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概要
（注：高华平，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方法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具体来说，即是以“楚国诸子学”的视角，研究先秦诸子学，或者说通过考察先秦各诸子学派思想在楚地的传播、接受、发展和演变，创新先秦诸子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发现中国先秦学术思想某些新的特点和规律，覆盖先秦诸子研究领域的某些学术盲点，填补我国学术界先秦诸子学研究中关于“区域诸子学”的一项研究空白，为学术界研究先秦哲学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思想探索出某些新的经验，是本成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在本成果的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即一方面，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需要借哲学思想中逻辑概念自身的发展规律，以认识先秦诸子学及楚国诸子学的某些发展特点。由于楚国诸子学是远离今天的先秦思想材料，故本成果的研究十分注意依据历史材料的固有特点来展开。同时，将出土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传统研究方法，以及文、史、哲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都是本成果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重要研究方法。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在本成果的各章节中，对先秦诸子“九流十家”（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农、杂、小说）的思想特点及流变和楚国诸子学的思想特点及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通过这些分析和研究，不仅可以看到先秦诸子的思想及演变具有某些与刘《略》班《志》所概括的不同的思想特点，也可以发现它某些不为前代学者所知的历史特点，呈现出中国学术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幅关于先秦区域诸子学——楚国诸子学的历史画卷。先秦时期的“诸子”概念其实只代表了官职或爵位，“百家”才是当时众多学术流派的名称。先秦儒家孔子的哲学思想实以“游楚”为界存在前后期的差别，儒家思想在楚国的传播明显带有楚文化的特征。先秦道家至少存在三个不同发展演变时期，楚国道家的老子、庚桑楚、蜎渊、庄子、环渊、詹何、鹖冠子等，就是先秦道家不同时期在楚国的代表。先秦墨家在三个不同时期演变出的不同墨学就是“三墨”，楚国亲承墨子说教的鲁阳文君等人、死于楚国阳城君之难的墨者孟胜及其弟子、《庄子·天下》篇中的“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即是楚国不同时期墨学的代表。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即是先秦法家的“开山祖”，由楚到秦的李斯则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者。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乃是先秦名家思想的真正源头，惠施、宋钘与楚国墨家的“辩者相乐”，则是标志先秦名家学术发展的高潮。先秦阴阳家与诸子百家思想都有一定的联系，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应是结合了儒家思孟的“五行说”后阴阳家学说的流变。先秦纵横家思想与楚国道家思想有一定的关系，但其纵横“权变之术”却与楚国的道家思想存在根本冲突。先秦农家思想反映了楚人继承的原始社会“君臣并耕”的遗风，故先秦农家思想主要兴盛于楚国。先秦杂家思想应该源于楚国，但楚国并没有真正的杂家思想家。先秦的“小说家”与其他诸子学派主要是在传播“经义”或“大道”的形式上存在差异，楚国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现存“小说”最多的地域。因此本成果认为，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的研究实际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同时即包含了对楚国诸子学的研究；而对楚国诸子学的研究，则是对先秦诸子研究的具体化和深化。
在“绪论”部分，通过对现存先秦文献的广泛考索，发现先秦实只有“百家”而无“诸子”概念。“诸子”概念起自汉代的刘《略》班《志》。而且，刘《略》班《志》中《诸子略》之“九流十家”，虽也具有一定哲学思想史的意义，但更主要的却只是一种目录学的意义，或至多可以说，它同时具有哲学与目录学的双重含义。这就为此后之“诸子”逐渐流为纯目录学概念奠定了基础。“楚国诸子学”可以说是先秦诸子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既可以说是先秦诸子学在楚国传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楚国接受、吸收和发展改造先秦诸子学的历史。虽然近年楚地陆续出土了不少先秦文献，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研究先秦诸子特别是楚国诸子学之文献不足的现状，这也是迄今为止这一领域基本属于学术空白的原因。故今天我们研究先秦诸子和楚国诸子学，在研究方法上仍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在“先秦儒家与楚国学术”一章，主要呈现儒家与楚国发生关系，应始于孔子南游楚国。虽然从传世文献中找不到孔子曾经到过楚国腹地的确切记载，但孔子曾长期滞留于当时已为楚国附庸的陈、蔡之地，而且孔子的天命观、《易》学思想、仁学思想及对道家的态度都曾因这一经历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孔子之后，“七十子”及其后学，特别是其中的馯臂子弓、吴起、陈良、荀卿等都曾在楚地传播儒家学说，为楚国儒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楚地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这些出土的文献资料，可更清晰地描绘出先秦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六经”之学在楚地传承的历史面貌——当时楚地传播的《易》学应该确属馯臂子弓这一派所传承的、与孔子所定《周易》略有变化的《易》学；楚国人所传习的《诗经》，多数可能并非完全同于孔子所删定的《诗三百》，它的来源和其中的《诗》学思想也并非与孔子完全相同；《尚书》之学在楚国虽有传播，但详情不明；《礼》经文献则几乎没有出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上博简作《性情论》）前半的“乐论”，其根本思想与《礼记·乐记》相一致；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中有很多《春秋》性质的史料，与《汉志》“春秋”类中的《铎氏微》十分相似，可见《春秋经》在楚地的传播轨迹。这些充分说明了先秦楚国儒学的发展具有不同于中原文化的鲜明的地域特色。
在“楚国道家思想的发展”一章，通过对老子、庄子、环渊、詹何、鹖冠子等先秦不同历史时期楚国道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发现先秦道家的发展实存在以老庄为代表的南方道家、以杨朱为代表的新道家和以《管子》为代表的稷下黄老道家三派。南方道家形成于老聃，兴盛于庄周，战国中期已呈现式微趋势，故楚人环渊、詹何等人分别至中原和稷下学习杨朱哲学和稷下黄老道家。战国后期楚国道家的代表则是楚人鹖冠子其人其书。老、庄的籍贯虽在陈、宋之地，但其思想却具鲜明的楚文化属性，因而确属楚学无疑；环渊是游学稷下的楚国道家学者，新出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一篇，应该即是史书上所说环渊所著“上、下篇”；詹何及其思想则有明显杨朱学的思想特点；鹖冠子其人其书则反映出战国后期楚国道家思想中的“杂家”痕迹。对环渊、詹何、鹖冠子等被历史尘封的楚国道家人物及其思想进行深入考辨，可解决某些先秦诸子学的疑难问题，填补先秦道家思想研究的个别空白。
在“‘三墨’学说与楚国墨学”一章，通过细致考察先秦墨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先秦墨家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所谓“三墨”，在不同历史时期只有不同的墨学。墨子时代、庄子时代和韩非子时代，墨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时代特点，这就是所谓“三墨”。同样，不同时期的墨学在楚国的传播，也存在不同的特点。墨子本人曾多次至楚，楚国第一代墨者应是亲承墨子说教的鲁阳文君等人，第二代为死于楚国阳城君之难的墨者孟胜及其弟子，第三代则为《庄子·天下》篇所谓“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楚国第一代墨者并无什么独立的思想建树；楚国第二代墨者的思想特点是宣传和实践墨子之“义”；楚国第三代墨者的思想特点，也可用《庄子·天下》篇中“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诸语加以概括。先秦时期的楚国，可谓“东方之墨”和“秦之墨”的交融点，为中国墨学的发展和交流起着重要的融合管道作用。
在“先秦法家的历史发展与楚国法家的思想脉络”一章，通过对先秦法家的创始人及先秦法家思想特点、法家的形成历史及吴起其人的思想特征、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可以发现，先秦法家实是战国时期一个源于孔门儒家的诸子学派。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一文中所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即是法家根本的思想特点；先秦法家的真正“开山祖”是楚悼王时期在楚国率先实行“变法”的吴起。吴起其人受业于儒家的曾参、子夏，但他发展了其中的“法治”思想，他在楚国实现的“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最能反映其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吴起之后，楚国法家思想的发展不绝如缕，最后由任秦丞相的楚人李斯做了思想总结。李斯的法家思想吸收了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之学，但更多源于慎到的“势”论；而李斯对慎到“势”论的接受应该是以荀子为中介的。可以说，商鞅以后六国再无纯粹之法家。
在“先秦名家及楚国的名辩思潮”一章，本成果对汉代以来学者关于名家的各种成说进行了全面清理。结论是，作为先秦诸子学派之一的名家，是兴盛于战国中后期的一个学术流派，其思想特点是所谓“苛察缴绕”和“专决于名”，即要求循名责实，或者说强调以名学或逻辑学的方法来观察和处理事物；但名家过于纠缠于“名”，只精严于事物的概念而忽视了事物之“实”，故有“使人俭而善失真”之弊。先秦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应是倪（兒）说、田巴、桓团、公孙龙等一班诸侯的“清客”，而邓析、惠施、宋钘、尹文等则因为他们多是当时最活跃的政治活动人物而不在其列。名家学派的思想主张除了“坚白离、合异同”等名学命题之外，还持有“非六王、罪五伯（霸）”之论。楚国的名辩思潮虽然可远溯于老子，但真正的兴盛，应在宋钘、惠施游楚之后；除了“南方之墨者”的名辩“相应”之外，在屈原、宋玉的辞赋中也可见名家学说的影响；而荀子的由稷下至楚，则从儒家的立场对楚国和整个先秦的名辩思潮做出了批判性的总结。
在“阴阳家学说及其在楚国的传播”一章，通过对阴阳家发展演变历史的全面考察，可以发现阴阳家不仅与《兵书略》中的“兵阴阳”、《数术略》中的“五行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儒家的“顺阴阳，助教化”、道家老庄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墨家的“顺四时而行”、农家和法家的“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等思想，都具有一些相同点或相通之处。竹帛《五行篇》的出土，使人们终于明白了儒家思孟的“五行说”乃指仁、义、礼、智、圣五个德目，而非金、土、水、火、土“五材”；但思孟“五行说”的提出，则应该是受《尚书·洪范》自然“五行说”（即“五材”说）影响的结果。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不仅有以五行相生为理论基础的四时教令思想，同时也应该包括礼仪制度方面的内容，甚至还应该包含对仁、义、礼、智、圣等道德德目的论述。这是阴阳五行家与儒家既有联系又存在根本差别的地方。由《尚书·洪范》的自然“五行说”，到思孟的道德“五行说”，正反映了战国阴阳家学说发展演变的历程。阴阳家学说的兴起与楚人也密切相关，阴阳观念可能产生于楚人的枚卜，从老庄到屈原作品中皆有阴阳家思想的痕迹，都证明了这一点。但由楚地近年新出土的文献来看，战国时期楚国的学界似乎对属于儒家思孟的“五行说”怀有更大的热情，而民间则对阴阳数术颇感兴趣。
在“纵横家及其与楚国的关系”一章，本成果认为，纵横家的源头应追溯至鬼谷先生，而鬼谷先生的活动地点与楚国、秦晋及齐国均密切相关，其形成与楚国的老庄道家、三晋的法家权变思想以及齐国的稷下黄老思想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纵横家的学术思想性很弱，其行为之最大的特点是“用术”。所谓“术”，指纵横家擅长于“权变”。其手段一是威胁，二是利诱，三是欺诈。“三晋多权变之士”，说明纵横家多起于三晋。但由于楚国是战国时举足轻重的大国，纵横家不论“合纵”还是“连横”，都必然离不开楚国。所以楚国虽没有出现真正本土的纵横家，但却是战国纵横家重要的活动舞台。当时最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都曾频繁出入楚国，进行过穿梭外交。楚国虽未产生真正本土的纵横家，但却是战国纵横家重要的活动舞台，其深层原因应该在于楚国固有的道家文化中反对智巧诈伪、提倡清静无为和“不争”的文化品性。
在“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一章，本成果提出，农家学说虽然与墨、道、法各家思想有相近之处，也与儒家“劝农桑，以足衣食”和阴阳家“敬顺昊天”“敬授民时”的思想主张有相同点，但这并不能否定农家是先秦时期一个源远流长、有着自己学术思想的独立的学术派别。农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一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力倡耕织；二是有关农田耕作之法和如何调剂丰歉（农业保障制度）；三是主张“君臣并耕”。农家的这一基本思想，实际乃是原始农业社会部落首领与全体氏族成员共同劳动的遗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学术下落民间，原始“君臣并耕”的遗风和“耕籍田”“祀先农”的礼仪主要为原居于楚地的神农氏后代所传承，故先秦的农家学说主要形成、传播和兴盛于神农氏后代所居的楚地。先秦农家的先驱者可追溯于春秋末期的楚人长沮、桀溺、荷丈人等“隐士”，战国中期的楚人许行、陈相师徒的学术和社会实践活动，则代表着先秦农家学派发展进入到了其鼎盛期。
在“先秦杂家思想及其与楚国的关系”一章，通过全面深入地考察先秦杂家源头和历史演变，本成果提出先秦杂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并不是兼采“百家”却“漫羡而无所归心”，而在它同时以儒家道家或其他两种以上的学派为主导而整合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理路。先秦杂家与黄老学派不同。黄老道家是要把“阴阳之大顺”“儒墨之善”和“名法之要”最后统一到“大道之要”上来，故属道家；杂家则要同时以两家或两家以上的思想来统合诸子百家。先秦杂家应兴起于仕秦的楚人甘茂师事的下蔡史举先生之“学百家之术”，从一开始即与楚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吕不韦的杂家思想亦应传自楚国下蔡的史举先生。《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杂家类”著作，有不少就属于楚人的著作；楚国著名诗人屈原的诗篇和春申君黄歇的思想中，也都有着杂家的重要影响。儒家的荀子既曾被春申君黄歇任用为兰陵令，却又曾被听信说客说辞的黄歇疏远而“去之赵”，这正可说明黄歇的思想与荀卿的思想有同有异。
在“先秦的小说家与楚国的小说”一章，本成果先通过考察先秦诸子之一的小说家，明确了先秦时期“小说”概念的内涵；然后对楚国“小说家”之“小说”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特点进行深入探讨。本成果认为，先秦的“小说”，乃是与“经说”或“大说”相对的一个概念。从价值评判的角度来看，它是不解说“经义”的“小道”和“小知（智）”；从形式上看，它不同于那种“琢之盘盂，镂之金石”，或“加笔墨之迹”“书之竹帛”的“经说”或“大说”，而是属于民间口头传播的、篇制短小的“说”。由此可见，“小说家”并不是从学术思想上对先秦诸子学术流派的划分，而只是侧重于学术思想传播形式上的一个定义。先秦楚国的“墨辩”学者曾最早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对“小说”的形式特点进行了理论探讨，凸显了“小说”之非“经说”或“大说”那种民间口耳传闻的特点。现存于《韩非子》《说林》上下、《内外储说》和刘向《说苑》中有关楚人的“说”，就是先秦楚国的小说，它们体现了先秦楚国小说的多言楚人楚事、题材内容广泛和反映出楚国民间特有的价值观念等特点和成就。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成果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一是本成果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本成果力求把对先秦诸子各个学派思想及其在楚国传播、发展和演变的研究，皆集约化为若干个学术专题问题的讨论，这样就既使整个研究的内容相对集中，也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力度。如本成果对先秦儒家及其与楚国学术关系的研究，就将其提炼成“孔子与楚国”“七十子及其后学与楚国”“楚地出土简帛与儒家思想的传播”等几个基本问题，围绕这几个问题开展；对先秦道家及楚国道家思想的研究，也并不是重复以往学术界对道家面面俱到或对道家老庄叠床架屋式的研究，而是从中选取“老庄的楚文化属性”和环渊、詹何、鹖冠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研究等几个学术界长期不够重视或存在争议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在学术问题的专题性探讨中展开对先秦道家的深入研究；对先秦墨家及楚国墨学的研究，又将其归约为“‘三墨’的形成及其特点”“墨学在楚地的传播与楚国的墨家学者”“楚国墨学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地位”三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对先秦法家思想及其在楚国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则重点针对吴起法家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楚国法家思想的演变与历史地位等几个学术疑难问题展开；等等。通过这种以学术问题的探讨为中心的研究，使本成果的研究显得既全面而丰富，又突出了研究重点，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力度。
二是学术观点的创新。本成果认为必须寻找地域文化这个新的切入点，才能真正全面、深入和准确地认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及其传播的时代特点。如通过考察儒家孔子及其后学在楚地的学术活动，认识先秦儒家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的具体影响；道家除老庄之外，还有北方杨朱道家和齐国稷下道家，以环渊、詹何为代表的楚道家的“游学”经历反映了道家思想的历史演变和南北道家的思想交融；吴起由魏至楚的变法，反映了起于“三晋”的先秦法家，其思想和学派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由吕不韦的学术渊源可以看出，先秦杂家的最根本的特点并不是其“杂”——“漫羡而无所归心”，而在其同时以儒道或其他两家以上的思想为主导而整合先秦诸子百家的理路；先秦农家思想的源头其实是原始社会部落首领与民众共同劳动——“君臣并耕”及后来“耕籍田”“祀先农”的礼仪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学术下落民间时期的遗风，这一遗风此时主要为原居于楚地的神农氏后代所传承，故先秦的农家学说主要形成、传播和兴盛于神农氏后代所居的楚地；先秦的“小说家”主要并不是从学术思想上对诸子学术流派的划分，而只是侧重于学术思想传播形式上的一个定义，故先秦的“小说”乃是与“经说”或“大说”相对的一个概念，楚国“小说”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等等。因此，可以说，本成果完全改变了以往学术界对先秦诸子的看法，认为由楚国这个地域文化窗口所看到的先秦诸子学，乃是一个真正全面、丰富和动态的先秦诸子学。或者说，中国先秦时期只存在具体的先秦诸子学，并无抽象的先秦诸子学；楚国诸子学就是它的一个典型个案。
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成果成功实现了先秦诸子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结合：（1）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与统一。凡是有历史文献依据的，皆详加考索，力争做到巨细无遗；凡历史文献不足的环节，必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上加以严密推论，以期使二者互相补充，圆满无间。（2）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既力求将传世文献网罗殆尽，又充分利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以使二者互相补充。（3）文、史、哲的结合。如在讨论儒家经典在楚国的传播时，既对文学性较强的《诗》有较充分的研究，也对史学性较强的《春秋》和哲学性较强的《周易》有较深入的探讨；对道家詹何等人的研究，借助对历史文献的细致入微的考辨，把哲学思想的演变与历史文献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楚国名辩思潮的研究中，首次发掘出楚辞作家屈原、宋玉诗赋中的名辩因素。另外，从《墨经》中考察到先秦诸子对“小说”形式的理论贡献，也是使用文、史、哲结合的方法。
本成果的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和效益主要在于：一是为先秦诸子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在本课题立项之后，近年先后有“楚国黄老学研究”与“楚国易学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起到了示范作用。相信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以某一地域诸子学或思想史为研究对象的选题出现。二是将大大促进楚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楚学”研究中原来只有“楚文化史”和“楚国哲学思想史”研究，楚国诸子学既丰富了“楚国思想文化”研究的内涵，填补了“楚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也为“楚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本成果的大部分内容，先后以论文形式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史哲》、《文学遗产》、《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江汉论坛》、《中州学刊》、《船山学刊》、《华中学术》、《诸子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其中《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13年第10期全文转载；《“三墨”学说与楚国墨学》一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3年第6期摘约3000字、《新华文摘》2014年第3期论点摘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14年第1期全文转载；《杂家思想及其与楚国的关系》一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3期摘约3000字；《论先秦法家及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14年第3期全文转载，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