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消费—生态”悖论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的消费模式更多的时候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并保持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平衡。当工业文明遭遇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潜能便被激发出来，经济活动突破了生态容纳度，打破了这种平衡，生态危机伴随着消费主义而到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很早就注意到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危机之一。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以前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经济”“生态消费”等概念，但其论述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念和合理的消费思想，并且这些思想观念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见人不见物、非人类中心主义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为以后的生态经济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三个方面揭示消费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从哲学的维度阐述异化现象（劳动的异化、需要异化、消费异化、人的异化）对生态的影响，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探讨“生产—消费”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三是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维度探讨人、消费、自然三者之间的应然状态。[1]
（一）“消费—生态”悖论：哲学的维度
马克思在考察消费现象时，往往从哲学的高度和视域予以整体性把握。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这既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也是马克思主义消费观的出发点。
工业文明的到来，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科学技术迅速结合，催化出巨大的生产力，但资本主义社会精细的社会分工却抹杀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从外化转向异化，“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而且，劳动已经不再是人类本质的体现，它已变成异化的东西并与体现人类本质的劳动相分离。人们在劳动中“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幸福只能到劳动之外去寻找。
劳动的异化在导致人的外在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同时，人之外的自然界也与人相异化了。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劳动的对象，同劳动的关系密切，当劳动发生异化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必然发生异化。“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5]。在异化的劳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自然界成了人“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6]。
人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人拥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的需要。但是在异化劳动中，人的本质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异化从劳动领域转向了需要领域，劳动从人的本质需要变成了生理需要，从实现自我价值、有意识的活动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8]。“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9]。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需要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只有一种表现形式——“资本的需要”。随着资本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人变成了唯命是从的机器。当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候，资本需要人们“节俭”，而“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有别的需要了”[10]，只能维持那些最基本、最初级的肉体生活，因此人的需要同动物的需要没有什么差别；而当社会生产力变得越来越强大，资本需要人们“奢侈”的时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将“货币万能论”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将人的欲望规定为唯一的一种形式——“贪财欲”，人们便围绕着金钱打转。
在追逐“资本”的过程中，当社会生产力低下时，人的需要仅仅是动物的需要，人的生产只能满足肉体的需要，这使得人只能关心自身，而无暇顾及整个自然界；而当社会生产力变得强大时，人们对物质的需要必然变得越来越多，消费欲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从自然界攫取的资源也变得越来越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扭曲。
当生产者无法化解自己与产品之间的矛盾，劳动的异化越来越严重，人们的需要无法在劳动中满足时，这种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就必然会转向消费领域，通过消费来缓解矛盾、满足需要。劳动和需要的异化最终导致了消费的异化，而消费异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对物的无限占有。当人们从“节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昂首阔步”走向“消费社会”时，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虽然得到了满足，但却破坏了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关系，对物的无限占有演变成对生态环境的任意践踏。
在这个恶性循环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的真正目的被遗忘了，劳动的异化、需要的异化只能通过消费活动来缓冲。只有在消费过程中，人们才能暂时忘掉生产过程中的痛苦和压抑，获得短暂的愉悦。人作为消费的主体，试图从消费的过程中找到在生产活动中失去的自我，但是异化劳动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消费只是一种虚假的满足，与人的本质需要并没有关系。人们怀着报复心理对维持人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任意糟蹋，进行“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11]，试图补偿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幸遭遇。异化从“物”最终走向了“人”自身。
（二）“消费—生态”悖论：政治经济学的维度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打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将消费与生产割裂开来单独进行研究的做法，对“消费”给予充分的重视，将它从依附于其他环节的命运中解放出来，与生产、分配、交换等社会生产环节“平起平坐”，放在一个整体中进行研究。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类生产的最终目的，消费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12]在资本运行过程中，生产为消费创造产品，消费为生产创造主体；分配是产品消费的前提，消费是实现分配的最终环节；交换是实现消费的媒介，消费是交换的目的。
具体地说，在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中，消费与生产之间有着直接的同一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13]。反之亦然，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所谓“生产直接是消费”，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生产既要耗费原料、燃料等资源和能源，也要消耗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二是指生产创造了消费对象，为消费者提供了消费产品，没有生产所形成的消费客体，消费者就无从消费。所谓“消费直接是生产”，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生产者是在消费过程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消费为生产的产品创造出消费者主体，从而为生产提供了可能，即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二是指消费为生产导航，消费的需求即是生产的方向，没有消费的助力，生产便无法持续。
在消费与分配的关系中，马克思认为，“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14]，从产品形成到消费，需要进行分配，而分配是按照社会规律决定生产与消费之关系的。易言之，人们消费产品必须通过分配和交换环节才能实现，社会规律决定着分配关系的形成，分配关系制约着人们的消费关系，而消费是实现分配的最终体现，反过来，消费关系也通过分配关系来影响与反映生产的形成和发展。
在消费与交换的关系中，马克思认为，“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15]，交换其实是一种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依据在于个人的实际需要。交换起着媒介或桥梁作用，其目的在于消费，没有交换，消费便无法着落；消费是实现交换也就是再分配的最后环节，没有消费，交换就无法实现。
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欲望越界式地向需要转变，成为需要异化的表现形式，最终发展成“病态的欲望”[16]。私有制社会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成为欲望蜕变的根源。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和消费能力的有限挖掘之间的矛盾永远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17]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追逐利润成为造成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病态的欲望、异化的需要、扭曲的生产、变态的消费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商品生产者对他们生产的商品莫名地崇拜起来。“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18]，“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使商品生产者成为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臣民。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出现以后，商品的神秘性进而发展成了货币的神秘性，“货币拜物教”得到了发展。“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19]
“拜物教”激起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欲望。生产者将“金钱”视为“神”，只有不停地生产，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才能得到神的眷顾；消费者将“商品”视为“神”，只有不停地消费，才能满足自己异化的需要。在这个“拜物教”主宰的世界中，人类只有通过“消费”的方式才能满足自己“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20]，在那里，人类以统治者的姿态无限占有和消耗自然资源，自然的品质完全被人的品质所取代。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对“生产”起作用，而且对“消费”也有巨大的影响力。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都变成了资本增殖的手段。工人的生产性消费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21]。工人的非生产性消费在补充生产者劳动力的同时也为剩余价值的再生产提供人身条件。资本家一举两得，不仅从工人生产中取得了产品，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得了利益。
正是鉴于这种消费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马克思主张，在这个“人化的自然界”中，人们既然不能改变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的事实，那么就应该运用人类的智慧，做到“物尽其用”，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攫取。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发现了“废料”的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用的物质越来越多，物质的用途也不断增加，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转化为同一个或另一个产业部门新的生产要素变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废料重新回到生产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人们“无须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22]。“循环经济”不仅减少了生产和消费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且缓解了生产和消费活动产生的废物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这种循环消费观不仅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发展，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现代绿色、循环消费观念的理论先导与基础。
（三）“消费—生态”悖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维度
人类在进行自身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因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3]。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能动的、有意识的自然存在物，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因为自然赋予了人类生命力，而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载体，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这是客观规律。“人化的自然界”为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提供了物质资料，但人类在进行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却只注意到眼前利益，“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24]。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绝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忽视大自然利益，只考虑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
在马克思眼中，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人的依赖为基础，在这个阶段，人的发展只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第二阶段以物的依赖为基础，在这个阶段，人逐渐开始摆脱第一阶段中的依赖性走向独立；第三阶段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消费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以人为依赖”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力还不发达，人类只能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通过简单的消费方式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在“以物为依赖”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力高度发展，相对独立的人之间通过“物”作为中介发生联系。人们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商品的本质，盲目崇拜商品。到头来，人的价值需要由商品的价值来体现，人的地位需要由消费的水平来衡量，幸福的感受需要由消费的多寡来计算。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最终沦为消费的奴隶。人类在征服自然界的战役中一次次胜利，无节制的消费活动最终导致了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人类的生存环境满目疮痍、岌岌可危。在形成了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之后，社会便会进入第三个阶段，其标志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建立在与他人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人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个性自由。在这个阶段，分工的消失使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到恢复，劳动完全摆脱“谋生”这种消极性质，变成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异化的消失，使人们“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25]。不同需要的满足，使消费活动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手段，人的本性也得到了回归。
马克思充分肯定消费对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积极意义，反对以奢侈消费为主要形式的过度消费，认为适度消费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指出：“仅仅供享受的、不活动的和供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做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所以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做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在这里，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表现为对那可以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做自己无度的要求、自己突发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实现。”[26]马克思在这里深刻阐述了过度消费对人的危害在于，不是肯定人，而是否定人，是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否定。（1）过度消费纵容了个人的欲望膨胀，把消费完全看作个人的任意行为。马克思认为，“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27]。所谓“自然必要性”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也就是说，消费的目的在于对人的有限、合理、真实需要的满足，并通过这种满足“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28]，从而推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过度消费却与此背道而驰，成为“恣意放纵的个人”的行动，是在满足无限、过分、虚假需要的欲望，即为欲望而消费。（2）过度消费不仅是对消费者自我的否定，而且破坏了消费者与他人的合理关系，贬低甚至否定了人的价值。它无视他人的血汗和存在，只把他人看作满足贪欲的对象，这其实不仅是对人所创造财物的“任意糟蹋”，而且把人看作“无价值的存在物”；不仅是对消费者自我欲望的“放纵无度”，而且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因为这种消费者的“卑鄙的幻觉”，是他人的存在依赖于他的过度消费，他人的价值通过他的无度要求才得以实现的。他根本没有看到自己的过度、无度消费正在破坏自己与他人的正当关系，已经伤害了他人的劳动及其价值。（3）过度消费败坏了社会风气，伤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够享受奢侈消费的人总是社会的少数人，但少数人的这种消费行为其影响却不在自身，而在于他人和社会，他们任意糟蹋了“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并把他人的劳动“看做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这便影响并伤害了他人的生存和发展，败坏了社会风气，违背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未来的完美社会形态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9]。只有在那个时候，人对“物”的无限占有欲望才能逐渐消失，人才能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度获取消费资料，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0]，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注释
[1]曾建平．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消费—生态”悖论．桂海论丛，2014（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3]同[2]157．
[4]同[2]159．
[5]同[2]168．
[6]同[2]160．
[7]同[2]162．
[8]同[2]162．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0．
[10]同[9]226．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3．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13．
[13]同[12]15．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15]同[14]12-13．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4．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3．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0．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20]同[19]224．
[21]同[18]659．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9．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7．
[26]同[25]233．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5．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
[29]同[28]185．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