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中国模式？

俗话说，会做，还要会说。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模式，就是基于如下考虑：其一，如果说不清，道不明，就很难说服自己，更难说服别人相信我们走的是正道。如果我们总强调“道可道，非常道”，中国的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会让“摸着石头过河”、“搭便车”的说法在国际上盛行，误以为中国发展缺乏规律性和价值理念支撑，似乎中国的成功是偶然的、不确定的、不可持续的，助长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各种奇谈怪论。其二，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热炒话题而中国失声，就像汉学、中国学成为他人之学，成为西方的谈资，这很不正常。不主动总结、提炼中国模式，就自动丧失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国际话语权。其三，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践—理论—再实践。中国模式是客观形成，但上升到主观认识，反过来也会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提炼中国模式，也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经验与启示，有利于形成共识，避免走弯路。

因此，既然我们提出中国梦，就要大胆承认有中国模式，并且要引领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讨论。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也是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媒介，以及认同中国做法、想法和价值观的重要切入口。

与此同时，要避免概括简单化、思维固化和认识僵化。辩证地看，中国模式是以下矛盾的对立统一：

1．动态与常态的统一。中国模式不意味着中国发展道路已定型，而是仍处于动态完善中，但动态中有常态。既然我们提倡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自信，一定有超越经验层面的东西，这就是中国模式。

2．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模式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也不是刻意追求的，是事后对丰富实践经验总结、提炼的结果。改革开放从来没有以某种模式为目标，更多是在解决问题和挑战过程中通过开放竞争倒逼而形成。中国模式既有主观性也有客观性。

3．改革与创新的统一。长期以来，存在巨大的认识误区，认为西方等于成功；效仿西方，才能成功。其实，效仿西方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中国模式的精髓是在借鉴比较、实践调整基础上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模式是改革出来的，模式也是创新出来的，要旨在于实事求是。

4．中国与世界问题的统一。正如没有单纯的中国问题，也没有单纯的世界问题，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的组成部分。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结果，也是应对时代矛盾和全球化挑战的结果。可以说，中国模式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中国模式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中国模式：从舶来品到大陆货

中国模式是国际社会试图观察、理解中国的一个切入口，尽管冠以“中国”名称，却是个“舶来品”。2004年美国人雷默（Joshua Cooper Ramo）首次提出“北京共识”，国内对此经历了一个漠视、否认到肯定的过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分水岭，“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提法，策应了“中国模式”。“中国梦”的提出，更为“中国模式”插上了理想主义的翅膀。国际上，所谓“后西方世界”来临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表明西方对中国模式从想象到认同的转变。西方政界、学界、媒体更加严肃地讨论“中国模式”，开始扪心自问——中国为何一枝独秀，而西方为何危机重重？西方反思自身发展模式的代表性看法有如下几种。

其一是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病根尚存。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债务沉重、复苏乏力的局面，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不够包容的一面日益凸显。“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1%的人占有99%的财富”的横幅，震惊世界。这种不健康的西方发展模式对外输出后，弊端尽显。美欧发达国家无论以“华盛顿共识”还是“全球治理”名义在发展中国家输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普遍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尴尬，造成贫困—暴力—恐怖的恶性循环。阿拉伯之春、中东乱局，是典型写照。

其二是政治僵局常态化、政治极化显著。美国的党同伐异曾两次导致政府关门，欧洲的政治斗争加剧债务危机。在医疗、移民等重大问题上，政治极化导致政府不作为，甚至形成“否决民主制”，而让金钱政治肆虐、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历史终结说”的提出者福山在近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写道：“美国的政治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衰败，因为它传统的制衡体制愈益深化和僵化。由于政治极端化越趋尖锐，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让利益集团和活跃组织拥有过度影响。”

其三是“多元一体”理想终结、西方梦褪色。近年来，伦敦与巴黎郊外骚乱事件、挪威枪击事件先后发生，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纷纷表示，建立多元社会的努力已经失败。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事件，更是种族问题撕裂美国社会的又一次鲜明写照。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美国梦、欧洲梦，都在黯然失色。

如此严肃反思西方模式、热议中国模式，反映了西方的不自信和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理念的进一步认可。当然也不乏借抬举中国模式刺激自己振作起来的意思，甚至变相制造中国威胁论，如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谓“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预期。中国学者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较好阐释了中国模式的历史合理性、现实合法性及未来可持续性，开始占据中国模式的话语权。然而，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局限于“效率高、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操作层面，对其价值贡献和深远影响，认识不够。必须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大的时空背景下考察中国模式的内涵与担当。

理解中国模式的三个维度

西方对自身模式的反思与反省提醒我们，应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实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于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五千年文明的复兴与传承等三重维度来理解中国模式。把握其三重内涵：

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提炼。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落后国家如何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曾做了有益探索，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探索并没有最终取得成功。社会主义模式能否走通，世界在看中国。在无数仁人志士的艰辛探索基础上，经过几代领导人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中国不仅解决了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而且解决了古老的文明如何复兴的发展困境。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开创了人类发展史的奇迹。中国跨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是亚洲“四小龙”赶超发达国家后唯一成功的案例，正在激励更多的新兴国家实现赶超梦。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兼顾公平与效率，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从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到包容性发展，中国模式丰富了人类发展模式，得到世界广泛认可。

从经济发展层面可将中国模式的内涵概括为：（1）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统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相结合的体制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为市场提供必要的规则和环境。（2）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效率不仅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且体现在市场资源配置的即时性、有效性，而公平不仅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还强调结果公平，尤其是实现共同富裕。（3）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通过改革促开放，通过开放促改革，相得益彰。既对世界开放，也促世界对中国开放。既改革自身，也促其他国家改革、促进国际体系改革。（4）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中国模式不仅可以概括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同时，也要确保一直有老鼠可抓才行。快速发展绝不能牺牲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也不能放弃适当的发展速度，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5）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有机统一，局部目标与全局目标的有机统一。从全国层面，实行“五年规划”与“三步走”相结合；在各地区和各行业，主张目标与手段的差异性、灵活性。总体稳定而局部灵活。

国家治理模式。中国模式是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对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结晶。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曾将中国描绘为“世界上治理得最好和最智慧的国家”。这大概是从国家治理层面对中国模式的最早想象式肯定。我们当然明白欧洲人美化乃至神化中国，是为激励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然而，“五百年来谁著史”，中国模式正在告别近代以来中西、体用的思维方式，摒弃赶超的冲动和西化的迷茫，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证明自己、成为自己的标志。西方有识之士，正抛开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看待中国治理模式，羡慕中国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成效。在总结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完全可以成为评判各国发展模式的重要标准，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从国家治理层面可将中国模式内涵概括为：（1）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在各地区、各部门，要适度分权，发扬民主和调动积极性，但全局和整体上要适度集权，确保整体、长远和本质利益。（2）分与合的有机统一。在社会治理各领域按照不同问题性质和规律，实施分工协作，既强调担当精神又强调集体领导。（3）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有机统一。通过试点、推广，总结经验，形成若干小模式，最终推动顶层设计，成就大模式，并通过进一步实践检验和完善旧模式、创造新模式。（4）循序渐进与跨越式发展的有机统一。简政放权、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等都强调循序渐进，同时又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敢于并善于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

文明复兴模式。中国模式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复兴与传承。作为人类代表性古老文明，鲜有衰落后能复兴者。福山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在秦汉时期就实现了平民（刘邦）登上皇位的政治轮换，而迄今欧美没有出现一位草根国王。因此，必须从上下五千年来理解中国模式的文化根基与民族底蕴。在拙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我曾指出，文明复兴是文明模式的形象概括，包括复兴、转型与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实现中华文明从传统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转型、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之所以说转型，是因为“天人合一”、“量入为出”等理念在今天空手套白狼的虚拟时代需要确立新的价值规范；是因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思维局限于淡水—海水夹杂的血腥味深深烙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记忆里；是因为“四海一家”的时代已经让位于“四洋一家”的时代；是因为“天下”观需要升级为全球观。当然，文明转型并非否定传统文明特质，而是中国身份的升级换代。这种转型不是告别、否定过去，而是在全球化时代继承与创新传统文明，这就是文明复兴模式的时代内涵。

从文明复兴层面可将中国模式内涵概括为：（1）传承与复兴的有机统一。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发展模式、治理模式也是文明复兴模式，是文明之传承与复兴的统一。（2）开放与包容的有机统一。中国模式是开放的模式，中国的开放是全方位开放，中国模式本身是吸纳世界一切优秀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中国化产物。一句话，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是文明复兴模式的精髓。（3）转型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既要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古老文明的转型，又要创新、发展传统文明，不断释放文明活力。（4）追赶与超越的有机统一。追赶世界先进文明，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主题。改革长期以来也被说成转型和接轨，最终到达彼岸，其实，地球既在公转，也在自转。中华文明不以追赶西方文明为目标，而以创新人类文明为己任，既超越了五千年的“中国中心论”，又超越了五百年的“西方中心论”，最终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总之，我们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必须走向历史深处，即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中华民族探索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也是文明复兴的伟大实践。

中国模式的三大效应

中国道路、理论与制度尽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普遍性意义，体现在：

其一，还原世界多样性。针对“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说法，欧洲友人表示，幸亏有了欧盟模式和中国模式，否则这个世界真的太美国化了，因为其他国家模式要么太局限于该国或该地区，要么不算成功，能够产生世界效应的发展模式唯中欧而已。可见和欧盟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在还原世界多样性。

其二，启迪西方模式。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表示，中国的持续成功发展不仅解决中国问题，也为西方走出困境提供启示。中国模式是对五百年来“西方中心论”的扬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就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

其三，激励发展中国家模式。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曾说，中国从贫穷到自立、从贫穷到繁荣，实现着中国梦，走出了中国路。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解决中东地区的贫穷、失业、教育和科技落后等许多问题都有着极大的启示、激励作用。的确，中国模式的成功，正在激励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告别效仿西方的迷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近来，国际社会唱衰金砖国家，中国模式又无形中承载着证明新兴国家模式的时代重任，肩负着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

中国人推崇“知行合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模式不仅是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自信与自觉，也在鼓励更多的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最终实现现代化。

中国梦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模式赋予了深远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深刻的价值内涵。中国模式是中国梦的阶段性成就。中国模式及其背后蕴藏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精神，证明中国的成功绝非偶然或不可持续，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时代的必要性，以及现实的合理性。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逐步实现，中国模式不仅让中国成为中国，让西方成为西方，也在让世界成为世界。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贡献的重要内容，也是“四个自信”的软实力基础。尽管我们主观上不输出中国模式，但是客观上必须认识到中国模式是基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复兴、近代一百余年实现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和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实践所凝聚的发展经济与治国理政经验，肩负文明复兴的使命，正在对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产生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呈现越来越鲜明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