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我国供给管理的历史变迁与动力演化
1.我国供给管理的历史变迁
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无论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还是货币学派的观点，对于政府干预的讨论大多集中于需求刺激方面。在美国，到了里根政府执政时代，实践中的供给领域与理论界的供给学派才开始得到更多的重视，供给学派主张在供给领域采取措施影响经济增长[1]。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用拉弗曲线说明了税率、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当税率超过了一个临界点之后，税率过高即供给成本提高，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者减少供给，政府的税收可能减少，经济增长就可能放缓甚至衰退[2]。里根政府接受了供给学派的观点，提出了以减税、扩大国防开支和精简政府为标志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这就是著名的“里根经济学”。事实上，早在1803年萨伊就提出过“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3]，由此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已经开始强调供给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
（1）供给管理主导阶段：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国家，或是在政府干预色彩较浓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更多的是供给领域，由供给决定消费和需求。这种政府主要管理对象的决定，是和一个国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经济增长会出现周期性的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所以要不断地进行需求管理来消化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而在计划经济国家中，由于预算软约束，需求是巨大的，会存在产能不足和供给不足，所以必须不断地进行供给管理来增加产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4]。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点首先是在生产领域，包括分配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都属于供给管理，可以说是一直在通过供给侧管理推动经济增长。
（2）注重需求刺激阶段：90年代初中期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变化，社会经济活力得到增强，同时也经常交替出现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的现象。在这样的转轨背景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多地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需求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供给管理，成为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宏观管理或宏观调控中使用的主要是货币政策，辅助以财政政策及一些行政手段，进行总量性的短期需求管理。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要比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复杂，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在相对稳定的市场体制上实现的，而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实现的，经济增长需要消费升级和需求拉动，但如何在供给侧不断地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如何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来推动工业化进程，如何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来改善经济效益等，同样是我们在高速经济增长中面临的严峻挑战[5]。
（3）供给管理与需求刺激并重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至2011年前后。2007年以后，我国经济运行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开始逐渐呈现出来，总量平衡有所失控，结构性矛盾变得更加尖锐，结构性调整成为客观要求，如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地区结构以及需求结构都有调整的要求。从需求管理的角度看，如果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刺激需求，但同时又会加剧通货膨胀；而如果要抑制通货膨胀而控制需求，那么经济增长无疑要受到影响。这实际上意味着多年以来我们实行的总量需求管理已经不能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必须通过供给管理和深化改革来解决经济增长中的各种结构性难题。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已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经济冲击巨大。为抵御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或者说需求管理政策又从紧缩转变为宽松，通过进一步扩大投资，维持了经济增长的高速态势。从表面上看这一政策的转向使我们在总量增长上所遇到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但结构上的矛盾实际上是更加尖锐[6]。产能过剩的矛盾开始显现，需要通过供给管理来理顺国民经济的重要比例和结构关系。
（4）供给管理“复辟”阶段：2011年至今。在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的是质量和效率。从供求关系上看，目前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但是在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任何一方面，简单地利用总量政策刺激，都很难迅速地见到效果。注入市场的资金可能进入资本投机市场而不是流入实体经济，消费、实体投资或者是出口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宏观需求刺激政策实施了“择机退出”，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这实际上已经是从供给侧考虑怎样通过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达到生产结构自动优化的目标。近几年，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经济结构开始逐步改善，第三产业比重呈上升趋势，2015年已超过50%（见图4-5）。同时，一些落后产能正在被淘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产业结构有趋向合理的发展态势，收入分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如果再进一步通过深化改革提供更好的环境，中国经济增长率是有可能稳定下来甚至重新回升的。
图4-5 2007—2015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
2.我国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动力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至今已有近40年。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达到了年均近10％的增长率；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递减趋势明显，特别是自2009年以来，增长速度明显滑落，2015年下降至7%以下。我们需要从经济发展历程中找到过去的经济增长动力与阻力，为下一步供给侧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政策参考，国内有学者对此问题做了专门研究（见表4-1），基于供给侧的视角，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7]。
表4-1 经济增长的主要阶段性动力及其作用
从要素层面看，劳动力与资本是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因规模扩张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从而形成增长瓶颈，由此需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通过科技创新消除增长瓶颈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制度层面主要包括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城镇化等，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空间和活力。未来，我们要协调好要素升级与制度变革这两种供给侧改革主线，通过行政体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财税金融、收入分配、土地供给、经济低碳化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为要素升级、产业转型创造有利条件，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大空间，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增长动力加强的目标。
[1]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求是学刊，2016，43(1)：56-65.
[2]Arthur B.Laffer.The Laffer Curve，Past，Present and future.in Heritage foundation，June 1，2004.
[3]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
[5]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求是学刊，2016，43(1)：56-65.
[6]刘伟.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从需求管理到供应管理［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7]靳涛，陶新宇.中国持续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解析与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11)：7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