美刘伯坚“少年得志”，刘伯坚却出乎大家意料，不愿就这个“肥缺”，而是毅然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赴欧洲寻找革命真理。

在比利时、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刘伯坚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2年，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共同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并继周恩来、赵世炎之后，任旅欧总支书记。1923年，刘伯坚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工作积极热情、认真负责、待人和蔼、处理问题老成持重，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被选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当时这个支部不但管理中国党员学生的组织活动，还负责学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被同志们称作“党内驻苏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大使”。

1926年春，冯玉祥因自己率领的西北军完全失败，通电下野到苏联“考察”并请求援助。刘伯坚参加了接待工作，并积极对冯玉祥及其随从人员做统战工作。刘伯坚向冯玉祥畅谈国内外形势，其精辟、透彻的分析给冯玉祥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经过考察，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改组西北军，并邀请刘伯坚回国主持西北军政治部工作。在接受了共产国际交代的任务后，刘伯坚陪冯玉祥穿越茫茫草原，进入绥远（今内蒙古西部）。

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誓师，宣布将部队改编为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接受国共合作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并出兵陕西，策应南方的北伐军。冯玉祥在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着手改编整顿军队。

此时的西北军虽然有十几万人，但条件极苦，基层军官封建意识浓厚，士兵衣衫褴褛，面有饥色，对政治概念也一片漠然。为了振奋涣散的军心，刘伯坚不仅同上层人物建立了很好的统战关系，还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的部队。他提出“军队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辅助工农运动”等主张和口号。他到各个军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办各种训练班，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以上。这时中共中央又派来刘志丹、宣侠父、安子文等200多名干部，他们都在刘伯坚的统一安排下被分配到各部队，担任政工干部。自此，在国民军全军范围内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

五原誓师后，西北军向南穿越沙漠和高原，行军十分艰苦。冯玉祥后来称这是“从死亡线上把队伍拖过来”。在旧军阀部队中，官长总像对待奴隶一样督令士兵，士兵生活如牛马一般。刘伯坚身为新成立的政治部负责人，职务超过军长，军衔当为将军。他却在一路南下的行军中同基层官兵打成一片，同行军同宿营，并经常同大家谈心。西北军中这些在旧军阀队伍中长期生活的人都说，“刘部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官。另一方面，刘伯坚的讲演又总能道出苦难深重的士兵的心里话，每逢他讲课，台下总是鸦雀无声。大家纷纷反映说：“听过刘部长一次讲，当得关了三个月的饷。”由于西北军官兵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由此对共产党人的作风深感钦佩。行军途中，刘伯坚表现出豪迈气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不少高级军官感到钦佩，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都与他结为好友，日后他们有的成为党的重要统战关系，有的还起义加入了共产党。

刘伯坚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西北军中奠定了共产党工作的基础。他九个月的工作，使党在西北军的影响长存20多年，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西北军是从北洋军阀直系部队中分化来的旧军队，必然留有浓厚的当兵吃粮和升官发财的旧意识。但冯玉祥向往革命且有着相对比较朴实的作风，官兵也大都是来自北方穷苦农家而较少兵痞恶习。刘伯坚利用西北军中的有利条件，把革命的思想点滴注入官兵心间，同时用自身的模范作用影响他们，从而能发挥点石成金、枯木逢春的作用。虽然刘伯坚在西北军不足一年，共产党却由此积累了改造旧军队的重要经验。在后来一系列重大历史关头，西北军部队连续发起过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领导的宁都暴动，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杨虎城领导过的西安事变，直至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时，西北军余部两万余人还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毅然举行贾汪起义。这根源恰恰在于共产党的影响已深入到这支队伍中来，而其中正凝结着刘伯坚的心血。

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1927年4月，刘伯坚在西安同有名的才女、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在西北军中一时传为佳话。1927年夏，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宣布实行“分共”，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刘伯坚也被“礼送”到武汉。党中央派他再度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等人一同学习，并出席了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1930年，刘伯坚奉派回到上海，翌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此时蒋介石将中原大战中被他打败收编的西北军主力第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种“一石二鸟”的毒计激起西北军官兵极大愤慨，许多人又想找在西北军具有极高威望的刘伯坚指明出路。中央军委马上派刘伯坚主持组织、策划和联络工作，终于使该部1.7万人于1931年12月在宁都起义，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刘伯坚随后担任了军团政治部主任，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为中央红军三大主力之一，成为长征中的铁流后卫。毛泽东高度评价刘伯坚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充分反映出他在我党我军早期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功绩。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刘伯坚被任命为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气氛凝重的离别之际，他充满着豪气对叶剑英等战友说：“时间不会长，胜利后我们会重见的！”随后，20万国民党军大兵压境。1935年3月初，刘伯坚率军区机关向粤赣边突围，遭粤系军阀主力拦截，战斗中左腿中弹不幸落入敌手。因国民党政府定了5万银元的赏格，并将照片发到各“围剿”部队，刘伯坚马上被认出身份。粤军将领自称“爱惜人才”，劝他“顺应潮流”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获得自由。刘伯坚却坚称自己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可动摇，使这些人带着叹息和钦佩之感无功而退。因为他曾是冯玉祥到苏联为西北军“求”来的人才，才华和人品受到许多西北军高级将领的敬佩，刘伯坚的一些亲属得知消息后，便想找过去与他有交情的国民党西北系的要人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对刘伯坚进行营救。刘伯坚得知后却去信坚决反对，说自己与他们感情虽好，却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如果去求他们说情便是“丧失革命者的人格”。

在被囚的17天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新中国成立后，在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发现了当时的审讯记录，刘伯坚的铿锵壮语跃然纸上。敌人故意问：“你们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伯坚回答：“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熄，燎原之火必然将漫天燃起。”广东军阀为炫耀所谓胜利，故意押着负伤戴镣的刘伯坚在大余县最繁华的青菜街走过示众。刘伯坚气宇轩昂，使路旁的人们敬佩不已。

1935年3月21日，敌人要对刘伯坚行刑，问他还有何后事交代。刘伯坚说：“有！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这样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当天，刘伯坚在江西大余县金莲山上英勇就义，年仅40岁。

文如其人，浩气凛然

刘伯坚投身革命所走的道路，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党的第一代先驱者们都是相似的，即由中国走向世界寻求真理，由追求民主主义转入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从欧洲学到了革命理论，又回来拯救苦难的祖国，并不惜为此献身。《带镣行》这首诗因为感人至深而被收入1964年拍摄的中国革命历史史诗《东方红》。

刘伯坚才华横溢，口才诗文俱佳，视金钱为粪土，公私分明，严于律己，一身正气。1928年年初，刘伯坚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从事地下工作。他利用和国民党上层于右任等人的关系，积极营救上海被捕的地下党员。但当他把即将临产的妻子背到医院时，因为没钱交押金，已躺到产床上的王叔振被轰了下来。当时刘伯坚家里就放着装满白花花大洋的箱子，但那是党营救同志的经费，他没有挪用一分钱。情急之下，刘伯坚毅然伸出胳膊，在医院抽血室抽出400毫升的鲜血充为医药费，医院这才将王叔振扶上产床。之后，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了。刘伯坚欢天喜地的同时，再次向医院卖了200毫升鲜血，才为王叔振买了些营养品。

刘伯坚在狱中给家人留下三封遗书。信中写道，“弟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嘱咐妻子和家人：“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刘伯坚在给爱妻王叔振的信里说：“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遗憾的是，他挚爱的夫人已先于他而牺牲于闽西游击区，不能看到这些遗书。翌年末西安事变时，王叔振的嫂子凤笙将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和几封遗书都交给了周恩来。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向外国友人介绍刘伯坚时，称其遗书是党在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留给亲人的最完整遗书，堪称教育后世的光辉典范。刘伯坚在红五军团的亲密战友、后为开国上将的宋任穷曾说：“刘伯坚这个人真了不起，快要上杀场了，还是那样镇定自若地写家书，信上的笔迹和比画，跟平时工作时一模一样，字迹潇洒，正气凛然。”这充分表现了刘伯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主义献身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