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文坛佚闻
关于鲁迅1907年在东京作的一首佚诗
据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一书载，鲁迅1907年在日本东京时，曾作过一首八句五言诗。原诗今已失传，我们现在只能知道其中的两句是：“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1]鲁迅作这首诗，是讽刺一个叫蒋观云的。
蒋观云，又名智由，是清末的一个负有盛名的维新人物。他早年主张反清革命，1902年在上海，就协同蔡元培、章太炎等发起过中国教育会，积极开展反清活动。开始时，鲁迅很尊敬他，把他当作师长。这情况，许寿裳曾回忆说：“他居东京颇久，我和鲁迅时常同往请教的，尤其是在章先生上海入狱的时候。”[2]章太炎在1904年因在上海国学社讲学，为邹容所著《革命军》作序，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起了清朝统治阶级惊恐，勾结了英帝国主义，将他逮捕入狱。这一年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已积极参加了反清的革命活动。在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3]写了《斯巴达之魂》，描述斯巴达武士反侵略斗争的事迹，来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写了《中国地质略论》，反对侵略，歌颂革命，提出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爱国主张。在这段时间里，鲁迅还经常与许寿裳讨论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问题。鲁迅探索着革命真理，寻找革命的师友。蒋观云当时与一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交往密切，章太炎在上海狱中写的《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四首诗，就是寄给蒋观云后，由许寿裳索来刊登在《浙江潮》的。蒋观云本人也善写诗文，立意清新。那首赠陶成章（焕卿）的《送陶耳山人归国诗》，鲁迅颇为欢喜，经常诵读。全诗为：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但是蒋观云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一度狂热鼓吹反清革命的热情，没有多久就开始冷了下来，思想渐趋倒退。有一次，鲁迅同许寿裳去看望他，蒋观云谈到了服装问题，“说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4]鲁迅、许寿裳听了，感到很奇怪，在回来的路上，鲁迅马上敏锐地觉察到，对许寿裳说：“观云的思想变了。”事后，并给他取了个绰号“无威仪”。从此两人再也不去找他了。
1907年7月，光复会的革命首领徐锡麟，于6日那天在安徽安庆制发《光复军告示》，刺杀了巡抚恩铭，率领巡警学堂的学生攻占军械局。但起义失败，徐锡麟和陈伯平、马宗汉等一起被杀害。徐还被恩铭的亲兵剖腹取心而炒食。烈士遇害的消息传到日本，在东京的绍兴同乡举行了集会，鲁迅等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坚决主张发通电，声讨清政府的滔天罪行。
蒋观云当时也参加了集会，他也赞成发电报。但是对电报的内容，却产生了原则分歧。鲁迅等要坚决“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5]革命立场鲜明。但蒋观云却要以乞求的口气，发电给清政府，“要求不再滥杀党人”。[6]相互间引起了争论。蒋观云加以强辩，将猪被宰时的哀叫来作比喻。鲁迅严正指出人被杀，不能用猪的叫一样了事。为此，与蒋观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观云的那首赠陶成章的诗，是鲁迅所熟悉的，鲁迅当即模仿了他这首诗，作了一首八句五言诗来讽刺他。“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一联，改作“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充分揭露了蒋观云自食其言，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向清政府屈膝求饶的丑恶嘴脸。
不出所料，蒋观云当时已同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与国内清政府伪预备立宪相呼应。1907年10月，由蒋观云主编的政闻社机关报《政论》在上海创刊，公开主张“改造政府”“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该刊第一期上，就有蒋观云写的《“政论”序》《变法后中国立国三大政策论》等文，竭力宣传改良主义，反对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他后来退出光复会，[7]逃避革命斗争的锋芒，成了清政府的帮凶，革命的绊脚石。
鲁迅作的这首讽刺蒋观云的五言诗，可惜在今天已无法知道它的全诗内容。但从仅知的两句诗来看，鲁迅虽然在讽刺一个人，但揭露的却是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这也为我们研究鲁迅的前期思想，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可靠史料。
（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徐锡麟被杀，鲁迅是否不主张发通电？——兼答龚济民同志
我在拙作《关于鲁迅1907年在东京作的一首佚诗》里，谈到1907年7月，徐锡麟刺杀清朝安徽巡抚恩铭后惨遭杀害。在日本东京留学的绍兴同乡闻讯，立即举行了哀悼会。鲁迅在会上坚决主张发通电，以声讨清政府的滔天罪行。随后，拜读了龚济民同志的商榷文章《也谈1907年鲁迅的一首佚诗》。济民同志在文中引证了周遐寿（作人）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的叙述，并用同一作者写的《知堂回想录》里说的加以印证，说明当时“鲁迅与范爱农的立场乃是相同的”，即都“不主张发电报”。
鲁迅究竟是坚决主张还是不主张发通电，多年来，实在已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件悬案。到目前为止，大约也只有在周作人的回忆中，才能找到鲁迅不主张发通电的记载。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自己道明：“我是主张发电的。”诚然，如济民同志所说，《范爱农》“并非严格的自传，而是回忆性散文”（以下引文均见龚文）。但说“在不影响大关节目的真实性的前提下，为了行文的方便，对某些细节作点艺术加工是无可非议的”，以此来断言本是鲁迅不主张发电，而是为了陪衬范爱农才写“我是主张发电的”。此种分析我不敢苟同。因为主张发不发通电，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大关节问题，绝不是“某些细节”或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况且，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过，《范爱农》等“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主张发不发通电，是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决不会包括在“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里的。
近承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同志协助，我见到了一份胡孟乐的回忆稿。我以为这份回忆稿，已将问题澄清，并证实了周作人所说之不确。现将此稿摘录如下：
我与鲁迅虽有戚谊，但未到东京以前，彼此并未谋面。自在府同乡会会见后，一见如故，始相过从。但次数不及和何燮侯、陈公猛、徐伯荪、马子畦（宗汉）、陈伯平（墨峰、渊）等的多。徐刺恩铭后（见《朝花夕拾·范爱农》篇），清政府惩凶无人道，同乡会拟电北京诘责。鲁迅在会场与范爱农争论时，我亦在座。当时我任府会书记，撰稿本分内事。因自愧拙于文，故推人主稿，明知鲁迅善作文章，颇不直他之推诿。
胡孟乐是当时亲在会场的人。回忆稿中证明了鲁迅为发不发通电，与范爱农有争论。同时，电报的撰稿，胡孟乐也曾想过请鲁迅来做的。如果鲁迅不主张发通电，胡是决不会想到这一层的。这应是非常清楚的事。
关于胡孟乐，《鲁迅日记》中对他有七条交往记载，时在1912年到1914年间。
胡孟乐的这份回忆稿中，还谈到自己1901年正月，往东浦，从徐锡麟受业；1905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1909年夏毕业回国，入绍兴府校教书，时范爱农为该校监学；1912年，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三科主事；1913年，升视学，赴豫、晋等地视察学务，曾将所得石刻画像，悉数送给鲁迅；1914年夏，离开北京，遂与鲁迅失去联系。
（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2期）
新版《鲁迅全集》注释中两位人物的卒年
藏书者似都喜置初版本，只是以常备书而言，觉得修订本更具实用价值。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十八卷本新版《鲁迅全集》时，王世家兄为我留了一张可打折的优惠购买卷，我请他赶快另外送朋友。新版全集约请多位专家学者对注释做了大量极可颂扬的工作，不尽人意之处恐怕还是在所难免，不妨留待日后修订本出来再购。世家兄很是惠顾，遂送我全集的第十七、十八两卷，当属工具书。十七卷系《日记》人物书刊注释；十八卷系附录：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日前偶检第十七卷，想看看一些熟悉人物作如何介绍，却见蔡漱六、李希同的卒年都是一个“？”。查新出版的《鲁迅大辞典》（200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蔡漱六的卒年仍是一个“？”，李希同则失收。这使我自信不买初版的理由可以成立。
为行文方便，录入全集对两人的注释。
蔡漱六（1900—？）原名漱艺，改名漱六，笔名林兰，日记又作小峰夫人、蔡女士、林兰、李太太，江苏无锡人。1924年初与李小峰结婚后到北京，次年3月后协助李经营北新书局，1927年4月随李至沪。费慎祥离北新书局后，大多由她代表北新与鲁迅联系。（《全集》十七卷246页）
蔡漱六卒于1992年1月11日。
蔡漱六是北新书局创办人、出版家李小峰（荣第）的夫人，无锡著名中医蔡寿山次女，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李小峰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旋即参加新潮社，负责《新潮》的编印出版工作。1923年毕业后继续留京，事实上成了“新潮文艺丛书”出版发行的专职人员。1924年初蔡漱六与李小峰结婚后，已协助李小峰、孙伏园等筹办《语丝》，该年11月17日《语丝》创刊，因此她（林兰女士）能与鲁迅、钱玄同、孙伏园、林语堂、周作人等同为十六名撰稿人。蔡漱六在《语丝》上没有发表过文章，专做联络、校对等事务性工作。1925年3月，李小峰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了北新书局（“北新”乃含继续北大与新潮精神之意），蔡漱六成了得力助手。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遭奉系军阀逮捕，此前李小峰已经李大钊介绍准备参加共产党，闻讯后于14日走大连海路仓皇逃离北京到上海，蔡漱六过了两个月后才南来。不久北京的北新书局总店被查封，夫妇俩则将上海的分店改为总店继续营业，恢复被禁的《语丝》。
在1938年，蔡漱六还随李小峰去广州北新书局办事处，共同策划编辑出版了一套“战时儿童文学丛书”。
到1948年，北新书局股东已多至145名，其中包括于赓虞、刘小惠（其父刘半农创办时就入股）、汪静之等。从原先合伙经营正式定为“北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在临时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蔡漱六与李希同、刘小惠被选为监察人。1951年北新书局重估财产，蔡漱六是检查人之一。
《鲁迅日记》里记蔡漱六有三十一次之多。注释中说：“费慎祥离北新书局后，大多由她代表北新与鲁迅联系。”查同卷“费慎祥”条（185页）：“1932年时为上海北新书局职员，1933年在鲁迅帮助下成立野草书屋。”说明费慎祥在北新书局只有两年时间。就是从费慎祥离开北新的1933年算起，到1936年鲁迅去世四年间，“日记”中出现蔡漱六仅七次，注释中的那段文字似可斟酌。
蔡漱六一生没有生育，去世后葬于无锡青龙山公墓，与丈夫李小峰同穴。她写有《北新书局简史》（刊《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是研究北新书局的重要文献。
李希同（1901—？）江苏江阴人。李小峰之妹，赵景深夫人。（《全集》十七卷95页）
李希同卒于1995年4月14日。
李希同在《鲁迅日记》里记有一次，1930年4月19日：“下午雨。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夜回寓。”同席七人除鲁迅、许广平夫妇外，还有郁达夫、王映霞夫妇。这天鲁迅从下午一直逗留到晚上才回去，想必心情是愉快的。
1925年3月李小峰在北京创办北新书局时，与李希同等同胞兄妹五人，不惜变卖了江阴老家多间临街店面房子来充实资金，这在当年可算是冒大风险的惊人之举。李希同也就成了最早的合伙股东之一。当时还有孙伏园、谢冰心、刘半农等。
1927年4月14日李小峰从北京逃到上海后仅月余，于5月30日写信给赵景深，诚邀他到北新帮忙，因赵景深经郑振铎等人介绍有约在先而到开明书店任编辑。李小峰不肯放弃努力了三年，赵景深终于在1930年进北新任总编辑。赵景深为人敦厚，工作又认真负责，熟悉的人也多，被文学界戏称为“甘草”（味甜，在中药处方里均可搭配）。赵景深的妻子马芝宝已在1929年12月病故，蔡漱六很看中这个老实人，有心将小姨李希同介绍给他，经章衣萍从中撮合成功。1943年上海租界也已沦陷，李小峰不肯为日寇统治下的伪政府效力，率北新同人去安徽立煌（今六安市金寨县），专门编印发行教课书。李希同留守上海，并组织货源支援内地，因此遭日寇宪兵司令部抵押一个多月。
李希同在北新一直管理财务。还与胞兄在上海创办国光口琴厂，乃是我国第一家口琴厂。在1953年与李小峰代表北新书局资方，同广益、东方、人世间（后退出，由大中国图书加入）合并组成新通联出版社，后改为四联出版社。1955年公私合营时成为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李希同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退休，一生没有生育。葬于无锡青龙山公墓，与丈夫赵景深同穴。
北新书局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蔡漱六与李希同从中也有一份劳绩。
（原刊《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1期）
刘子政和他的《福州音南洋诗·民间歌谣》
在国内，砂拉越历史学家刘子政先生的声誉愈来愈大。去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全国）理事、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周望森先生，《浙江华侨志》副主编毛策先生等来湖州叙晤时，也都不约而同谈到刘子政先生，无不表示敬佩之情。
子政先生业余从事砂拉越历史研究近五十年，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搜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往返各地的实际考察，充实材料，去芜存真，严谨下笔，撰写成书。诚如著名作家曹聚仁所说：“刘氏搜沉钩秘，今之有心人也。”他的研究，涉及砂拉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极为细到，几乎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拓荒工作。司马迁的一部《史记》，奠定了中国二千多年宏伟而又漫长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确信，子政先生的著述，也将是记录砂拉越历史丰碑的一块基石。
人类越发展，就越尊重历史。只有在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才能应付未来的挑战，才能建设成高度文明的社会。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非常重视历史，出版“刘子政文史系列”二十种。
这不单是子政先生著述的一次系统汇集，更主要的是保存了砂拉越的历史，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系列”陆续出版，国内外和当地好评如潮，也使子政先生获得应享的荣誉。
各地学者评价子政先生的著述，大多以宏观历史着眼，似乎忽略了“系列”中的一本很重要的作品，那就是子政先生搜集整理并加注释的《福州音南洋诗·民间歌谣》。
早在20世纪70年代，子政先生就开始注意搜集福州音的南洋诗和民间歌谣。此属民间说唱文学，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即使有心人用文字记录保存传递，亦因年代已久，沧海桑田，荡然无存，这项工作是无比艰辛的。
因清政府的腐败，民不聊生，黄乃裳于1901年带福州的移民来到砂拉越从事垦殖。这些移民远离家乡，在新的陌生环境里，勤苦劳动。工作之繁重，生活之穷困，可想而知。于是，对南来的苦境，思乡之情，口编成诗。在流传中，又经过众人的修饰与加工，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诗体。这些诗都很押韵，朗朗上口。如《南洋诗本》中的：
奴到诗巫换水土，发毒病痛苦万般。
寄回书信拜双亲，讲起亲人尽恻心。
也讲平安到南地，现在诗巫正时兴。
寄回此信转唐山，番边地道毛相干。
发毒可象生高道，又加脚气成堆山。
又如：
心中信写倍心酸，劝你朋友莫来番。
唐山诸代都好做，何以南来苦万般？
卖八何日回家转，会着朋友心会安。
语言质朴，如实描绘了当年南来的境地和心情。像《南洋十怨》，一看诗题，就明白诗中写的是什么。若有人写《砂拉越文学史》的话，这些诗歌都是最早最真实的作品。
子政先生搜辑的民间歌谣，不是砂拉越的产物，而是在砂拉越广泛流传相当一段时间的福州民间歌谣。当年移民们南来，先是为了赚点钱，再回家乡置田造屋，能安居乐业。但一些移民回到家乡后，感到家乡的生活反不如南洋，因此又再次南来，这样来来去去，于是将福州的民间歌谣，大部分是情歌，带来砂拉越。这些歌谣表达了少年男女的相思感情，追求婚姻自由。形象生动，形式活泼，语言清新，节奏非常强烈。歌谣从现实生活中吸取素材，因此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为了可以接连说唱，这些歌谣大多以十首相连，如《十粒手指记》《十别妹》《十劝酒》等。有的更以三十首相连，如《三十把白扇诗》等。这些说唱的歌谣，当时恐怕是移民唯一的生活消遣和乐趣。据我所知，国内各县市，都组织人员搜集整理当地的民间文学，歌谣自在其中。子政先生所搜集的，不少在福州当地已失传，他及时抢救传统文化，为研究福州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功不可没。
既是福州音的南洋诗与歌谣，内中都是福州的乡土俗语。进行整理，乡土俗语首先要找到合适的近音文字来表示，同时还要对这些乡土俗语的含义作解释。这要比翻译别国文字还要难几倍。因国与国之间的文字翻译都有字典，而子政先生做的，却是前人没有做过的首创事。
我与子政先生从1987年开始通信，神交已十多年。最初的联系，还是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老人引的线。映霞老人待我如子，子政先生当年写信同映霞老人探讨有关史实。由此，我有幸与子政先生结成忘年交。映霞老人已于今年2月6日（农历庚辰初二日）凌晨在杭州谢世，享年九十三岁。在缅怀她老人家时，我珍惜与子政先生相隔千里的友情。
我业余专治中国近现代文学，因此更看重子政先生的《福州音南洋诗·民间歌谣》，认为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想必所有的读者均有同感。
2000年2月15日写于浙江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国际时报》2002年11月14日）
郑振铎没有编过《新中国》月刊
高君箴先生的《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变迁》（刊《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提到郑振铎与瞿秋白、耿济之合编过《新中国》月刊。此似为高先生的误记。据笔者所知，郑振铎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合编过《新社会》旬刊。该刊于1919年11月1日创刊，先为小报型一期四版，从1920年1月1日第7期起，改为十六开本，每期十二至十四页，遇到专号则增加篇幅，出到第19期即被禁止。刊物用“北京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郑振铎在《新社会》旬刊上，每期几乎都有二三篇文章。估计高梦旦先生是在《新社会》上经常见到郑振铎的文章而赏识他。君箴先生文中另提到的《人道》月刊，说停刊年月不详。此刊是在《新社会》旬刊被禁后，照旧是郑振铎与上述几位他的朋友合编，仍用“北京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1920年8月仅出一期即停刊。
至于《新中国》月刊，郑振铎在《记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一文中说过：“我们（作者注：即指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新中国》月刊为1919年9月创刊（君箴先生文误为5月），1920年8月出至第二卷第八号停刊。郑振铎仅在该刊第一卷第八号（1919年12月）发表译文《俄罗斯之政党》，第二卷第七号、第八号（1920年7、8月）发表了《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
《新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七号（1919年11月），也曾发表了郭沫若的处女作小说《牧羊哀话》。这杂志的编辑是谁，至今还没有搞清楚。
（原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作家、建筑师林徽因
这是一位几乎被人遗忘了的女作家。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福建闽侯人，1903年生于杭州。其父林长民是民国初年立宪派的著名人物，曾任司法总长。1919年，林徽因随父到英国就读中学两年，回国后旋即从事文艺创作。后又赴美攻读建筑，又学戏剧舞台的布景设计。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她和徐志摩陪伴左右，与朱维基等人创办过文艺刊物《绿》。1923年同梁启超的儿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结婚，30年代初同往沈阳东北大学教授建筑，在“九一八”事变后，迁居北京，共同开始对我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到华北各省从事古建筑的考察。抗战爆发，转入内地，胜利后返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参加过国旗、国徽和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1955年4月，因肺结核病不治在北京逝世。
林徽因活跃在当年的北京文艺界，被文坛誉为才貌双全的女作家。其父曾说过，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她是建筑师，但在新诗、小说、散文、戏剧、雕塑等方面都有造诣，表现了多方面的才能。她的诗与小说，大多发表在《晨报副刊》《新月》《学文》等刊物上。她诗作颇多，受英国唯美派的影响，为新月派诗人之一，惜作品未结集。她作有小说《吉公》、多幕剧《梅真和他们》等。小说中最为人称道的是1934年发表在《学文》创刊号上的《九十九度中》。这篇一万五千字的作品，描写的是在华氏九十九度酷热中的北京的一天，一个饭店送货人眼里所见到的形形色色。他看到热恋、失恋、祝寿、成亲、享乐、死亡、索债……。小说一问世，就得到李健吾的赏识，称它“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真实的，然而却只有这一篇最富有现代性”，因为小说将多种故事糅合在一起，展现了“一个人生的横切面”。
林徽因的作品产量虽不多，但都精当，现今的读者不应该将她忘却。
（原载《西湖》1983年第4期）
白采和《羸疾者的爱》
一边沉思写作，一遍抚摸着案头的一个骷髅，生活奇特的诗人白采，至今很少有人提到他了。
白采原名童汉章，字国华，江西高安人。他的生平史实，现在已很难找到可靠的资料。诗人生前用过“生逢甲午”、“与梅畹华同华”两方印章。梅畹华即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他们都生于甲午年（1894）。诗人早年曾在高安女校任教，1915年起学诗习画，1922年考入上海美专。女儿的夭折和与爱人王百蕴的离婚，这些家庭的种种不幸，使他颓伤，四处漂泊。他性格自傲，常有知音难觅的悲哀；他又喜走动，却生有疾病而异常痛苦。诗人信奉尼采，抒情长诗《羸疾者的爱》，就是那种孤独性格与尼采式思想的产儿。
《羸疾者的爱》在1925年由诗人自费出版后，被朱自清称为“是这一路诗的押阵大将”。羸疾者是诗人的化身，全诗描写了一个美丽少女愿为他献出纯洁的爱情：“只要许我一次亲吻，我便值得死；只要许我一次拥抱，我便是幸福。用我自己的手摘的果子虽小，我却不贪那更大的了。”但他是一个“心灵的被创者，体力的受病者，放荡不事生产者，时间的浪费者，——所有弱者一切的悲哀，都灌满了我的生命”，因此拒绝了少女的爱。他不愿看到一朵含苞待放的花为他而枯萎。低沉的音调吟唱着内心的忧伤。以患病为由拒人之爱而终告悲剧，用优生学的观点看，似也有可取之处吧。
白采文才超卓。小说创作精于心理描写，被列为创造社的作家。印有《白采的小说》，收《绝望》《被摈弃者》等七篇。他死后有遗著《绝俗楼我辈语》，记述与朋友赠答诗歌的琐记，《绝俗楼诗》收旧体诗525首，词46首，系白采生前手定。他常给人题诗作画，钤“绝俗楼书生”印。
1925年秋，白采进上海立达学园任教，次年2月去厦门集美学校，8月在香港扶病，同月27日死在回上海的船上。遗物除未刊的诗文稿外，还有几束女人的头发，或许是思想排斥不了世俗的掣肘，因而有人怀疑他是自杀。
（原载《西湖》1983年第2期）
苏曼殊译《悲惨世界》
苏曼殊（1884—1918），名元瑛，字子谷，广东中山县人。因家庭变故，十二岁就入广州长寿寺为僧，取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用过“燕子山僧”等二十多个笔名。十三岁时东渡日本，与革命党人广泛交游，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为南社成员，曾一度为孙中山秘书，是同盟会中有影响的人物。
苏曼殊早年的诗，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作品散见于《南社丛刻》《民国杂志》等报刊，郁达夫说他的诗“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谐”。后人为他结集印过《燕子龛诗》。他的文言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等六篇，均取青年男女爱情为题材，写争取婚姻自由，触及反封建礼教的问题，名重一时。可是限于作者的世界观，小说都是悲剧。但文句清丽自然，情节曲折生动，为后来盛行的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最初树立了楷模。
苏曼殊也是清末最早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他译过拜伦、雪莱等人诗作，收在《文学因缘》等书中。他为鼓吹反清革命而译诗，在当年作用很大。
在1903年，苏曼殊以《惨社会》为名，用白话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在《国民日报》上连载，署名苏子谷。译时因受陈独秀的指点和润色，次年改名《惨世界》出版单行本时，署名加上了陈由己（独秀）。其实，名为翻译，实是两人的创作。全书十四回，仅采用了原著中冉阿让出狱，遇米里哀主教这一情节，其他均系杜撰。书中人物取用谐音，故事联系当年现实，矛头直指清政府。难怪，书一印出即遭禁止。如在书中借主角男德（难得）之口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言词何等惊人。在书中还写了个叫满周苟（满洲狗）的村官，因诈骗百姓钱财被男德刺死。同时对保皇努力也作了无情的批判。此书直到今天，大家都为它是译著而受蒙骗吧，所以一直无人注意。应该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革命的反清白话小说。
（原载《西湖》1983年第1期）
郁达夫遇难前后
1942年2月4日，郁达夫与一批国内的流亡文化人，匆匆驾舟西行，离开即将被日寇占领的新加坡，逃亡苏门答腊。不久，苏门答腊亦为日寇占领，郁达夫不得不化名赵廉，在该地巴爷公务隐蔽下来。在当地几位爱国华侨的支持下，凑资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郁达夫装成商人，当了头人（老板）。酒厂土法酿酒，生意鼎盛，维持了与他一起流亡的文化人的必需支出。驻地的日本宪兵调查后，发现赵廉是那里唯一精通日语的人，强迫他作翻译，他衔恨茹痛与日本人周旋，保护了不少侨界和印尼的爱国人士。数月后，郁达夫千方百计买通了一个日本军医，给开具了一张肺病证明，才获准辞去翻译的实际职务，但日本宪兵仍不让他离开巴爷公务。郁达夫有时时暴露身份的危险。为了装扮得更像印尼华侨商人，免除敌人的猜疑，在1943年9月15日，四十八岁的郁达夫经当地几位华侨的介绍，在“战时一切从简”的托词下，草草与一位年仅二十岁的华侨姑娘结了婚。这姑娘叫何丽有，相貌平常，原籍广东台山人，在苏门答腊长大，没有受过教育，只会说印尼话和台山方言，而郁达夫的印尼话又说得不好，就连语言亦较难沟通。郁达夫对此很满意，因隐蔽的身份不会由她而暴露。洞房花烛之夜，郁达夫写了四首《无题》七律诗，有一首为：
洞房花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惜别文通犹有限，哀时庾信岂忘年？
催妆何必题中馈，编集还应列外篇。
一自苏卿羁海上，鸾胶原易续心弦。
从来成婚之夕的催妆诗，没有《无题》的，“编集还应列外篇”，分明是指这件婚事是逢场作戏。
何丽有对丈夫非常忠爱，第二年又生了个男孩，郁达夫取其名为“大亚”，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亚后又名大雅）。婚后郁达夫对何丽有也慢慢产生了真正的感情。在何丽有的眼里，只见赵廉有许多书，不像商人，倒像个读书人。
郁达夫的身份终于有人告密而泄露，他艰难小心谨慎地生活，到“八一三”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才大大松了口气，也准备回国。但岂能料到，日本宪兵怕他到盟军法庭上揭露罪行，1945年8月29日夜，郁达夫与几位友人正在家里商量结束厂务时，一个少年来找他，他跟随去后就从此没有回来。后来才知，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郁达夫失踪的那天，正值何丽有临产，第二天生下了一个女孩，名叫美兰。这时才有人告诉何丽有，她的丈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郁达夫。
（原载《文化娱乐》1984年第3期）
徐志摩译过《死城》
《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3期刊有王炘同志写的《〈卞昆冈〉和〈死城〉是徐志摩的译作吗？》（后收入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诗人徐志摩》一书），文中写道：“经多方核实，徐志摩根本没有译过《死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贾植芳先生对于徐志摩有一定的研究，对其夫人陆小曼也比较了解，他就曾回忆说：《死城》不是徐志摩译的。”
其实，徐志摩确译过并译完了《死城》，时在1925年。
最近见到一部分零散的北京《晨报》的《副刊》和《文学旬刊》，发现上面刊有《死城》，署丹农雪乌著，徐志摩译。译文首段登在何期还没见到，在1925年9月5日的《文学旬刊》第80期上，登了译文的第二幕，前有：“续七月副刊第151页”字一行，据此可断定，徐志摩所译的《死城》在1925年7月的《晨报副刊》上起登，随后在《文学旬刊》上交叉连载。这部五幕剧本，译文分十七节，最后在1925年9月26日《晨报副刊》第一二八〇号上登完。
当时《晨报副刊》主编是刘勉己，登完《死城》译文的全文后的第三天，即1925年9月29日由徐志摩接编。《文学旬刊》是文学研究会北京会员在1923年6月创办，最初推举孙伏园与王统照担任编辑，1924年10月起由王统照一人负责。1925年6月至9月，王统照因事离京，编稿委托了旁人，因而《文学旬刊》该年9月登的部分《死城》译文，不是王统照编发。
《死城》的作者是意大利的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通译邓南遮，他的作品大多宣扬享乐至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写作品鼓吹军国主义。因其文字艳丽，曾风靡一时。徐志摩这样信仰唯美主义的人物，翻译他的作品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原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期）
南京的《文艺报》
喜欢文学的读者，大凡都知道现在北京出版的《文艺报》。
追溯该刊的历史，最初创办于1949年。这一年3月24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在已经解放的北平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出郭沫若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组成的领导机构后，主办的试版周刊《文艺报》随即于5月4日出刊。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开幕（6月30日举行预备会议），历时十八天，在7月19日闭幕的当天，宣布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正式成立。接办大会筹委会主办的《文艺报》，改为半月刊，遂于9月25日创刊，到1953年再由中国作协主办。此刊后来还曾改过周刊，亦改过几次版式，1966年6月，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停刊，1978年7月复刊。可以说，《文艺报》是现仍在继续出版的一份历史最久的综合性文学刊物。
同在1949年，刚解放的南京亦出版过一种《文艺报》。知道的读者恐怕为数不多了。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宣告南京解放，时在南京的“全国文协”会员（注：为团结文艺界人士一致抗日，1938年3月17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4日该协会在重庆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更名“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以激动的心情，仅仅筹备了三十九天，于6月1日出版了创刊号《文艺报》。该刊八开四版，发行兼编辑者署名“文艺报社”，地址在南京市户部街五号，向南京市军管会登记的证书是“临字四号”。
创刊号第一版上，用一篇《庆祝南京解放宣言》替代了“创刊词”，《宣言》有十五名全国文协在南京的会员署名，排列依次：方光焘、王维镐、丘琴、吉罡、吴组缃、亚克、沈蔚德、陈中凡、陈瘦竹、路翎、赵瑞蕻、郑造、肖亦五、肖蔓若、罗荪。他们在《宣言》中写道：“我们是几个在南京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今天看见了久所渴望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也就是拯救了南京，我们的欢欣鼓舞，是和全南京的人民，全中国的人民相同的。我们深知在整个人民解放事业当中，自身力量的渺小，我们认识新中国建设工作的艰巨，但是我们一定坚持我们的信念，谨守我们的岗位，一方面更加紧的向人民学习，一方面更努力的为人民效忠：我们将投身在人民的洪流中，和所有南京的从事于文艺的工作者，团结在同一的目标底下，彻底的为了支援并拥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进行到底，消灭不肯投降的国民党反动匪帮的最后的残余力量，以达成新民主主义的完全的与彻底的胜利。”第一版上另有丘琴庆祝南京解放的新诗《四·二四》、罗荪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二三问题》。同期刊出的，还有路翎的小说《车夫张顺子》，赵瑞蕻四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前夜》，陈瘦竹、吴组缃、肖蔓若、肖亦五观看三十五军文工团演出歌剧《白毛女》的感想及亚克的《战后苏联文学》等。赵瑞蕻这一天的日记，记录了作者迎接解放的心情。当天电灯通宵明亮，他认为是一个奇迹，也使他确信人民解放军已占领了下关接管了发电厂，“我不禁对着远处的路灯欢呼，对将要来到的光明欢呼，对创造光明的人们欢呼”！
这份《文艺报》原计划出周刊，因限于人力定为旬刊，但到6月20日才出版第二号。该期刊有赵瑞蕻的新诗《毛泽东》和肖蔓若的《庆祝》、路翎的《对文艺工作的一点感想》、王维镐的《在一个工厂里》及亚克的《论苏联文学的党性》。为纪念6月6日普希金诞生一百五十周年，还刊登了吴组缃翻译的《我们的普希金》并配了普氏的照片。在《文坛备忘录》一栏中记载了当年南京赴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共十二人，罗荪为团长，路翎为秘书。
因该刊的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都将北上出席文代会，故在第2期《编后》中向读者说明暂停出版，待会后继续。照此分析，南京的这份《文艺报》仅出版了这两期，因“全国文联”的成立，旧“全国文协”自动解散，且全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正式出版，在南京不可能再办一份同名的刊物，是否正确，有请知情者指正。
（原刊《香港文学》2002年8月第212期）
被扼杀在胎中的《光慈全集》
在1980年6月杭州召开的浙江省文代会上，我与蒋光慈的夫人吴似鸿相遇。谈到50年代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蒋光慈诗文选》，她说光慈三十一岁英年早逝，当年一时竟找不到照片，卷首印上的是她在光慈去世一年前画的一幅素描像。
蒋光慈的诗歌激情奔放，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的小说都能摄取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生活题材，塑造的人物形象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蒋光慈的为人，诚如胡山源回忆所说：“他那淳朴的语言和外表，叫大家喜欢。”郁达夫也说：“以他的热情，他的技巧，他的抱负，一定可以大成。”可惜驰骋文坛只有短暂的八年，但成就非常触目。无论从哪一角度来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蒋光慈作为诗人、小说家必占一席。
蒋光慈原名如恒，又名侠生、侠僧，用过光赤、华西里等笔名。1901年出生在安徽六安，1917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受新文化的影响，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主编校刊《自由魂》，任芜湖学生联合会副会长。1920年到上海，通过同乡陈独秀的关系，进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外国语社学习俄语，第二年与刘少奇、任弼时等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蒋光慈回国，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执教，并投身于革命文学活动。他将留苏期间写的新诗结集为《新梦》在次年1月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创作集，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歌颂十月革命的诗集。1928年他与钱杏邨（阿英）、孟超等发起成立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1929年主编《新流月报》；1930年主编《拓荒者》，这一年他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阿英说他“八年如一日的，不为任何所屈，从事文艺运动工作”，1931年8月31日过早地被病魔夺走了年轻的生命。
蒋光慈出版《新梦》时，就受到广泛的重视，随后他出版的创作和翻译，及所编的作品，约有十七八种之多，在社会上都具一定的鼓吹革命作用，因此几乎每出一种即遭当局查禁一种。他生活贫困，又患严重的肺病，靠卖文度日。上海北新书局明知他的作品遭禁，为增加他的收入，先后出版了他的诗集《战鼓》（1929年6月，系《新梦》《哀中国》增删后的合集）、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1930年1月）、翻译苏联里别津斯基的长篇小说《一周间》（1930年1月），约他主编《中国新兴文学短篇创作选》中的《失业以后》（1930年5月）、《两种不同的人类》。北新还冒极大的风险，决意出版他的全集，因1931年3月被查封，《光慈全集》被扼杀在胎中。
对于北新书局这一次查封事件，至今史家和研究者们都略而不述。1930年已任北新总编辑的赵景深，亲历其事，在70年代初写过一份回忆：
1931年3月，上海北新书局门市部代售进步书籍。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兼伪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派人来抄去进步书籍二十余种，即将北新门市部查封。范争波手下王某到北新货栈来恐吓，如果不缴出三千元给他，他就要封货栈。写作者李赞华与范争波相识，就陪我去看过范争波一次。我还携带三千元钞票，到“一品香”约定的房间里去看王某，王某鬼鬼祟祟地怕人窥破地将这笔钱收下。后来这案件便由警备司令部移交法院。法院判决门市部经理徐孟若徒刑五年，缓期执行，交保释放，北新门市部启封。北新在惊恐之余，曾将蒋光慈著译的单行本、打好纸版的《光慈全集》以及所有进步的书籍存货全部销毁。（抄自赵景深公子赵易林兄提供的手稿。）
这次查封事件，亦为北新创始人、主持者李小峰的胞侄李中法所亲见。他在《关于李小峰》一文中的叙述，可与赵师的回忆相印证：北新“第二次封门是1931年3月在上海，原因是出版了鲁迅的著作和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失业以后》《两种不同的人类》，冯雪峰的《新俄的戏剧与跳舞》等书……一天，只见李小峰指挥着同仁，从三楼书库把鲁迅、蒋光慈等的著作成捆成捆地往后院天井扔，然后举火焚烧，火光彻夜不绝。我们家眷也都把箱子细软放在自己房门口，等淞沪警备司令部派人来封门时，可以拿起就走”。足以说明北新是因印售进步书刊而遭查封。赵师曾见告，这部打好纸型的《光慈全集》，包括了蒋光慈已出版的全部著作外，还将连载发表在《拓荒者》上、尚未出过单行本的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也一并收入。北新被查封发生在3月，蒋光慈于同年8月31日去世，如北新不遭这次查封，蒋光慈完全可以在生前见到自己出版的《光慈全集》。
2003年4月11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香港文学》2003年7月总第223期）
刘延陵的《杨柳》
时间过得真快，一瞬眼，刘延陵先生在新加坡去世已二十一年。
这位五四时期新诗运动的前驱者，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对中国新诗的倡导，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当今很少有人提及，是与他后半生侨居海外有关。
刘延陵祖籍安徽旌德，光绪二十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1月21日）出生在江苏泰兴。本名延福，乳名福官。家境贫困，在本县小学毕业后，考入当时江苏三大师范之一的南通师范。在校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总考获得首名。因此，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生活费用均由南通师范供给。1922年1月，同叶圣陶、朱自清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新诗刊物《诗》月刊，朱自清说“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刘延陵的《水手》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后，轰动诗坛，传诵一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学国文课本里，几乎都是用它作为范文。叶圣陶的《文章例话》里，向青少年作介绍时，就用《水手》来引证什么是“意境”与“神韵”，说明“诗是最精彩的语言”。当年刘延陵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指导湖畔诗社的年轻学生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等写诗，1922年8月，汪静之的“惊世之作”《蕙的风》出版时，为之写序的除了胡适、朱自清，另一位就是刘延陵。
在1923年，刘延陵考取官费的美国西雅图州立大学，攻读经济学。因脑病发作而辍学回国，执教上海暨南大学。他笔耕不断，发表了大量诗文与译作。曾用过雨霖、金季子、夏逢、金正、秋石等笔名。
1937年，他应邵力子的邀请，南下吉隆坡主编《马华日报》，在侨界宣传抗日。半年后，曾匆匆回国探亲一次。1939年到新加坡，任职《星洲日报》。日军占领新马时，他栖身做小生意，甚至沿街叫卖纸花，路口卖香烟。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中兴日报》《华侨日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中文部任职。其后，又担任义安学院、南洋大学兼职教授。他一直为生活所累，此时方趋稳定。60年代，新加坡的商务、中华、南洋、上海、世界及联合六家中文书店，联合成立教育供应出版社，专门出版华文教科书，他被聘为编辑直到退休。
远离故土，刘延陵又处世低调，从不张扬，致使新加坡当地不知这位在中国新诗界很有影响的老诗人。直到80年代方被认知，文坛极为震动。刘延陵在晚年仍创作不断，1985年，他推敲多时，写了《教师咏》《教师》两首长诗。寄来后分别转给北京的《诗刊》与南京的《雨花》。两刊在同年12月号上同时发表。1988年，他还写了长诗《杨柳》，发表在同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星期刊》。
刘延陵早负诗名。文学评论家孙良工在1923年写的《最近中国诗歌》一文中就说过，新兴的白话诗，以时间论，还不过六七年光景，胡适《尝试集》出版前后是一个时期。“在《女神》出版的前后是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极端的解放的诗歌最盛的时代，以郭沫若、俞平伯（后期的诗）、徐玉诺、刘延陵、朱自清诸人为代表。”可惜的是刘延陵为生活疲于奔命，散见在报刊上的大量诗作，始终未曾结集出版。收入集子的，仅有1922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雪朝》，系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八人合集，内收刘延陵《河边》《悲哀》《新月》《姐弟之歌》等十三首。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内收《海客的故事》《水手》两首。编选者朱自清评说他“喜欢李贺的诗，以为近乎西方人之作，似乎颇受他的影响”。早在1933年，赵景深在《现代中国诗歌》一文中不无感叹地说：“像刘延陵、程鹤西这样好的诗人至今不曾出诗集，真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刘延陵晚年很想在国内出版一本诗集，询问过出版界情况。我曾帮他在《黄钟》等刊物上找到不少旧作。他记忆力极强，对五十多年前的作品均有印象，如来信中明确指出，有一首《沿溪行》，“是一篇长而臭的废料，不要再见他了”。1985年10月，他为上海书店影印的《诗》月刊合订本写序，叮嘱修改其中某字某句。他对作品如此认真负责，是他生前未能及时整理出诗作结集出版的最大原因。
直到2002年12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乃福编的《刘延陵诗文集》，此时距作者去世已十四年。葛乃福花多年心力，搜集刘延陵作品，为文坛填补了一项空白。严格地说，是个选本。可能限于篇幅，不少诗文未见收入。最可惜的，不知何故失收极为重要的《杨柳》。这是刘延陵九十四岁写的诗，寓意深远。《杨柳》是随潘正镭的《折柳南来的诗人——“五四”遗老刘延陵访问记》一起发表的。潘先生在文中谈及《杨柳》时说：“关于诗作的灵感，刘老说：‘南来新加坡，不曾见有杨柳，苦无处寻。云南园有两排相思树，便取相思树叶为比。相思树叶弯而长，柳叶则直而像眉。新加坡之有杨柳，应是近二十年来的事，现在多处可见。至于柳之由来，便想像有一女子，在江南折了柳，移到南洋来，世代繁衍。’”潘先生接着又说：“诗的花苗，何曾在老诗人的心中枯萎。这株杨柳，原来已在诗人的心中摇摆了半个世纪。折柳南来，不正是刘先生文学生涯的象征；柳枝依依，也不正是刘老落籍柳岛，躬耕文教，作育英才的写照？”《杨柳》不单是刘延陵最后的诗，也是他晚年所写最有价值的一首诗。
《杨柳》在1988年3月20日《联合早报星期刊》发表后，刘延陵又作了修改，将末节三行删去改写成九行，属作者的最后定本。为纪念刘延陵逝世二十一周年，将修改后的《杨柳》刊出，供读者诸君赏析。
2009年8月7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附：
杨柳
延陵
（1）“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诗经·采薇篇》
（2）“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著《雨霖铃》
（3）“亲爱的朋友们！将来我死了，
请在坟上植杨柳一株。
我爱那些柔情依依的枝叶
令我感觉亲切的浸在月光中的淡白色，
和树影的时常轻轻抚摩那
伴我长眠的黄土。”
——台湾版《法国十九世纪诗选》中151页
杨柳是多情树。
杨柳的情多情多。
它们终日依依恋恋，颠颠簸簸，
象有千言万语，欲说还休。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它们见广识多，思潮涌银波。
遂借摇摆与俯仰，
表示爱与怨，喜与忧。
遂用急旋与慢舞，
作为短吟与长歌。
它们又如高竹凌霄，迎风顾盼，
显现飘逸出尘的丰神。
半世纪前本岛的风景
与今日同样秀丽。
但“多情树”还未登场，
遂致处处园地里
莺燕无声，众花如睡。
后来北方有一位佳人，
象一只白鹤般飞来定居。
她从老家里折了一条柳枝，
珍重地植在新居的窗前，
叮嘱它多生儿孙来装点本岛，
如明珠钻石之繁星点缀绿袍。
以后两年过去了，
窗前出现了一株新柳亭亭。
它披起青衫来蹁跹软舞，
她觉得依旧住在
杏花春雨的江南。
又过了两年，
新柳上吐出小花点点，
都象谷皮上辐射出了绒毛。
它们都白如棉絮，轻于蝉翅，
乘风飘荡，到处留连；
游倦了落地生根，
再变成风流树摇曳着出土，
为本岛添韵而增采。
现在它们与它们的孩子，
有站在公园里的，
都会张开枝叶如张臂
含笑而迎往游的老幼。
有成群结队，
立在学校门外的，
早晚都纷纷鞠躬点头，
招呼进进出出的青年。
有与桥与亭与路边的石凳结伴，
各自构成一片
似乎与尘世隔绝的小园地的，
都喜欢人随时访问，
与它们聚会片刻，
在静默中交流情意。
丰姿潇洒的杨柳，
会使得百鸟讴歌，众树侧目。
但与它为伍的石碑，草屋，
也都有画意诗情。
唉，平常风景里的一株杨柳
真是红紫纷披花丛外边的一棵
朴素奇香的芝兰；
寒夜客到时，
紫檀木桌面上的一壶
热气腾腾的酽茶；
深山寂寂中
佛寺里清脆荡漾的
一下两下钟声。
（注）
诗的末节发表时原为三句：
唉，风景里面的杨柳
不象菜汤里的味精，
空山里的佛寺钟声吗？
（原刊《温州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2期）
关于胡秋原八十寿辰演讲会
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胡秋原先生，于5月24日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五岁。
1910年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的胡秋原先生，虽被称为政论家，但他的名字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并不陌生。当年“左联”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对一些作家提出的“民族主义文学”展开斗争时，1931年12月，胡秋原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名篇《阿狗论文艺》，自称“自由人”参加论战，继而连续撰文批判双方，还得到一群作家的响应，因此成了“第三种人”。1933年他在白色恐怖中保护过瞿秋白，1942年也还积极营救被关在上饶集中营里的冯雪峰。他一生写了两千多万文字，涉及面广泛，传媒称他是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重要人物。
胡秋原先生晚年做的最惊人的一件事，是在1988年9月，他不顾台湾当局的禁锢政策，毅然访问大陆，轰动一时。
6月2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秋石先生的长文《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作者用丰富的资料，勾勒了胡秋原先生充满传奇的一生。文中一处提到：
1990年5月27日，于台北师范大学举行的胡秋原80寿辰演讲会上，面对来自岛内各地的上千名与会者，91岁的陈立夫先生特别地赞扬了胡秋原的爱国精神，以及肯为民族大义勇敢奉献的精神。立夫先生面带微笑，道出了他对小他11岁的胡秋原的肺腑之言。立夫先生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能再互相攻击，结果，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去了……”
立夫先生话音刚落，会场内顿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陈立夫先生在参加演讲会的次日，曾有一信给胡健中先生（笔名蘅子，30年代杭州《东南日报》社长，与郁达夫关系甚笃），记述了演讲会的一些情况，更写有他给胡秋原先生的十四句四言赞词，读者或感兴趣，现按存于箧内的信札原件抄录：
健中吾兄：
日昨承嘱参加胡秋原兄之八秩诞辰讲演会，并致词。到者约一百二三十人，而寿星迟半小时始到，殊为不当。弟除报告其以往所编之报纸刊物十种、著作及译著二十种、任公职约十种外，并以弟对胡兄之所认识者述之如下：“浩气善养，至大至刚；议坛论政，为国为民；为学诲人，不厌不倦；立身处世，我行我素；据理雄辩，不屈不挠；为求和平，独来独往；遐龄硕健，以颂以祝”，并写立轴以赠之。最后以立以自己按摩术报告听众，最后以“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八字为赠，听众似甚喜悦。谨此报告，并颂近祺！
弟陈立夫 七九、七、廿八
我不知陈立夫先生信中说的这次演讲会，是否就是秋石先生文中说的那一次。因信尾写明“七九、七、廿八”，即1990年7月28日，演讲会在上一天，系7月27日而非“5月27日”，又，参加演讲会的人数“约一百二三十人”，而非“上千名与会者”。亟盼知者有以指教。
（原刊《书友》2004年6月28日第67期）
从纪念洪昇引起的联想
三百年前的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著名戏曲家洪昇（昉思）在湖州南浔落水而亡。
一曲《长生殿》，使洪昇名扬大江南北，也使他晚年潦倒至死。1688年剧本写成后在京中盛演不衰，万人空巷，以得一票为荣。正在得意之际，被小人告了一状，言孝懿皇后去世不过百日，国丧间演剧为大不敬，应按律治罪。康熙爱看戏且惜才，只将洪昇作了削去官职的最轻处理，从此流落江南。1704年农历六月初一日，在南浔夜醉归舟，老仆堕水，洪昇提灯相救，俱亡。
今年初，曾向有关机构建议，借此史实，似可搞一次几乎不花钱的纪念洪昇逝世三百周年的活动。一是请上海或省里的昆剧团来演出几场《长生殿》，让市民亲听这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雅音；二是举办一场通俗的洪昇与《长生殿》的讲座；三是洪昇落水何处，出事不久就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其中两说在当时的吴兴县），约请近边沪杭宁三市的少量文史研究专家，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专题论证，明确地点。一年将过，时间已失，殊感可惜。因这种能在海内外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活动的机会，不是年年都有的。洪昇生于1645年（顺治二年）农历七月初一日，出乎预料，杭州却在本月底前已推出纪念他诞生三百六十周年的活动。
于是联想到西郊的西塞山。十多年前，也有一座西塞山的湖北黄石市，已在积极开发其为风景区，将张志和的关系硬拉过去。整理据说是张志和垂钓的钓台和避风雨的桃花古洞，请了楚图南、赵朴初、舒同等名家题字刻石，其中自然突出了那首有名的《渔父词》。然而在脑海中无论如何想像不出，张志和坐在高高的山上，在滔滔长江里垂钓鳜鱼是怎样一幅图景。不必与之争论，但我们湖州的西塞山不可不作自我宣传。其实花不了几个钱，选择几件史实点缀其间，定可一震天下。最近西塞山的四周生态环境已严加保护，市民无任欣慰。
千余年来，湖州积淀了深厚的地方文化，只待如何加以保护和多视角来积极利用罢了。不是吗，世人都稀奇杭州虎跑泉水能高于盛器沿口而不外溢，还能驮硬币。尊敬的读者，你如有兴趣去云巢古梅山庄，试试那里的水，一样的。
（原刊《湖州晚报》2004年12月29日）
何公超二三事
因孤陋寡闻，以前只知何公超是儿童文学家。最近读了几种书刊，方知他的一生同时贡献给了文化出版事业，张伟在他的史料甚丰的新著《沪渎旧影》里，还称他是我国“第一个拓荒影坛的共产党人”。
何公超（1905—1986），又名味辛。他原名王鍼生，幼时改从外祖父姓何，取名福良。祖籍江苏松江（今属上海），早年曾在钱庄当学徒，1922年进商务印书馆，为总务处文书股书记，业余就读文生氏英文专修学校。何公超在1921年已开始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妇女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学创作，用过何慧心、王立、王鍼、于贞一等多个笔名。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在《民国日报》主编《平民之友》周刊，后又编辑该报文艺副刊《杭育》，这一年11月，在《杭育》上辟《电影周刊》，约同汤笔花共同编辑，他本人发表了数量不少的有关电影的文章。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受共产党委派，与瞿秋白、沈泽民、郑超麟一起编辑《热血日报》，同时担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代理主任，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何公超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此期间，他先后在江宁公学、民智中学任教，做过春潮书局营业部主任，担任过《儿童日报》总编辑、《儿童世界》主编。1930年出版描写底层百姓生活的小说《柴米夫妻》，还翻译了最早描写苏联十月革命的报告文学《震撼世界的十日》。1938年何公超在汉口新亚书店任编辑，1942至1949年间，他在重庆大江印务局、晨光书局、重庆上海《儿童世界》社等处供职，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在上海任联通书店编辑部主任、大东书局编辑科长，1951年调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为该社副总编辑。
何公超出版过多种童话、寓言、民间故事方面的作品，如《快乐鸟》《丑小鸭》《兽国记》《河神娶妻》《农夫和蚯蚓》《外国妖莲》等，也还出版过一本《鲁迅与陶行知轶事》。他有大量的作品未能结集出版。他生前是上海市文联委员，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政协委员。
在1949年7月24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在已解放的北平成立，上海不久也成立了分会。上海分会出过一种《文协通讯》，其中有关何公超的一些报道，如今知之者估计是不多了。
何公超分在民间文学组，据1950年9月16日出版的《通讯》第一期上报道，该组与设在上海的华东人民电台合作，每星期日晚上九时半至十时播讲民间故事，何公超在电台讲过《苏联民间故事》，其他还有赵景深、秦瘦鸥、周煦良、金近、谷斯范等多人。
为配合当时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上海市文联成立了土改工作委员会，不少文协会员积极报名，分批安排参加土改工作团，据《通讯》第一期与1951年3月31日出版的第四期报道，何公超被安排在第三期，于1950年12月25日同邓散木、孙福熙、罗洪、金近等十五人，赴绍兴农村，直到第二年2月15日回上海。接着，上海近郊土改将于4月初全面展开，文联土改工作委员会又相应成立工作组与参观组，何公超又报名参加了工作组再次去农村。
1950年10月，文协会员响应劝募寒衣运动，何公超不单本人捐献，并“经募”多人。该年11月16日出版的《通讯》第三期上，有一份名单和所捐实物的记录，何公超名下包括他“经募”的数量最大，计棉衣五件、皮衣一件、棉裤三条、单裤五条、单衣三件、卫生衫裤二件、鞋九双，还有代金十五万元（旧币，下均同）。这里附带一笔值得可记的，以个人而言，胡风夫人梅志捐物的数量为最多，计棉衣四件、单衣八件、单裤六条、鞋一双、袜二双、手套一副、围嘴一个。当年百废正待俱兴，生活都很困难，实属不易。
第二年为了支援志愿军在朝鲜打美军，上海文艺界开展各种活动进行捐款，在纪念鲁迅逝世十五周年诞辰七十周年时，仅两个月，就捐献了“鲁迅号”战斗机两架。文协会员纷纷解囊，《通讯》第四期上有一份名单及捐款数字，其中何公超捐了十四万九千二百元，又是由他“经募”，施瑛竟捐出一百二十九万四千二百八十元，柯槐青捐出十九万八千九百元。这份名单中，超十万元的，有方令儒（十万零五百元）、靳以（十五万元）、冯雪峰（十五万元）、吴秾（十万元）、王士菁（十万元）、巴金（十五万元）、孙福熙（十五万元）。
以上几件事似乎可以说明，当年上海的作家对人民政府的号召非常主动积极响应的，而何公超尤见热情。
何公超谢世已十六年。像他那样一生敬业的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文学史上未必能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没有他们的存在，却难产生文学史。写些文字来说说他们，应是我辈读书人的一种责任吧。
2002年11月8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开卷》2003年12月第4卷，总45期）
谁还记得叶德均
人文领域中因八九十岁的老前辈陆续归隐道山，不少人发出感叹，界内精英，尤其是从史料入手作“微观”研究的，已明显断层。我等普通读书人，自然不敢妄加断语，或附和，或有所异议。只是觉得这方面的新著，很少见非备不可的。于是往往要想到前人，其中有一位现在难得被说及的叶德均。
说起这位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古典小说、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可能有读者依他的姓名会联想到大名鼎鼎的叶德辉。其实两人毫无干系，叶德辉是湖南湘潭人，1927年因极力反对农民运动被处决。叶德均是江苏淮安人，1911年出生。他从淮安中学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34年毕业后，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与民间文学，颇有成就，得扶掖后进不遗余力的赵景深先生器重。1944年，赵先生通过当年湖州中学的国文教师朱渭深，介绍叶德均来校任教。朱渭深是诗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赵先生交往，第一本新诗集《期待》，就是经赵先生之手193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叶德均第二年去上海，供职青年中学，1947年赴长沙湖南大学任副教授，1948年再远走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1956年7月6日弃世，年仅四十五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德均研究成果频出。在上海赵先生主编的《俗文学》《通俗文学》、香港戴望舒主编的《俗文学》、北平傅惜华主编的《俗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不少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的《戏曲论丛》《宋元明讲唱文学》，考证论述精到，为世所重。
在湖州中学教书课余，叶德均留意当地历代著名作家的史料，查阅了《湖州府志》《乌程县志》《凌氏宗谱》等，写成《凌濛初事迹系年》，在学术界最早梳理了这位创作《拍案惊奇》两集的作家生平。从陆心源刻印的《湖州丛书》中杨凤苞的《秋室集》及汪曰桢的《南浔镇志》里，找到了还无人提及的《水浒后传》作者陈忱的记载。对编写《平妖全传》的沈会极行状也有新的发现。
叶德均在中年自我了断尘缘，赵先生很婉惜。为怀念这位同道学生，次年在助手李平的协力下，将他已发表过和尚未面世的一批遗稿进行了整理，冠名《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迅速打好纸型，但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这部五十四万字的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直到1979年才得出版，距作者弃世已整整二十四年了。
叶德均重考证，因此在一些名家的作品中能检出诸多疏漏。是书收入的《关于〈新曲苑〉》，对任讷（二北）《新曲苑》的得失作了学术商讨。他肯定“近人治戏曲而有所成就者，首推王国维，其次便是吴梅”。但也发现吴梅（瞿安）《霜崖曲跋》里许多违失与错误，“其原因当为吴氏写跋文时，亦与往日传统文人作序跋相同，是漫不经心随意一挥而就的”。
搜集到叶德均写于40年代末的几封书信，落笔规矩，有如他的治学，一丝不苟。曾打听他的亲属现在是否尚健，又在何处，拟将原信送还，见故人手迹，一定会非常惊喜吧。询之数位师辈，无奈岁月淌走五十年，都已茫然无所知了。
2004年2月8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开卷》2009年第1期总第54期）
记述都不可靠——关于曹聚仁谈郁达夫与王映霞
近年来，曹聚仁的著作已出版多种，三联书店还在陆续出版他的系列。曹聚仁阅历广，接触人物多，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
他的《听涛室人物谭》里，有一篇《谈郁达夫与王映霞》。文章一开始就说在某刊物上，见到署名“余子”的《郁达夫王映霞的离合》，其中有言，郁达夫移家杭州，是多少受了暨南大学要聘他为教授，当时的教育部以“生活浪漫，不足为师”而予以否决的影响。曹聚仁指出，自己在暨大任教十年，也曾兼任秘书，可以肯定绝无此事，斥余子“胡说八道，瞎造谣言”。
这位“余子”，就是朱惠清。1933年至1936年间郁达夫夫妇居杭州时，他是杭州商会的会长，与郁达夫夫妇交往甚密，可称朋友。郁达夫在《国道飞车记》中，写的即是与朱惠清一起，从杭州到江苏宜兴游玩的经过。当年朱惠清的夫人、胡健中的夫人，与王映霞是“闺中密友”，郁达夫还将同王映霞所生的次子过继给朱惠清夫妇。论交情，恐怕比与曹聚仁更深一层。朱惠清晚年定居香港九龙，著有《余子随笔》，曹聚仁所见一文，收入其中。
余子所言，无能力去考证是否事实，也不知他是否肇始者。按曹聚仁的说法，是谣言，记述不可靠。只是这件事，流传颇广，不少谈郁达夫的专著或文章都有提及。就连简单如附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诗词抄》中的《郁达夫行年简谱》，在1935年即记有“其间，曾应郑振铎推荐，拟就教职于上海暨南大学，遭教育部长王世杰诬以‘颓废文人’被驳复”。与郁达夫相识，远在马来西亚的温梓川，在他的《郁达夫别传》里，误作发生在杭州的之江大学。依曹聚仁而言，都是在“胡说八道，瞎造谣言”。
曹聚仁也是郁达夫的朋友，他写的关于郁达夫的文字，在《我与我的世界》里，有《也谈郁达夫》一章；在《听涛室人物谭》里，除这篇《谈郁达夫与王映霞》外，还有《郁达夫的苦酒》《诗人郁达夫——他的戏剧性生活》。1938年初夏，郁达夫夫妇在武汉发生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前后经过，据曹聚仁说，是直接亲听郁达夫所言，应该十分真实可靠。他在《也谈郁达夫》一章里，说及当年他与郁达夫在徐州相会，郁达夫邀他到一家小酒店喝酒畅谈。谈到与王映霞的矛盾，“感愤流泪”。曹聚仁记述：“原来，他俩住在汉口的法国酒店，那一房间，恰巧是许绍棣住过的。痰盂里留着几封撕破的信，郁兄捞起来一看，正是映霞写给许的情书，于是夫妻大闹一场，映霞便忿然出走了。”在《郁达夫的苦酒》里，曹聚仁同样记述了这件事：“达夫回到汉口时，映霞也正和她的爱人许兄打得火热。有一天，映霞正在看信，达夫进入房中去，她就草草撕了几下搓成一团，丢到痰盂中去。达夫也老实不客气地从痰盂中捡起那封信，那封信正是许某的信，这就闹翻了。”两处都言之确凿。只是让人非常的不明白，那些前后不一的细节不谈，痰盂里的信，究竟是许绍棣给王映霞的情书，还是王映霞给许绍棣的情书？
还有，曹聚仁在《也谈郁达夫》中，随后还记述到：“后来，我和他又在福州相遇，那时，他还没到南洋去。”在《郁达夫的苦酒》中，也同样记述此事：“我到福州时，达夫和映霞都到香港去了，他们闹得更厉害；达夫远走南洋，映霞则西归重庆……后来和一位年轻银行职员结了婚。”1938年12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带了所生长子一起离开福州，途径香港去了新加坡。这又让人非常的不明白，曹聚仁在福州究竟遇没遇到郁达夫呢？在香港也没发生“达夫远走南洋，映霞则西归重庆”的事。是到了1940年3月，王映霞才与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8月回国。两年后的1942年4月在重庆与钟贤道结婚。而当时钟贤道是重庆华中航业局的经理，也并非银行职员。
再有，曹聚仁无论在《也谈郁达夫》还是在《郁达夫的苦酒》里，行文都说是郁达夫夫妇这一次争吵使王映霞忿而出走后，于是才有郁达夫的登报“寻人启事”。而郁达夫自己在那组《毁家诗纪》第八首的“原注”中却写道：“自东战场回武汉，映霞时时求去。至四日晨，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许君寄来的情书三封……”这又让人非常的不明白，究竟是郁达夫见到情书（不论是谁写的）夫妇大吵一场，王映霞忿而出走，郁达夫再登报寻人；还是王映霞先已“匿居不见”，郁达夫登报寻人之后“始在屋角”捡得情书？如是郁达夫写的是事实，则曹聚仁的记述又不可靠；如是曹聚仁写的是事实，则郁达夫为了自圆其有理，在“原注”中将事情发生的顺序上做了颠倒手脚，说明《毁家诗纪》的不可靠。
显而易见，尽管曹聚仁是郁达夫的朋友，一些事情还是亲听郁达夫所言，但记述竟会如此不一致，如此有悖史实，或许有人也会说他在“胡说八道，瞎造谣言”，未免火气太大。人的回忆总不可能没有差误，说记述不可靠应该是可以的吧。
前面提及的胡健中（1902—1993），亦是郁达夫的朋友，笔名“蘅子”。郁达夫夫妇居杭州时，他是杭州《东南日报》的社长。郁达夫1934年写的那首“当年同是天涯客”的《采桑子》，就是答他的唱和之作。胡健中1949年去台湾，晚年同样写过关于郁达夫的文章。1990年王映霞由女儿陪同赴台湾访问故旧，与胡健中相隔四十余年后见面。为回答传媒提问力求简单明确，胡健中以王映霞的口气写了几行字交她应付，其中有言：“胡先生除写过一篇《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悲剧》外，还应《联合报》之请，又写了一篇《郁王故事系沥》。胡先生两篇文章除一小部分与事实略有出入外，十九均为信史。”不作全部肯定。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变并非大事，七十年后的今天更不必纠缠，故如当事人王映霞的说法也不予引录互证。仅仅说明，单就此事，多少振振有词的记述都是这样的不可靠。
2007年11月中旬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据2007年11月手稿）
《浮生六记》后两记是王均卿假托
清代沈复自传体的《浮生六记》，叙述作者夫妇间平凡的家居生活与浪游见闻，展示了当年的世态人情，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恻恻动人。前人评其“幽芳凄绝，读之心醉”。俞平伯称它“俨如一块纯美的心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林语堂将它译成英文，至今已另有法、德、俄译本。作者无意，却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的文学名著。
作者沈复，字三白，江苏苏州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约卒于嘉庆二十年（1807）以后。《浮生六记》的手稿残本，道光年间被杨引传在苏州冷摊购得，缺后两记《山中记历》与《养生记道》。杨引传，原名延绪，字醒逋，号苏补、老圃、松滨老圃。是在香港主编过《循环日报》的王韬的内兄，生平已不可考。藏书甚富，室名独悟庵。同治十三年（1874），香禅精舍近僧为手稿作序，光绪三年（1877）杨引传交上海申报馆作聚珍版排印出版《独悟庵丛钞》时，收入《浮生六记》残稿四记，本人又作一序，王韬写跋。《丛钞》于次年出版，《浮生六记》从此见世。光绪三十二年（1906），黄人（摩西）在苏州主编《雁来红丛报》（周刊），转登《浮生六记》，亦为四记。1915年王均卿编印《说库》时，收入《浮生六记》，同为四记。俞平伯在1923年将上述几种版本进行校订，由朴社出版校点本《浮生六记》，同样也为四记。而在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突然冒出了一部足本。说是搜求到了后两记的钞本，补全了《浮生六记》。轰动一时，读者都信以为真。过了近半个世纪，经不少专家学者考证，以确凿的证据说明，这足本里的后两记是伪作。
伪作者是谁？当年世界书局出版足本时，郑逸梅先生有一段亲历。他在《〈浮生六记〉佚稿之谜》一文中回忆说，在主编《金钢钻报》时，有一位年长的特约撰述王均卿常来晤叙，王均卿迁居苏州后，每次到上海必要与他见面。一次王均卿很高兴地告诉他，在苏州一乡人处，发现了《浮生六记》的全钞本。并已与乡人商妥借来付印，以广流传。他也极喜爱读此书，听后非常兴奋。过了一个月左右，王均卿又去他处，说前次所谈足本，因乡人变卦，奇货可居不肯借用了。但已同世界书局讲妥出版事宜，如今失信，说不过去，想请他仿做后两记以搪塞，他当然不愿做。但过了不久，就见到了世界书局这部足本。此书出版于1935年11月，王均卿在同年去世。郑先生文中随后说：“那么这遗佚的两记，是否由他老人家自己动笔，或委其他同文作伪，或那乡人获了厚利重复允许供印，凡此种种疑问，深惜不能起均卿丈于地下而叩问的了。”不论怎么说，世界书局出版这部补有后两记的足本，王均卿是关键人物。
王均卿（1867—1935），原名承治，号文濡，别署竹毓、天壤王郎、吴门老均、学界闲民、新旧废物等。是有名的国学家。湖州南浔镇人，先祖从安徽广德迁来。幼时聪明好学，为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秀才，时年十六岁。次年即补博士弟子员。戊戌变法时，拥护维新，伏阙上书，多指斥之词。慈禧见后大怒，令巡抚刘澍堂查办，几遭不测。义和团被平定后，事得缓解。1902年与沈知方等在上海创办国学扶轮社；1909年南浔乡绅李维奎提倡新学，创办明理学社，邀其回乡主持校务，兼授课浔溪书院，同年加入南社。后受上海出版界之聘，先后在商务、中华、大东、文明、进步、鸿文、乐群等出版机构任编辑或总编，主持大东书局编辑所时间最长。其间，在1914年与创办上海中国体操学校的同乡徐一冰（诗人徐迟之父）合编过月刊《体育杂志》；与同乡张萼荪（廷华）编印过多种新式教科书，很受各校欢迎，风行一时；与同乡沈伯经（熔）等编印出版加评注的历代诗文、尺牍等近五十种，对普及国学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晚年移居苏州，著有《诗学入门》《蠵屈馆笔记》等。
在1986年，获知王均卿的女婿季小波先生健居上海，为解谜团，冒昧给这位前辈写信求证。那一年季先生已八十七岁高龄，揣度不会有回音，可是季先生寄来了一封长信。内容均具难得史料，全信照抄：
徐重庆同志：
你的信已收到多天，最近，由于高血压，即每日看报也放弃了，迟复，甚歉。
关于我岳父的事所知不多，但他的所有著作我都读过。有些，即使在今天，还值得一读的。《浮生六记》后两记实际是我岳父所作，沈三白的闺房乐趣吸引了他。在他所编的一套《香艳丛书》中，能找到他生活的迹象。而所谓“香艳”，不能冠以“黄色”，仅充满了男女之情而已。晚年交一情妇，诗甚艳，为中年人，但爱岳父诗。因了“忘年赠爱”（指“赠爱”这个辞），是我赠给岳父的。岳父作骈文工且美，后爱朴学。并经常嘱咐小辈，批评诗文的华而不实的，浪费精力，匠人之作的不可取。时以他所爱的文章作介绍。当时，我在潘公展的《晨报》工作，编画报之外，兼为此报的几个附刊作规划（除姚苏凤的《每日电影》外），与岳父见面的机会极少。在他的新居竣工后（苏州北寺塔旁的沙湖塘），我去住了一个相当的时期，他的藏书也在此时机读了不少。其中有不少他与友人往来的书信，不少是当时知名之士。大作所举的他的著作，他嘱我保存的。岳父只此一女，因之，他对我这个比较好学而并无不良嗜好的女婿，还是满意的。他颇善理财，他为侄子王之廉（音同）搞的“维罗广告公司”赚钱后，又赞助这个侄儿与人经营“信谊药厂”（现在还在，已成大厂了），“大东书局”主人是吴兴人（南浔人），他也投资。晚年还与友人搞过一个“银团”等等。可惜多年经营，自己无缘享受。中风后，生活寂寞。续弦是文盲，只为生活而设的一位女性，温存是谈不上的。而对岳父的积蓄，只不放弃一分钱。病中曾几次向我表示，只能作安慰而已。
抗战时苏州危急，我一家迁居南浔。南浔有岳父故旧，还办过“国学专修馆”（大概是此名），我有照顾，正拟返苏把他的藏书运到南浔时，苏州已在炮火中矣。
现在岳父还有一位老友在南京，中医叶桔泉，已近九十了，是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但在胜利后我从未见过。秋凉时我很想去南京拜望这位老先生。据说他的地址近我女婿的南京工学院（前中央大学）。叶老先生是我岳父介绍给我的，看来他是深知我岳父的。
胡怀琛是教我诗歌的老师，陈望道是教我中国文学的。（民盟）胡老师和我师生感情深，之后又是同住在虹口公园对面的一个里弄的前后弄，印象极深，我一直在想念他们。很巧，上海《政协报》刊过胡道静同志的访问记，便由这个机会，我又找到了胡老师的道静同志，欣喜是可想而知的。一生，只一瞬间耳。生命只有一次，虽属晚年，我还是想自找麻烦，做点有益的事。衰老难抗拒，头脑还管用的。信很匆忙，不恭乞谅！
《申报》漫画是商品，后因老板亏本而停止，前后一年左右，并不可惜。此致
敬礼
季小波谨复
86.8.26
季小波先生是现代著名漫画大家，生于1900年，江苏常熟人。曾就读于上海私立艺术师范学校。十八岁时即任苏州《正大日报》编辑，1929年主编过《学校生活》。先后担任过上海晨光艺术研究会函授部主任、“大中华百合”和“新人”两家电影公司的美工师、上海《晨报》漫画版主编等。1927年与叶浅予、鲁少飞等发起成立“漫画会”，创办早期漫画刊物《三日画刊》。1985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于2000年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季先生在信中明确“《浮生六记》后两记实际是我岳父所作”，也就是王均卿的作品。王均卿假托此两记时，季先生已三十多岁，同住在苏州新居，且在信中将他岳父的可以说是一些隐私事也直言相告，所说是绝对可信的。《浮生六记》的后两记是王均卿假托，七十多年来的谜团可以解开了。
谨以此文，纪念季小波先生逝世十周年。
2010年7月31日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香港文学》2010年11月总第311期）
沈老的一件小事
沈雁冰（茅盾）同志的为人和作品，世上早有公论，无须多说。我现在要谈一件小事。1979年初，湖州影剧院即将竣工，有关单位希望他能为剧院题名。过后，一位同志说，公函寄出多天，不见回复，要我写信去问问。我觉得此事颇以为难，因按沈老的地位和声望，给一家兼为营业的影剧院题名似不合适，况且我只是个向他求教问题的无知青年而已。几经踌躇，在第二天，也为了自己写作上的一些事，终于写出一信。14日那天，即收到他的复信：“来信悉，湖州剧院事，公署并无公函来过。……”我立即与有关同志联系，知公函确已寄出，就又去信，并代为提出了书写格式等要求。不久，即收到他23日的复信：
二月十五日信收到了，公署来的公函也收到了，只是公函上让题“湖州剧院”四字，而您信上所写是“湖州影院”，不知究竟是剧院还是影院，请来信告知。……待天气放晴，即可写了寄出。
向有关同志问明情况后，我当天又寄出一信。不久，“湖州影剧院”这清秀而挺拔的字，被放大架立在影剧院的门厅上，为湖州增添了光彩。沈老办事如此认真，为人如此热情和诚恳；在身体欠佳和百忙中，他对小小地方上的文化生活也如此关心，闻之谁不感动呵！
（原刊《经济生活报》1981年4月11日）
梁羽生先生的赠书
日前，收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寄来的一包书。我与他们没有什么联系，感到很疑惑。拆开后，见是一部该社刚刚出版的梁羽生先生的《名联谈趣》。扉页左下角端正地盖着一颗“作者赠书”的大红印章，原来是羽生先生所送。
记得在1986年1月，香港《广角镜》月刊登载了我写的《陈英士焚尸记》，此文叙述了1966年8月，陈英士这位在辛亥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担任过上海沪军都督，三十九岁就惨遭袁世凯暗害的烈士，他在故乡的陵墓是如何被造反派们挖掘后焚尸、十八年后又由政府拨款按原貌重修的经过。此时，羽生先生正在为香港《大公报》撰写“联趣”专栏。他在《于右任挽陈英士联》《蔡元培挽陈英士联》两文中，均提到了小文。我读到后，觉得还有不少名人当年挽陈英士的联语可供他参考，遂抄了一份寄去。不久，他就将发表的《补录挽陈英士联》寄我之外，还送了一部有他签名的修订新印的《萍踪侠影录》。拳拳雅意，一直感怀着。
细读了《名联谈趣》，上述三篇，均在其内。全书九百零二题，谈及古今中外（有的流传于海外）对联二千二百多副。文笔流畅，挥写自如。一般读者，都只知羽生先生是写新武侠小说的高手，殊不知他的古典文学根底之深厚，知识之渊博，有几人能企及？一部《名联谈趣》是可以为证的。
前几年，羽生先生从香港去了澳大利亚，我与他断了联络，只是能常常从香港的报刊杂志上获悉他的生活起居，在过着淡泊宁静的日子。羽生先生为人厚道，极重情谊。我与他隔断音讯七年之后，他还想到我而再赠书，这也是可以为证的。
（原刊《湖州日报》1993年11月27日）
关于『左联』成立时的两点史实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左联”，是我国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革命最艰苦的年代里，竖起的一面鲜艳夺目的红旗，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了更好地学习“左联”的战斗业绩，尽可能完整无误地记录它光辉的历史，现补正两点在它成立时的史实。
关于“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成立的研究会
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共通过了十七件提案。国内较有影响的王瑶同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同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同志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在谈及这十七件提案时、都说其中通过成立的研究会只有三个，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8]1930年5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第二卷第四期“新兴文学专号”下册中，有署名“记者”的一篇题为《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除提到上述三个研究会外，还有成立漫画研究会这第四个研究会。
用漫画来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当时的革命文化工作者都很重视，“左联”领导的刊物中，刊登过不少革命漫画。《萌芽》月刊在《扩充篇幅及确定今后内容启事》中，也指明从第三期起，着重“社会和时事漫画”的介绍。1930年5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一卷五号上，有《左翼作家联盟消息》一篇，其中谈到为纪念“五一”，“左翼作家联盟除派代表参加五一筹备总会，一方面组织分会以外，并发动以下种种纪念五一活动：一、召集上海各左翼杂志联合杂志出版纪念五一的号外；二、发表五一宣言；三、漫画研究会出版五一画报；四、制作五一歌”。大会上通过的十七件提案，其中成立研究会的提案至少是四个。漫画研究会不单是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提案成立的一个研究会，而且是展开过活动的一个组织。
关于“左联”机关杂志《世界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凡谈到“左联”创办机关杂志时，都说在3月2日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定名为《世界文化》的提案。并还说“首先出版的杂志是《世界文化》”。[9]“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创办联盟机关杂志，是十七件提案之一。但在当天大会上已定名为《世界文化》是不确的。“左联”成立大会召开于3月2日，参加大会又是三人主席团之一的鲁迅，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记道：“午后议泰东书局托办杂志事，定名曰《世界文化》。”[10]倘若鲁迅等这一天所议的是另外一种杂志，也决不会取刊名与大会上通过的相同。这就很可能是在大会上通过出版机关杂志的提案，但没有定名，直到3月17日才由鲁迅等议定。5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上，已说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创办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的提案，也可能是事后补上了刊名。因《大众文艺》与鲁迅联系甚密，3月17日议定刊名，书在5月1日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的这期《世界文化》，也不见印有出版书店。
《世界文化》仅出一期，[11]在9月10日出版。1930年6月1日出版的《新地月刊》（即《萌芽》第六期）上，有《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一文，记4月29日一次大会，仅对联盟刊物的编辑方法，开展了讨论。到5月29日的一次大会上，才有报告“编辑部召集了二次上海各左倾杂志联席编辑会议，计划了机关杂志《世界文化》的编辑方案”。《世界文化》的出版比同是“左联”的机关杂志，如在4月11日创刊的《巴尔底山》等迟，并不是“首先出版”。它是“左联”第一个大型机关杂志，但不是第一个出版的机关杂志。
（原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应当编一部《海外华文文学编年大事记》
当今世界的各地区，几乎都有华文作家与学者。他们为了繁荣和发展华文文学，在彷徨、在徘徊、在挣扎、在支撑、在奋斗。他们所做的不懈的努力，使人由衷的敬佩。然而，深以为憾的是，他们的生平和成就，无法写入大陆与台湾的现代文学史中，而他们所在地区的文学史，也因文字等多种原因被排斥在外（至今能出版的恐怕只有方修先生的一种《马华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在自生自灭，可是决不能自生自灭，为纪录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业绩，我们应当编一部《海外华文文学编年大事记》。
近年来，《香港文学》的坚持出版，已远远超出了它刊名的范围，成功地成了现今唯一的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刊物。它联系世界各地区的华文作家、学者与社团之广，是没有一个其他可以替代的。发动各地区的华文作家、学者来联合编写一部《海外华文文学编年大事记》，《香港文学》定有召唤力。但此项工程浩大，考虑到《香港文学》的人力和财力，始终未敢怂恿前辈刘以鬯先生。
近在《香港文学》第56期（8月号）上，欣喜地读到了郭枫、许达然、叶寄民三位先生，正在筹组国际华文文学协会。待这个协会正式成立后，如果条件成熟的话，拟可将这部《大事记》的编写工作，列为协会的一项任务。发动世界各地区的华文作家、学者和文学社团，分工合作，以世纪初或五十年来为限，用同一体例，按年逐月顺日来编写自己本地区的华文文学大事记，内容可容作家生平、有影响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日期、文学社团的成立、文学刊物（包括报纸副刊）的创办、文学的活动等。然后再设人组合。编成的《大事记》，无疑为研究和推动发展世界华文文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它更是能作为一部史册留传于世，而这部历史是极其光辉的。
我估计，海外华文文学的同好者，都会有这个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愿望，若真如此，那么，大家来齐心协力，不分门户之见，为这部皇皇巨著的早日面世而尽绵薄！
1989年8月18日写于浙江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香港文学》1989年10月第58期）
九十年代值得为海外华文文学做的几件事
近几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区的华文作家、学者的努力下，已呈现了一个涌势。可以断定，随之而来的是澎湃的潮流。
唯一的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刊物《香港文学》，在以鬯前辈的主持下，艰辛地度过了五个年头。她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桥梁与纽带。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上，《香港文学》的地位，已绝对不会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青年》《小说月报》《新月》《现代》《语丝》等来得逊色。
日前，郭枫先生从台北来示，国际华文文学协会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拟在1990年的秋天，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
前辈们的不懈的努力，让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当世界跨入90年代之时，海外华文文学在向前迅猛发展的路上，必将竖起一块瞩目的供历史记载的丰碑。
为国际华文文学协会的筹备与成立，我写过一篇《应当编一部〈海外华文文学编年大事记〉》，拟将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蒙以鬯前辈的首肯，刊登于《香港文学》第58期（1989年10月号）。郭枫先生在来示中亦说，待协会成立后，该书的编写可列为重要工作之一。《大事记》的编写，可展现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与历史，颂扬世界各地区的华文作家、学者的辉煌业绩。同时为了增进世界各地区的华文文学相互之间的了解，在编写《大事记》的同时，似可值得与此配套地再做两件事。
编一套《海外华文文学大系》
早在30年代，一些有心的出版家与作家、学者，为了保存中国新文学的业绩，曾经编辑出版过一部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这部《大系》，事隔半个世纪后，仍然不失其价值，而且会永远保持其价值。海外华文文学，遍及面之广（当然，香港是中心），历史之久，是大家共睹的事实。世界各地区，大陆、台湾、香港，虽出版过不少专集和选集，但体例与侧重面均有所不同，各自为之，既不系统，交流面也就自然狭小。这不利于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就是以欣赏、阅读、了解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角度而言，亦感困难。我们应该有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从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与研究、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儿童文学、古体诗词、史料等多方面着手，分卷出版。国际华文文学协会成立后，也可组成一个编委，分工合作，由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团体、作家与学者负责荐介作品，由编委作最后定稿。若以时间划分，也可以五或十年为一辑，可编出多辑。不少前辈，在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就有成就，如曹聚仁、徐訏、叶灵凤、李辉英等，选择他们的作品，就以到海外后发表的为准。《大系》的辑印，将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百科全书”。
编一本《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学者小传》
本世纪初至今，散布在世界各地区，从事华文写作的作家与学者，位数之多，恐怕至今无人能作出统计。正因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不少的成了知其名、读其文，而不知其人。编一本《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学者小传》，大可弥补这个缺憾。
记得几年前，江苏省徐州师范学院曾编印过一部《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其特色就是约请作家自写，也就是写自传，已谢世的，则邀请其亲属或最了解他的为之。因此，《传略》的内容真实可靠。我们不妨也可效仿。在每位作家、学者的自传前面再加上一张照片、一个签名，成书后的《小传》，将更具风采。
如果能在几年内完成《海外华文文学编年大事记》《海外华文文学大系》《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学者小传》这三部巨书的编印工作，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就被浓缩其中，使人一目了然。而这三部巨书的历史与现实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同时，有了这个基础的话，今后就可坚持继续这项工作，每年可编印一本《大事记》，隔数年，可续出《大系》，增补《小传》，持之以恒，一代传一代。
在幼时，曾听老辈讲过一个故事，因为幽默，至今未能忘怀。大致说的是，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祖先们在写情诗的时候，洋人还没有文字，因此，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找孔夫子，请他传授文字。而孔老夫子对这些绿眼高鼻的洋人非常的看不起，几次下逐客令，而洋人就是赖着不走。孔老夫子陪座多时，尿急异常，也就步入后院。因年老之故，尿柱颤抖，洒在稻草灰堆里尿迹弯弯曲曲，大有“迭宕起伏”之势。待他进屋，洋人还没离去，孔老夫子恼怒起来，将宽袖一抛，喊了声：你们去吧！洋人误以为传授他们的文字在后院，赶忙跑去，找来找去，见到稻草灰堆上的尿迹，就当作孔老夫子为他们书写的文字，即趴在地上，仔细辨型分段而描在纸上，后来衍变成了洋文也。这个故事，虽无端地奚落了外国人，格调不高，但中国文字的历史悠久是事实，华文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其魅力特点，则无须我在此多言。略懂古诗词的人都明白，那种可会意而不能言传的美妙，恐怕即是一例吧。
弘扬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人的责任，这不单是海外华文作家与学者的事，海峡两岸更应给予全力的支持。而我们现在的努力，将功德无量，世世代代将会永远铭记。
1989年11月18日写于浙江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原刊《香港文学》1990年2月第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