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毫无疑问，现代管理学科发端于西方，西方是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发源地。这种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以企业为基本管理单元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借助市场经济与技术革命这两大机制，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应用，深入地影响着世界各国企业管理的实践。时至今日，中国管理教育以及企业管理实践的基本架构依然建立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
在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企业管理总体水平较低、企业基础管理建设落后的大背景下，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传播与普及有助于中国企业迅速改变管理落后的现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在管理水平上的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系统地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以来，战略管理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基础管理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企业组织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日益受到重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管理手段已经为企业所关注，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有了质的飞跃。
管理学是最具实践性的科学，在运用西方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时，需要充分考虑我们的国情，不能全盘照搬，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的“水土不服”现象。原因很简单，企业管理体系的架构包括工具、制度、精神三个不同的层面，在技术、方法等工具层面实施“拿来主义”并不难，只要资金、人才有保证，收效往往非常明显；如果功夫到位，配套措施完善，制度层面的问题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西方成熟的办法来解决。但由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积淀，因此精神层面的问题很难靠全盘西化来解决。可见，全盘西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企业管理的全部问题，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有选择地接受，并且有创新地发展。
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不可能不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孕育了许多独特的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体现在国家社会治理、战争斗争策略、生产经营管理等诸多领域，无论在管理理论还是在管理实践方面，都积累了许多优秀的经验，在《老子》、《孙子兵法》、《论语》、《韩非子》、《史记》、《资治通鉴》等论著中都有很多关于管理的精辟论述。这些管理思想既在哲学层面对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又在操作层面对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管理思想展开系统的研究，提炼出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普遍性的管理规律，并结合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对中国管理思想进行有创新的发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已成为一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课题。
近20年来，许多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研究路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传统文化中的某一或某些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另一类则是致力于构建一个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运用的系统框架，“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和合管理”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刘刚同志的专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属于后一类，是致力于构建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企业运用框架的一次重要探索。
早在1983年召开的第一次企业管理现代化座谈会上，袁宝华同志就提出了“以我为主，博釆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十六字方针”，作为指导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与创新的指导思想，这一方针同样适用于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过程。刘刚同志的专著充分贯彻了袁宝华同志提出的“十六字方针”，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思想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本逻辑框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集修己（管理者的自我修养）、安人（队伍建设与管理）、谋攻（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与企业竞争）、定邦（企业社会责任）于一体的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运用的系统逻辑框架，可以更好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导企业管理的实践，并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从本质上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是管理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问题，这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植根于华夏大地，又以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构筑其管理架构的中国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结合得越到位，其管理绩效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提炼出的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企业运用框架必须有效地满足“双结合”的要求，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企业的实践。刘刚同志的专著无论在理论体系、语言范式方面，还是在内容构成、知识结构方面，都很好地实现了中与外、古与今的有效融合与创新。从理论体系来看，“修齐治平”思想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对接，确保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在逻辑框架上的有效衔接；从语言范式来看，该书用现代管理学语言来阐释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思想与方法，避免了语言范式不兼容的“两张皮”现象；从内容构成来看，该书包容了传统文化各学派有关管理问题的积极、适用思想，涉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学、战略管理、企业竞争、市场营销、企业社会责任等现代企业管理的主要领域，对相关管理思想展开论述的素材来源于古今中外的论著及实践，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知识结构来看，该书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主流的管理理论普遍不太关注的管理者自我管理问题，是对现有管理理论体系的有力补充，表现出很强的开放性。
据《论语·宪问》记载，子路曾经向孔子求教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君子。孔子给出了三个具有递进关系的答案，分别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既是本书所推崇的企业管理者的成长之路，也是每一位有责任感的管理理论研究者的理想和追求。
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主席团代主席、经济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