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冰山一角”的背后

如果将观察的视野扩展到移民与市政腐败之外，人们就不难发现，外来移民在镀金时代美国政治腐败中的作用不过是“冰山一角”。从纵向看，早在美国建国之前，政治选举中的腐败问题就已存在。一些殖民地的官员会在选举前临时购买一些“自由土地”挂在无地居民的名下，投票结束后，再将土地回拨给原来的主人。“这种购买选票的形式，在弗吉尼亚、新泽西、纽约、罗得岛和康涅狄格都十分常见。”在美国建国后到美国内战前，虽然各州在立法上不断加强对选举的监督，但腐败与欺诈现象一直没有消失。

例如，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轰动全美的腐败案是纽约塔姆尼协会的威廉·特威德。他在选举中的惯用伎俩有三个：第一是通过“批发”方式完成对移民归化申请的审批，然后将被归化者的名单纳入自己的票仓。第二是利用政治流氓团伙，恐吓反对者。第三是安排“流动选民”，在几个投票站之间车轮式地反复投票。^[11]1865年特威德当上纽约的市政老板后，将自己的前任、纽约市市长约翰·霍夫曼送上纽约州州长的宝座，指挥民主党人在1868年选举中拿下纽约州议会。该议会开始后，颁布了纽约市新的特许状，“他通过将纽约大都市的财权完全放给一个由他自己掌握的拨款委员会，将纽约市纳入自己的囊中”。由于他控制了纽约市市长、纽约州州长、法官以及纽约州议会多名议员，其背后的支持者，既有华尔街的银行老板，也有伊利运河的总裁，还有铁路公司的掌门人，形成了政治权力与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家的有机联合。在这种背景下，特威德纵横捭阖，为所欲为，在任期间疯狂敛财。1865～1871年，特威德帮通过贪污公款、发行公债和公开掠夺等方式，非法所得累计达2亿美元。^[12]

在内战后20多年间的联邦层面，出现了当时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腐败。例如，在1868年总统选举期间，共和党人的“欺诈行为无处不在”。美国税务总署官员在纽约用200美元的代价，要求选区负责人在投票箱中造假，至少要胜出对手100张选票。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实际注册选民不到1.3万人，最后的实际选票却超出选民人数的3.4倍。^[13]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尤利塞斯·格兰特获胜担任总统期间，他因“重用那些能经商的人，而非那些有思想头脑的人”，深深地陷入“诡计多端的政治家及其商业盟友的阴谋之中”，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内“商业和政治实现了有害的结合。”当然，在格兰特政府中，影响更大的腐败案是威斯忌酒帮（Whiskey Ring）。在该案件中，美国内政部在华盛顿市和圣路易斯市的几名官员1871～1874年从圣路易斯市运送出来的威斯忌酒，只缴纳了1/3的税金，联邦政府因此损失了300多万美元的收入。^[14]

格兰特总统任职期间的腐败问题使共和党在美国内战中赢得的声誉颜面扫地，从而为内战中元气大伤的民主党人东山再起提供了契机，后者在187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与共和党人胜负难分，在选情胶着的状态下，最后只能由国会参议院投票表决。虽然共和党人拉瑟福德·海斯最后胜出，但在民主党人的坚持下，共和党不得不以提前结束内战重建、撤走驻扎在南部的联邦军队为代价实现和解。正是共和党的妥协，造成内战后南部重建半途而废。所以，1876年选举被称为“十多年来选举腐败积累的结果，两党都认为对方在处心积虑地偷盗对方的选票”。然而，类似的现象在1884年总统选举中再次出现。在纽约市的选举中，出现了一个选区一次获得相当于该选区总票数20%的贿选现象。在密西西比州的投票站，民主党指定的检票员在计票前，将大量的共和党票抽出，然后将民主党选票重复计算。在佛罗里达州选举当天，民主党人用暴力将黑人选民驱离。路易斯安那州在投票前三天，因两党投票而引起的骚乱造成18人死亡。面对一幕又一幕的腐败场景，后世学者不无感慨地写道：“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受到如此彻底的恐吓，共和党永远不可能获得公平竞选的结果。在这个欺诈泛滥成灾并会造成巨大影响的时代，任何一次总统选举能成为一次例外吗？”^[15]1885年，民主党人格罗夫·克利夫兰执政后不久，媒体批评他犯下“如此多的错误”，“在任命数百名行政官员时未考虑其是否合适”。被提名的218名官员，“都与犯罪阶层有染”，其中有2名杀人犯、2名职业杀手、7名造假者、3名肇事者，还有1人在自己被囚禁的监狱担任执法官，5人被指控犯有税收欺诈罪，1人是被弹劾的州财政总管，其他人被指控“有各种犯罪，如抢劫、偷盗、贪污、贿赂、家暴、匿名诬告、在赌场和其他名声不好的会所任职”。犯罪分子担任国家公职，“羞辱的不仅是文官制度，而是整个国家”，因而克利夫兰的提名“是国家的一种耻辱”。^[16]

总统选举是如此，各州的国会议员选举也无例外。早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伍德沃德教授认为，在镀金时代，“选举中的欺诈是严重的，广泛的。”甚至在美国工业化落后、外来移民甚少的南部地区，各级选举中的欺诈是常见的，而且“在白人之间频繁使用”。在1875～1895年发生的183起美国众议员选举的欺诈案件中，107起案件发生在美国南部12个州。亚拉巴马州州长在该州制宪会议上说，该州的选举“越来越糟糕，已经变成了一种很大的邪恶”。他又补充说，“白人相互欺骗，我们到头来没有了诚实的选举”。这种做法威胁到了“正直诚信”，因而也威胁到美国的政治制度。弗吉尼亚一位民主党人士说法值得深思：“选举中的欺骗导致人民道德沦丧”，通过不道德方式参加投票，“无助于对白人文明的保护”。^[17]

由于管理不善，腐败盛行，各地城市的财政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因而到19世纪80年代各地城市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其根源在于被美国学者称为“金钱机器”的州和地方政府。在1865～1875年，所有北方城市的人口增长了70%，可以课税的财产价值上升157%，政府实际税收增长363%，同期的债务增长了271%。但是，在一些城市，四项指标都明显偏高。例如，芝加哥人口增长了261%，财产价值上升了720%，税收增长了1445%，市政债务增长487%。底特律的人口增长122%，财产价值增长147%，税收385%，债务增长140%。纽瓦克人口增长63%，财产价值增长251%，税收增长559%，债务增长了2658%。

然而，当各州对市财政和官员财产进行审计调查的时候，“欺诈、伪证、遁词都成为铁律。在纽约市的40多名民主党领导人中，1899年只有2人做好了财产评估或者是按照自己财产缴纳税收的准备。”其他政治家“要么彻底逃避财产评估，要么干脆不承认自己的私人财产。”同样，纽约市共和党人也如法炮制，他们要么逃避评估，要么将自己名下的财产全部转移。在辛辛那提市，个人财产价值比公布的价值高出几十万美元，但是，在3年后评估价值居然下降了12%。据1887年俄亥俄州的审计报告显示，在全州被审查的财产中，登记在册的财产仅有实际财产价值的1/3。“在其他北方城市，逃避个人财产税丑闻不绝于耳，它们就像依赖于一位可敬的客户而得以兴盛的夜总会和妓院一样。”^[18]

面对各地城市的乱象，忧心忡忡的美国新教福音全国联盟总干事约瑟夫·斯特朗相继出版了《我们的国家：它的可能未来和当前的危机》（1885年）、《20世纪的城市》（1898年）等著作，认为美国的社会道德日益沦丧，市政腐败和种族冲突等问题严重泛滥。他在《我们的国家》中指出：“我们的大城市管理是最差的，这已经成为一条规律。”他更加担心的是：“随着我们城市的发展，其威胁也就越大，政府的腐败就会更加严重。”又说：“美国的城市正在成为国家和各州的威胁，因为随着其日益强大，政府的自治能力越弱。我们的大城市管理的弊政由来已久，且全国丑闻性事件不断，其中的腐败已经给文明世界中的市政民主留下臭不可闻的污点。”^[19]

在美国联邦、各州和各城市腐败严重泛滥的社会背景下，在外来移民较少的城市，政治腐败同样令人错愕不已。例如，在外来移民并不多的费城，其政治腐败同样前所未有。该市的“煤气帮”（Gas Ring）在当时的美国独一无二。这个“煤气帮”是指詹姆斯·麦克梅内斯（James McManes）及其麾下“一批诡计多端且很能干的政治家”控制的煤气厅（Gas Department）。它不仅将费城市政府的2000多名员工变成了“政治奴隶”，而且还通过对警察署的操控控制了选民登记、初选和投票选举等所有环节。更加重要的是，煤气帮的资本不仅来自于“城市的每一名文官”，而且向市政府提供商品的贸易商、合同商以及需要保护的酒吧和夜总会业主，都需要定期缴纳“保护费”。尽管该市的债务以每年300万美元的速度递增，却不见市府财政支出凭证。令市民无法接受的是，费城市是“文明世界中道路最差的，也是最脏的”。居民家庭供水因肮脏而不能饮用，排污不畅，生活垃圾处处可见。“公共工程质量如此之差，一旦完工就需要返修。其他工程的建设代价巨大，尚未完工就无人照管，任其腐化。”^[20]

1885年费城市议会颁布了新的特许状，极大地简化了市政部门编制，加强了市长的责任。“煤气帮”借此机会控制了该市的议会选举，因而“选民登记和选举中的欺诈规模在当时美国无与伦比。选民登记册上出现了许多从公墓墓碑上和出生册上抄来的名字。狗、猫、马等任何有名字的生灵，不管死活，都可以用来满足选民注册登记需要。”在该市1900年的调查中，有两个选区的人口在1890～1900年间减少了1%，但被登记的选民却增长了100%。有一个家庭登记的选民数量达到了62人，职业是教授、砌砖工、医生、厨师、餐馆服务员、面包师、牧师、理发师、商人等，62人的职业无一重复。另有一个家庭登记了122名选民，其职业包括销售代理、机械师、牧师、酒店服务员、海员、理发师、面包师、搬运工和护士等。在选举前一天，市政联盟按照登记的选民册发出100封信查询，结果有63%的信件因“查无此人”“已经搬迁”或“已经死亡”等原因而被退回。在向住址相同的几个家庭发出的44封信件中，18封被退回；在发给居住在同一栋楼的48名选民的信件中，有41封信被退回；还有一栋楼中居住着62名选民，发出的信件有61封被退回。^[21]

这类的现象在圣路易斯、辛辛那提、明尼阿波利斯和旧金山等城市普遍存在。在20世纪以前，许多州就已经颁布了遏止腐败问题的法规。然而，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这种现象的出现既与法律漏洞有关，也在于执法部门软弱无力。例如，在丹佛市，尽管市政府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反腐败法，但是，“多年来它可能一直是美国欺诈行为最严重的城市。”^[22]也就是说，不论是否有外来移民，腐败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从缅因州到俄亥俄、加利福尼亚、纽约、马萨诸塞、明尼苏达、堪萨斯等州，不管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任何有关投票的调查和记录中无不充斥着政治选举的腐败。新泽西州参议院调查报告长达2800多页，涉及虚假选民登记、反复投票、殖民化选民、恐吓、计票错误、非法设立投票处等现象，最终导致66人因为操纵政治选举而被捕。在1884年，辛辛那提的警察在选举前夜将113名黑人无正当理由拘捕，关押在一间地下室，一直到选举结束才释放。在圣路易，由共和党人指定的1028名维持治安的人员，将数百名民主党人拘捕，阻止他们投票，在选举结束后，没有任何指控就将他们释放了。在1892年的纽约市选举中，共和党人指定了8000名治安员，在选举当天到处散发共和党人的选票，其中有些治安员引导着一些反复投票的选民和冒名顶替者在指定投票处投票。^[23]

在距离城市偏远的农村地区，政治选举腐败一样严重。在蒙大拿这个准备申请加入联邦大家庭的新州，不仅指责“民主党人批发式地购买选票，而且在这个新州不同地区实施了明目张胆的恐吓与威胁”。在投票的当天，共和党人被迫搬迁到不能投票的地方，民主党人与“无知的意大利人”按照其老板的旨意取而代之。在蒙大拿的阿纳康达（Anaconda），“最卑鄙的欺诈久治不绝”，矿区的300多名共和党人在投票日被赶离投票现场。成百上千的意大利移民和其他文盲参加了投票。在该准州的锡尔弗博县，有一个投票站的174张选票中只有3张选票投给了共和党人。^[24]俄亥俄州偏僻的亚当斯县（Adams County）是一个居民几乎全部由土生白人组成的农业县。该县在美国内战后的政治选举中一直存在着出售选票的事情，到19世纪80年代，政治贿选“这种邪恶的事情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商业形式”。尽管该州在1896年颁布了反腐败行为法，但政治选举腐败依然如故。一直到1910年的选举中，出卖选票的行为依然根治不绝，一张选票的售价最高是25美元，最低是5美元，平均价格为8美元。由于政治选举中“使用大笔贿赂金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有的美国学者认为，该州的选举不是公平透明的民主选举，而是一场政治“斗钱”（Money Fights）的游戏。“尽管买卖选票被认为是选举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选举中的‘斗钱’却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所以，选举腐败就像“跟随脉搏而疼痛的癌细胞……在政治肌体中扩散和溃烂”。^[25]1903年罗得岛州长在公开场合讲，他所在的州乡村出售选票是如此的普遍，人们根本不用做任何掩饰。1910年，纽约市共和党人将自己在州选举中的失败归因于“共和党没有向乡村选民发钱”。在伊利诺伊州的弗米利恩县（Vermilion County），“选举法遭到公然践踏，大批资金花费在导致选举人的腐败上”^[26]。

美国学者霍华德·艾伦（Howard Allen）和凯·沃伦·艾伦（Kay Warren Allen）等人对镀金时代违背民意的做法做了精辟的概括，认为其常用手段包括：选举官员在无人监督的情形下自己唱票，选举中治安官员恐吓或者威胁选民，雇用选民在一处或几处投票站反复多次投票，选民登记虚假个人信息，票箱预先投放伪造选票，治安官员假扮其他选民角色，修改选票和行贿等方式。在以上种种行为中，“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贿选和收买选民是镀金时代选举中广泛存在的形式。”^[27]

以上例子表明，在镀金时代的美国，移民参与的城市腐败只是美国全国腐败问题中的冰山一角。从城市到乡村，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时代，腐败现象如同泛滥的洪水淹没了美国各地，参与其中的不分是土生美国人还是外来移民。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与城市政府部门，到处都有形形色色的市政老板。不管其民族、阶级和职业背景如何，他们在各自行业和部门引起腐败问题的性质毫无任何区别。可以说，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是美国的一种体制。”^[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