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多重逻辑》概要
（注：张成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方法
1.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成果的研究目的是基于多重视角获得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在理论层面推进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的理论前沿发展，在实践层面为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提供更丰富的经验依据。
本成果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货膨胀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和谐健康发展、货币政策有效施行的核心变量，更是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由于任何国家的宏观政策从制定、实施到对通货膨胀形成影响都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理解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对宏观政策制定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方法
经典理论与现实逻辑相结合：本成果在传统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价格形成机制的基本特征，提出从多个维度拓展传统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模型体系。
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在基本理论的构建中，既研究微观层面的定价机制，又分析宏观层面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与驱动机理问题。
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依托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价格学、时序分析及相关理论，既运用经济理论模型来概括现实发生的复杂情况，运用符合学术规范的语言刻画相关理论与事实的逻辑，又强调运用动态时序数据对设立的经济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修正。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1.主要内容
通货膨胀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和谐健康发展、货币政策有效施行的核心要素，更是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由于任何国家的宏观政策从制定、实施到对通货膨胀形成影响都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理解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对宏观政策制定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由此通货膨胀动态机制也逐渐成为宏观金融特别是现代货币政策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通胀率的水平都呈现出平稳走低的态势，但通货膨胀的惯性或者说持久性依然很高。例如，针对美国以及欧洲的一系列研究显示，美国及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通胀率仍然存在较高的持久性或者说惯性特征。针对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问题的研究表明，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标也同样存在着很高的持久性。根据定义，通胀持久性是指通货膨胀在受到随机扰动因素冲击后偏离其均衡状态的趋势所持续的时间。持续的时间越久，通胀持久性就越强，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就会越明显。
通货膨胀率动态走势的这些特点吸引了诸多经济学家和货币政策研究专家对其动态机制理论进行不断更新和完善。相关理论已经从早期的完全基于宏观视角建立的动态模型发展到新凯恩斯学派的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短期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最近20年来，中国许多优秀的货币政策问题专家对现阶段中国通胀率的动态机制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性也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和探索，但是已有研究主要以早期的传统宏观通货膨胀动态模式为理论基础，而对基于微观基础的现代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却鲜有研究，而且较少联系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变化的多种现实情况对这一理论进行拓展。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走势似乎显现出与西方主要国家类似的时序轨迹，即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后期的高物价波动之后，在最近的十几年内呈现出平稳较低的态势。但是，由于相当程度的通胀持久性依然存在，所以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治理成本并没有显著下降，货币政策决策部门对通货膨胀指标的动态走势依然非常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准确地刻画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已有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合理拓展、细致刻画和科学建模的研究方式，有利于推动相关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有鉴于此，本成果尝试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价格变化的动态轨迹及其背后隐含的经济运行特征，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进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以期形成理解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多重逻辑。
本成果对基于微观基础发展起来的宏观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框架进行梳理，明确其在现代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中的重要地位，并总结围绕该理论而展开的最新研究，为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提供研究基础。值得强调的是，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研究对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科学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货膨胀的动态演化特征涉及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测问题，也关系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治理与调控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局势风云变幻、世界经济格局快速盘整的形势下，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壮阔波澜与全球金融海啸的惊涛骇浪交汇到一起，将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通货膨胀形成机制问题的研究，已有文献大多是从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角度区分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进行分析，例如“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以及“混合型”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等等。虽然这些理论对理解一个国家特定时期价格变化的原因非常重要，但近年来的前沿研究表明，将影响通货膨胀的各种经济变量纳入动态联动的系统内进行分析，从动态视角研究价格变化的驱动因素，更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规律。虽然不同情况下的动态系统在表述形式上与传统的理论系统可能会有交叉和重叠，例如不同模型系统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名称可能相同，但由于动态机制的存在，使得通胀动态机制的经济含义比静态意义上的通胀理论更加丰富。
有鉴于此，本成果以动态分析为基本主线，通过13个不同视角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问题。归纳起来，这些视角包括通货膨胀周期论视角、价格指标的内部子成分传导视角、上中下游价格链条传导视角、行业潮涌视角、商品金融化视角、资产市场均衡论视角、货币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折中视角、通货膨胀的目标错配视角、预期推动视角、外生冲击与动态特征的结构性转变视角、开放环境下的流动过剩视角、汇率平价关系转变视角以及全球化视角。基于这些不同视角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极大地丰富了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的内涵，同时也扩大了调控通货膨胀的宏观决策视野。
基于以上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本成果形成了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多重逻辑：既有价格指标的自身内部循环驱动逻辑，又有不同价格指标彼此之间的动态互动逻辑；既有侧重现实中出现的资本轮动模式下的行业潮涌和商品金融化逻辑，又有从传统理论入手的货币驱动逻辑；既有本国封闭环境下的通胀目标错配问题研究，又有开放条件下的流动性过剩和全球化驱动逻辑。
如果对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多个逻辑进一步深入比较，可以发现不同逻辑彼此之间既存在分歧又存在一致性。多重逻辑的分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同逻辑的区别）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单向驱动与向量互动的逻辑分歧。所谓单向驱动逻辑，是指分析框架和分析思路集中于相关因素如何单向影响通货膨胀，而不考虑通货膨胀对各类驱动因素的反向作用。在这样的逻辑思路下，对应的分析框架是一维空间内的模型，如本成果的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这些章的分析框架都是以通货膨胀为因变量，以其他指标（无论是实体还是货币指标）为自变量，通过一维模型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进行分析。与单向驱动的逻辑不通，向量互动的分析逻辑则是考虑通货膨胀与其他相关变量可能存在双向互动机制。因此，本成果的第三章、第四章、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一章基于多维向量系统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既考察了相关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又考虑了通货膨胀的反向作用。
多重逻辑的第二点分歧是各章分析框架的大环境设定存在差别，即封闭环境与开放环境的分歧。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成果的第一章至第十一章属于封闭环境下的分析逻辑，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则属于开放环境下的分析思路。在封闭经济环境的设定下，暂时忽略国际性或全球性要素的影响。此时的分析框架内不考虑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变动以及全球化进程等要素对国内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影响。反过来，当我们将封闭环境改为开放环境时，上述要素则明确出现在分析框架或者模型设定内。那么，这两种逻辑对应的分析框架哪种更合理呢？事实上，两种分析逻辑都具有合理性，只不过侧重点有所区别，或者理解为国内外要素的权重在两种环境下的设定不同，而各自分析结果为人们理解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提供了不同的信息。而且，即使没有明确设定开放环境，部分基于封闭环境下的分析框架也在分析过程中考虑了汇率等因素可能对分析结果带来的敏感性影响。
虽然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多重逻辑存在以上两点分歧或者说区别，但只是分析框架的设定角度存在差异，彼此之间并非排他关系。事实上，多重逻辑彼此之间的一致性才是引领本成果的主线。多重逻辑的一致性在于分析框架的动态性、通货膨胀的内生性和基本理论的一致性。
首先，不同逻辑的分析框架都表现为动态特征，即所有模型设定中都含有通货膨胀的滞后项。通过纳入通货膨胀滞后项，各个分析逻辑中都认同通货膨胀的持久性特征。所谓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也可以称为通货膨胀的黏性或者惯性，是指通货膨胀在受到随机扰动因素冲击后偏离其均衡状态的趋势所持续的时间。持续的时间越久，通胀持久性就越强，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就会越明显。因此，通货膨胀持久性水平的高低，客观地决定了通货膨胀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已有研究（如Fuhrer，1995）还表明，在通胀持久性很高的时期，当通胀率受到冲击偏离央行的预期目标之后，其返回到预期水平一般需要几个季度甚至几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效果必然存在着极大的滞后效应。反之，如果通货膨胀的持久性较弱，那么货币政策的滞后效果就会相对减小。因此，在分析货币政策效果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准确反映通胀持久性的真实特征，很可能会给出失当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建议。
本成果之所以在不同的分析逻辑框架下都承认通货膨胀模型设立的动态性，主要是考虑现实中通货膨胀存在着较高的持久性特征。根据定义，通胀持久性水平可以通过通胀率时序变量的自相关函数（ACF）来反映。我们通过计算中国主要的通货膨胀指标对应的自相关函数可以发现，中国通胀指标的自相关函数无一例外地缓慢趋近于零点水平，并且一般都要经过一年以上（大于4个滞后期）的时间才慢慢减弱到零。与具有中等水平持久性指标的仿真数据的自相关函数相比，我国通胀率的自相关函数趋零的态势都明显慢于持久性系数为0.5的仿真数据的自相关函数。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标在受到一个随机冲击（如一个抑制通胀的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偏离预期的水平后返回预期值所用的时间要超过1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都应该建立在动态模型的基础上。
多重逻辑的第二个一致性是通货膨胀的内生性。无论是单变量模型还是多变量向量模型，无论是封闭环境还是开放环境下，均以通货膨胀的内生性为前提。对于单向模型系统，通货膨胀变量一般均为因变量，因此其内生性特征显而易见。对于向量模型系统，通货膨胀的内生性也比较直观，因为在考察各变量的动态互动过程中，已经设定了通货膨胀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机制。因此，本成果的所有分析逻辑，对于通货膨胀的内生性认识是一致的。
多重逻辑的第三个一致性是基本理论的一致性。所谓基本理论的一致性，是指分析框架主要是基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别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动态模型。即使是基于货币主义理论框架的现实分析，也首先厘清其与新凯恩斯理论的内在逻辑联系，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因此，基于微观基础的宏观理论框架是贯穿本成果多重逻辑间的重要主线。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本成果并未在微观基础层面进行深入分析，主要内容仍然集中于宏观分析。未来的研究需要在微观层面进行更多的深入探索。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走向“新常态”，人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若干典型事实：一是货币和金融两层次的“流动性过剩”。在货币领域，似乎各方对M2/GDP的持续高企已经不再具备往日的分析兴趣；在银行领域，相对高的差额准备金率无疑意味着金融体系并不缺乏流动性。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日益微妙，经济金融化格局正在加速形成。无论是价格型还是数量型工具，货币当局在金融根据自身风险与收益权衡所做出的资源配置抉择上最多具有“间接”影响力，即使如发达经济体通过QE所实现的长端利率降低，由此引致的研发热潮亦是建立在前一轮资产价格崩溃的基础上，否则很难说是否仍然会再度形成金融资源脱离实体追逐资产的局面。这或许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学说的现实体现，不过更可能是本成果第六章探讨的经济金融化格局的必然特征。三是货币政策框架和工具改革的顺序并非如教科书所说的那样亦步亦趋、有条不紊。至少我们观察到的并非“一价定理”：随着人民币贸易结算放开，人民币逐步走向境外，境内外形成了两种利率水平，升值前景和更高的无风险收益率正在推动本币成为国际货币；反过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及由此形成的外汇占款将很可能不再是今后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形式。与此同时，各国普遍实施的“利率走廊”显然仍然是具有价格平准性质的政策行为。
以上典型事实说明，所有基于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理论假说都无法构成解释中国问题的理论基石。同样，基于均衡论的传统宏观分析框架可能过于僵化，难以捕捉现实中微观个体的行为逻辑。因此，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能需要更加关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宏观决策到底在跟谁打交道？而由此形成的基本分析范式则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宏观决策机制。
总之，本成果从不同逻辑视角研究了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思路与启示。归纳来看，本成果的内容共分为十五章，循序渐进地从通货膨胀周期论、价格指标的内部子成分传导机制、价格指标链条传导机制、资本轮动与行业潮涌下的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等13个不同视角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进行分层和深入地探索性研究，综合起来形成理解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多重逻辑。最后，本成果在第十五章对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多重逻辑的分歧与一致进行了归纳性评述。
2.重要观点
（1）中国上中下游价格指数通胀率之间存在稳定的动态驱动关系，上中游价格对下游价格具有显著的动态传导效应，而下游价格只对中游价格存在反向传导效果，与上游价格之间不具有双向传递性。
（2）中国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模型可以从资本轮动下的行业潮涌视角构建。在竞争性均衡基础上，可以将国民经济行业划分为真实资本品行业与一般消费品行业，并将行业潮涌要素引入两部门均衡模型，最终可以获得行业潮涌模式下的通货膨胀驱动机制理论模型。
（3）内生性货币供应机制下的货币主义理论模型，本质上与新凯恩斯现代宏观模型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框架可以推导出相同形式的动态模型系统，用以涵盖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之间的联动机制。
（4）评估国内通货膨胀动态走势、选择防范通胀政策的制定时机以及实施力度，亟须将GDP平减指数通胀率指标纳入到决策信息库中。CPI反映的只是消费品的价格涨跌情况，并不能完全涵盖房地产等更广泛领域的价格变化情况，因此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能仅以CPI的变化来判断总体通货膨胀的走势，更要关注GDP平减指数通胀率的动态变化情况。
（5）要实现通货膨胀有效管理的理想效果，除了需要正确认识当前的通胀目标错配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做好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建设全面科学的经济预测系统，在宏观政策分析框架中更多地引入科学分析机制等。在预测系统建立的实际工作中，广义价格指标的统计核算、货币驱动下的价格传导机制以及我国上中下游价格的动态传导规律等，为预测总体价格的动态走势提供了有益的信息渠道。
（6）媒体舆论对公众预期具有显著正向驱动效应，媒体对于通货膨胀等相关内容的报道越多，公众对未来通胀率上升的预期就会越强烈。而公众预期对现实通胀率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通货膨胀的调控工作需要关注媒体舆论导向。
（7）现代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的构建，需要纳入全球化要素。加入全球化要素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模型为传统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
（8）基于微观定价机制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模型，在动态机制的丰富程度上存在改进空间，以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理论为基础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模型需要在动态机制设计上进行扩展，从而能够更好地捕捉通胀持久性特征。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已有研究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深入研究，但是研究视角仍然多局限于传统的需求端模型，即使近年来的研究在理论模型的微观机制方面有了一定进展，但微观机制本质上仍然停留在企业的定价决策方面，而对宏观层面的经济格局以及全球化进程等要素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通货膨胀动态路径的演进，还蕴含了大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典型事实，诸如中国经济转型前后的结构性变化、内部动因与外生冲击并存、行业潮涌和商品金融化对通胀动态机制的影响等。因此，基于既有理论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进行拓展研究，基于上述多个维度获得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多重逻辑，是本成果的主要创新所在。
基于本成果的政策建议，收录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成果要报》，上报到有关政策制定部门，作为宏观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基于成果的转化内容还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转载。另外，关于我国上中下游价格传导机制的研究成果，获得中国价格研究领域最高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2014年第六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