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贫困理论的发展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贫困问题的人。[1]他从人口规律出发，论证了贫困产生的原因，认为贫困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口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2]在马尔萨斯看来，这种人口规律是自然规律，因而贫困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社会改革都是徒劳的。可见，马尔萨斯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1943年，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罗森斯坦·罗丹在考察了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之后，写了《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提出了大推动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利用国内外资本，对国民经济中相互补充的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平均增长，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同时，他还指出投资应集中于基础工业和公共设施上，并强调了政府在大推动过程中的作用。[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殖民体系开始土崩瓦解，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陆续成为独立国家，寻求自身的发展，在各自的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和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各种发展理论相继问世，到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学科——发展经济学。真正对贫困问题的大规模研究也开始于此。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郎索瓦·佩鲁基于经济规律和不发达地区资源稀缺状况首次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4]
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在他于1953年发表的著作《不发达国家资本的形成》中探讨了贫困的根源。他指出不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低，储蓄水平低，从而形成资本不足，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而形成低产出，进而造成低收入，即“低收入—低资本形成—低收入”的恶性循环。[5]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随后，纳尔逊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从人口增长率与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收入提高问题[6]，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投资，使投资和产出超过人口增长，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在他们的基础上，莱宾斯坦提出了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必须首先保证足够高的投资率，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水平即“临界最小努力”，没有这个最小努力就难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摆脱贫困落后的困境。[7]上述三人都强调资本在贫困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的反贫困对策都强调资本形成。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资本只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主张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教育等多方面的改革，使收入平等，由此增加穷人的消费，提高人均收入，这样就从低收入的循环积累中解脱，进入良性循环积累过程。他基于十余年对南亚贫困国家的具体考察得出结论：单一的反贫困战略不可能消除贫困，只有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层次构建一套综合的反贫困战略才能消除贫困；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事实上普遍存在的“三农”问题，贫困也不可能消除。[8]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得到迅速发展，对贫困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人力资本视角。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舒尔茨在其《论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指出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资本仅指物质资本的概念过于狭窄，不符合实际，认为资本还应该包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质是指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技能、健康、劳动熟练程度等，量是指劳动力的数量。他认为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最关键。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9]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构建了能力贫困理论。在森看来，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低收入是导致贫困人口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10]森的能力贫困理论给出的反贫困对策在于重构和提高个人能力，他认为更好的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能够直接提高生活的质量，而且还可以提高一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使其免于收入贫困。[11]在此后的研究中，森逐渐地将社会排斥概念引入贫困分析中，这极大地扩展了贫困分析的视野。
普雷维什和萨米尔提出的依附论与以上理论截然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先后拥有独立主权，但是它们在经济上依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依附论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将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看成是由外部力量制约的，是其他较强大的国家在统治着不发达国家。
事实上，贫困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消除贫困的对策也应该是多样的，各国的扶贫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
国外学者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多角度研究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贫困形成机理与识别及反贫困战略方面。具代表性的有：缪尔达尔的“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循环积累的结果。他主张应进行结构性或制度性的改革，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使收入平等。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存在若干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其中主要是“贫困恶性循环”起重要作用。资本形成是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应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同时作用，进入良性循环；促进资本形成必须大规模增加储蓄，扩大投资，各行业产生相互需求，扩大市场容量。罗丹的“大推动理论”提出，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平均增长，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是通过对增长极的重点投资和“极化效应”产生外部经济，带动整个地区所有产业的发展，使贫困地区受益，从而走出贫困。舒尔茨的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战略模型，使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从外部环境转移到人的自身上去找原因，认为必须从建立适当的制度、供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和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阿玛蒂亚·森则认为贫困是对基本能力的剥夺，是缺少各种经济机会以及交换权利的结果。速水佑次郎则将文化、制度、技术因素引入了贫困的范畴，提出诱致变革模式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还有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赫希曼的依附理论等。
关于扶贫途径方面的研究很多，Mendola认为要重视农业技术在扶贫政策中的作用。关键不仅仅是技术本身，还要将贫困问题纳入农业研究的优先事项。Gounder等研究发现不同收入的家庭都能通过正规教育习得的额外技能获益，初等教育是使人们脱贫的首要阶段，教育还有助于人们获得健康保障和好的住宅环境。Herman等认为提高持续职业培训的参与度有助于劳动力质的转变，使劳动力能适应新的需求。政府应完善职业培训和规划的相关信息的传播机制。Boukhatem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于消减贫困有直接的作用。金融的发展为穷人获得各种资金来源拓宽途径，使交易更便利，为积累资产和平缓消费提供可能。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重点是农村贫困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的大规模扶贫计划，研究着重对贫困形成的原因、机理、贫困地区的类型、贫困与经济增长、贫困与收入分配、扶贫政策、贫困标准的识别和划分、扶贫的治理结构等进行了探讨。理论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区域性贫困陷阱理论”与“阶层性贫困陷阱理论”、“富饶的贫困理论”、“贫困与经济增长理论”、“知识贫困理论”；方法上，有“市场化路径选择”“制度创新”“制度固化与技术停滞”等。扶贫模式方面，有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国际合作扶贫等。近期的创新性扶贫模式有整村推进模式、产业化扶贫模式、劳动力转移模式、科技扶贫模式、文化扶贫模式、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等相关研究。还有对扶贫成效的研究，扶贫模式的绩效评估以及评估原则、标准和体系的研究。最新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五个坚持”精准扶贫理论，内涵更丰富，操作性更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我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
关于少数民族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与总体相关研究差别不大，也大多在贫困致因、扶贫成效以及减贫对策等方面，有的从收入和消费来判断，有的从贫困地区的区域环境制约、生产力落后、资源开发不合理、市场发育不全、人口素质低下等方面来分析。关于反贫困模式，有的倾向于采取救济式扶贫模式，认为常年救济能使贫困人口享有一种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水平。有的学者倾向于以项目为主的开发式扶贫，重点探讨项目的选择、项目资金的分配、资源的开发利用、贫困人口对于项目的参与性以及区域性贫困与贫困人口的关系等。而在经济领域以外对于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则比较少，有学者关注到了制度因素、人口素质等。深度贫困和民族散杂居地区的精准脱贫实证研究还未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把现实问题一件件解决，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总书记为中国的扶贫攻坚指出了非常具体的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