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总论

卫生应急是指为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公共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而采取的全过程的应急管理和技术活动总称；同时，也是控制和消除其他突发公共事件所引发的严重公共卫生和社会危害而采取紧急医学救援和卫生学处理的活动，其主要包括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现场调查与处置、紧急医疗救援、危机沟通、心理援助、恢复和重建等活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职业中毒和其他群体性中毒以及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等事件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事件。

卫生应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卫生应急主要是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人们所采取的紧急响应、处置和控制措施。而广义上的卫生应急则不仅仅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紧急应对行动，还包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由其他自然灾难、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和健康危害事件所采取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预防、响应处置、恢复重建等全部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卫生工作方针中，特别强调了预防第一、群众运动以及中西医结合等项工作的重要性。公共卫生工作始终被置于一个高度优先的位置，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部分传染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从1949—2001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各级卫生行政机构与专业技术单位没有设置专门的卫生应急机构以及专家组织。卫生行政机构主管疾控、医政、卫生监督、等部门以及卫生防疫站的各业务科室则是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和处置的主要机构，各级医疗机构则是医疗救援的主要责任单位。上述机构平时主要做相应的业务工作。突发事件一旦爆发后，国家和卫生行政部门会根据疫情的分析和判断，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力等多种资源立即投入处置工作。卫生行政部门和业务技术机构的行政 （业务）办公室是卫生应急工作的协调管理部门，在领导的指挥下，组织各有关部门应对突发事件。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府主要凭借社会制度优势，依靠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甚至是政府高层亲力亲为指挥应对，来确保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指挥、组织、动员、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各类突发事件和危机得以有效解决。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过程中，主要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临时性紧急应对策略，遇到突发重大事件发生时，各级政府通常会放下日常工作组织临时应急指挥和管理机构，领导、组织和协调各地的机构和资源来全力应对。

从改革开放到SARS暴发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机构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公共卫生组织，特别是基层卫生组织功能萎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整体不足。SARS危机凸显了我国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机制的各种缺陷，也反映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上的总体缺失。2003年短短数月但冲击力极大的SARS疫情，为中国政府和社会进行集体反思提供了重要契机，使中国政府和社会深刻认识到卫生应急管理的极端重要性，并全面启动了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工作。随后，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2009年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均促使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不断的加强和完善。而在应对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危机和2015年长江沉船事件的过程中，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得到了海陆空全方位的成长。

目前中国公共卫生的整体体系主要分为三个系统，分别是卫生行政系统、疾控系统和医院系统，各系统内按照管辖范围和行政职级，又依次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县区级。三个系统中以卫生行政系统为主导，发挥卫生政策制定和执行功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各级疾控和医疗机构有领导和管辖职责。各级疾控机构主要负责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并为行政部门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各级医疗机构主要负责疾病救治，并承担部分公共卫生职能。目前，各级疾控机构同医疗机构间也存在科研、技术等合作关系。

目前中国卫生应急组织体系可以划分为五种组成部分，分别是政府行政部门、卫生应急专业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在实际工作中，卫生应急组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机构：

目前，国务院在总理领导下设有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驻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关负责人组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协调本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指导、协助下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应部门做好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工作。实际工作中，会依据所发生事件的级别启动相应的响应级别和指挥机构。

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卫生厅局都建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绝大多数的地市卫生局建立了应急办；多数县区卫生局也设置应急办，或者有兼职部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地市三级卫生应急日常管理机构组织体系，负责辖区范围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日常管理工作。

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可以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咨询、参谋发挥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家卫生计生委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下设应急管理组、突发急性传染病组、鼠疫防治组等8个专业组。同时，各省级、市 （地）级和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也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需要，组建了相应级别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

目前中国卫生应急专业技术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CDC），目前全国共有3516家不同级别的疾控机构；

●医疗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目前全国共有2697家不同级别的卫生监督机构；

●采供血机构，目前全国共有438家；

●急救机构，目前全国共有312家；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目前全国共有约300家。

以上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主要专业技术机构。应急处理专业技术机构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要服从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开展应急处理工作。其具体职责为：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队伍主要负责疾病的监测、检测、调查和处置工作。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组建综合性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并根据需要建立特殊专业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主要负责紧急情况下的医疗救援。

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各项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同时，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开展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等的卫生监督和执法稽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技术力量配合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做好口岸的应急处理工作，及时上报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相关情况。

自2003年起，我国相继颁布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 《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预案，均提出了建设专业应急队伍的要求。政府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也是体现执政能力和执政为民理念的最直接方式。加强卫生应急队伍建设是应急核心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的有效手段。

经过十年不断发展，我国卫生应急队伍建设从弱到强，稳步推进，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分区域部署应急救援力量，特别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后，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通过中央财政转移地方支付项目和本级预算，统一布局规划，在全国分片分批开展紧急医学救援、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突发中毒事件应急处置以及核和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等4类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工作，夯实了国家卫生应急基础能力。

面对2003年的非典疫情，我国当时的卫生应急和传染病防控法律体系显现出的是力不从心，疫情的肆虐也为我国卫生应急法律体系的建设吹响了号角。2003年5月7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通过标志着我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念的确立，并自此有了应对此类事件的专门性行政法规。200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明确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四类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一类。此后，我国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涉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法规。截至目前，共出台相关法律35项、行政法规37项、部门规章55项，以及相关的管理文件共111项。自此，中国卫生应急法制体系基本建立，从而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众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应急预案是在应急法律框架内为实施应急法律法规而制定的工作规范和方案。预案体系建设是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突发事件预警、预测能力的基石，也是提高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的重要保障。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5年5至6月，国家25件专项应急预案、80件部门预案及各省省级总体应急预案也相继发布实施。可以说，我国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每个阶段，都是围绕应急预案这条主线展开的。迄今，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由2个专项预案、7个部门预案、22个单项预案、1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 （乡镇）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试行）》及若干地方预案组成的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预案体系。

近年来，我国在卫生应急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内各要素之间、合作主体之间以及各系统间的有机关联、相互协调的综合性卫生应急管理机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政策制定、执行、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卫生部与31个部门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协调机制，有效加强了各部门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沟通与措施联动，与农业部建立了防控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等人畜共患疾病联防联控协调工作机制等。

如在国家、省、市、县等各级部门，均按照发布的储备目录储备了应急物资，尤其是国家层面还储备了一些罕见的诊断试剂和解毒药品。

卫生应急可分为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内容不同，涉及的单位和人员也不一样，需要对每个阶段的工作原则、内容、程序和责任进行事先规定，以提高卫生应急的效果。

2004年，我国启动了以传染病个案报告为基础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和以事件报告为基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目前，网络直报系统每天能收到2万余个传染病病例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案，传染病疫情信息从医疗机构报告到国家数据中心平均为4.32小时，较2003年提高了10倍，全国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直报率已达到了98%，乡镇卫生院直报率达到了94%，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达到了100%，极大增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和完整性。该系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为我国疾病监测、评估、预警和反应机制奠定良好的基础。

SARS之后，我国在组织机构建立与健全、应急队伍建设、信息与技术平台建立、装备配备等方面进行了重点投入。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加强卫生应急队伍建设是应急核心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的有效手段。经过十年不断发展，我国卫生应急队伍建设从弱到强，稳步推进，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分区域部署应急救援力量，特别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后，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通过中央财政转移地方支付项目和本级预算，统一布局规划，在全国分片分批开展紧急医学救援、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突发中毒事件应急处置以及核和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等4类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工作。同时，地方救援队伍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夯实了国家卫生应急基础能力。

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原卫生部制定规划，在全国建设了17个核辐射损伤救治基地，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和核电站三级核和辐射医疗救治体系。核辐射损伤救治基地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为2个国家级救治基地和15个省级救治基地。

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原卫生部制定规划，投入专项资金4.6亿，在全国建设了32个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市 （地）级和县 （市）级四级化学中毒救治体系。化学中毒救治基地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为1个国家级救治基地、30个省级救治和1个地市级救治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法》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和完善传染病医疗救治服务网络的建设，指定具备传染病救治条件和能力的医疗机构承担传染病救治任务，或者根据传染病救治需要设置传染病医院”。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以来，国家通过 《重大疾病防治设施建设方案》等专项建设规划，已安排中央财政资金支持900余个重大疾病防治机构项目建设。此外还制 （修）订新发传染病诊疗、医院感染控制等技术方案，加强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对传染病早诊早治，对重症病例按照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实施分级分类救治，完善转运会诊的工作机制，有效降低了病死率。

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是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卫生计生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卫生应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工作，有效减轻各类突发事件对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危害，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国家卫生计生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制订 《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 “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年）》，目标是到2020年末，建立健全紧急医学救援管理机制，全面提升现场紧急医学救援处置能力，有效推进陆海空立体化协同救援，初步构建全国紧急医学救援网络，基本建立我国专业化、规范化、信息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有效满足国内突发事件应对需要，同时发挥我国在全球紧急医学救援中的作用。

从2004年1月开始，卫生部定期向社会发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一旦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向社会通报和公布各地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引导舆论，满足公民的知情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防病意识，有效控制传染病疫情，及时向社会通报事件信息及政府有关部门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对稳定群众情绪、保持社会安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06年，卫生部制定了 《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规定卫生部将以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发布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遇有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启动应急处理预案后，卫生部将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情况及预防和控制措施，并在政府网站和政府公报上公布。

2008年4月，卫生部公布了各省 （区、市）卫生厅局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厅局都已建立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通过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信息传递不够快捷而带来的种种谣传，维护社会稳定。

在非典疫情之前，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十分脆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应急主要采取救火队的方式，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卫生应急工作十分被动。经受非典疫情的考验后，卫生部门充分认识到事前预防的重大意义，全面强化了预防为主的理念，高度重视卫生应急准备工作，从建立健全法规和预案体系开始，成立各级专家组织和各类卫生应急队伍，开展培训演练，重视卫生应急科研，加强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建立健全预案体系，强化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完善应急储备和调用机制，动员社会参与卫生应急工作，实现了卫生应急工作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从 “重处置”到 “预防与处置并重”的重大转变。

卫生应急学科的基础及主体是管理科学、信息技术和急诊医学、灾害医学，以系统集成和管理要素为核心。卫生应急是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边缘性学科，但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学科相加或专业交叉，需要系统和深入研究与卫生应急相关的事物事件的性质规律、发展变化等，包括应急管理、应急救援、应急保障等综合性的应用科学与实用技术。目前我国多所大学、学院等先后成立了应急管理学院，招收本科生、卫生应急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开展大量科学研究，在卫生应急管理方向发表多篇论文和专著，如 《突发公共卫生实践管理理论与实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学》　《传染病预警理论与实践》等。

建立了覆盖全国大部分乡镇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此外，还建立了28种重点传染病和重点病媒生物的监测系统，初步探索和建立了症状监测系统并逐步完善了食源性疾病的监测系统。通过对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时报告、实时分析、风险评估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掌握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动态变化规律，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预警能力。

SARS之后，我国着力加大了对公共卫生实验室体系建设的投入，使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设施和设备等硬件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强化各类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的建设工作，并强化了传染病检测、病原微生物检测、各种毒物检测、环境卫生应急检测、核与辐射事故医学应急检测等实验室软件和硬件能力的建设工作，使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检测、诊断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通过对卫生应急处置和响应系统的应急队伍建设、设备购置与基础设施的投入，通过应急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建设以及卫生应急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使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和处置能力有了全方位的提高。特别是经历了禽流感、汶川地震、HIN1甲型流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及疫情应对和处置的实践，全面锻炼和锤炼了应急队伍，使其卫生应急响应和处置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

为了更好地应对日益频发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生命健康损害及环境威胁，中国各级政府从多种渠道强化我国医学救援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区域性医疗救援中心，逐步形成了以紧急医学救援队伍为主体、区域紧急医学救援中心为依托的紧急医学救援网络体系。中央和地方财政重点支持了国家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并从人员选拔、专业、功能配置、能力建设、设备、车辆等硬件设施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筹划和管理。此外，地方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也从完善医学救援预警机制、完善医学救援预案编制、强化医疗救助能力培训、完善医学救援物资储备等多方面入手开展各项能力建设工作，从而推动了我国紧急医学救援能力的不断提高。

SARS以后，我国在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对完善我国的应急储备制度和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经过10年的努力，我国卫生应急保障体系已初步建立，卫生应急物资储备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此外，亦制定和出台了装备和配置标准，建立了营地、队伍和个人等三级后勤保障体系，注重从多个方面不断加强和提升我国应急保障体系及其保障能力。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我国不断加强卫生应急科研工作，并通过科研项目管理机制，确保科研与卫生应急常规工作相结合，使科研成果服务于卫生应急工作，大大促进了卫生应急能力建设。从传染病监测网络和网络直报系统的建立，到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建立以及一系列实验室检测技术以及疫苗的研发，无不展示了科研成果向实践应用快速转化的良好成效。

虽然SARS以后，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工作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当前仍然十分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来比，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由于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交通的便利等造成新发传染病发生的诸多因素的影响，新发传染病不断发生，如近40年来，全球新出现的传染病达近百种，如莱姆病、军团病、艾滋病、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H7）感染性腹泻、埃博拉出血热、马尔堡病毒出血热、拉沙热、克雅氏病、西尼罗河病毒性脑炎、人感染H5N1禽流感、猴痘、尼帕病毒脑炎、中东呼吸综合征、人感染H7N9禽流感、寨卡病毒病、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新发传染病造成危害非常严重，往往可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甚至国家安全。

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了 “问题奶粉”　“问题疫苗”　“刺五加注射液”等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和 “瘦肉精”“染色馒头”　“牛肉膏”等事件，影响较为恶劣，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阻碍了我国食品药品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此外，因职业安全问题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层出不穷，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失。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中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同程度受到自然灾害影响，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不同程度地受到洪水威胁；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以及部分内陆省份经常遭受热带气旋侵袭；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旱灾频发，西南、华南等地的严重干旱时有发生；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均发生过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约占国土面积69%的山地、高原区域因地质构造复杂，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复杂、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剧、灾害损失日趋严重。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工业化也处在飞速发展进程中，新型产业数量增多，产业结构更加丰富，产业间的交流也更加密切。更加密集的经济相关活动同时也增加了因突发自然活动或人为疏忽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可能性。6·1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事件就是由于突发罕见暴雨天气而导致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另外，随着城市化的加剧，日益增多的机动车数量也是车祸频发的一个诱因。这些事故灾难的发生往往没有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检测手段，或者预防机制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推广。因此这类事故也是应急工作中面临的一大挑战。

我国仍处在发展阶段，社会不稳定因素客观存在，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的威胁。一方面，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对我国公民的暴力侵犯在时间和方式上随机性强，难以达到有效预防。另一方面，对于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可能使用的新型生物、化学武器，我们仍需提高应对能力。再者，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可能遭受的打击以及造成的社会恐慌甚至政治骚乱，我们都缺乏相关的应急准备和经验。

我国现有的应急能力与现实需要还有一定差距。无论是指挥层面的应急决策能力、基层卫生部门应急措施的实施，还是平时实验室、各部门的监测能力、突发情况的现场检测及处置，都不能满足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准确开展应急的需要。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结构都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使得各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能力不尽相同。我国东部自然资源及经济实力都有明显优势，使得当地有更多财力人力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妥善处理；相反，我国西部受自然条件、财政及人力资源的限制，对于卫生应急工作的投入也都有限。另外，城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中也存在差异。较之于城市，农村在经济水平、文化以及相关的知识宣讲教育等方面都有所欠缺，使得卫生应急工作在农村地区更难开展。

针对以上我国卫生应急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提出尽快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在建立应急预案的同时，也要加强预案的管理、评估和完善，根据实战经验以及对形式的评估及预测，对预案做出修正和完善。一般，国务院颁布标准化的、指导性方案，然后再由各级政府就自然灾害、认为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确定领导责任，最后确定适应各地区的特定应急预案后，再进行企业以及社会团体间的推广和落实。另外，也要完善卫生应急的体制，加强相关机制的建立健全和推动应急规范法制化。

专业人员对有效的应急处理至关重要，而当前我国应急专业人员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提升空间。通过学习公共基础知识和提高应急专业领域知识和专业素质可以提高相关专业人员对突发事件的识别能力，从而提高快速反应和处理的能力。除了应急相关专业人员，财政资源、物资资源也都缺一不可。我们要做到对物资的合理规划、储备以及突发公共卫生情况时的动态分配。财政资源在确保现场的基本生活和医疗卫生的同时，也要确保交通运输、治安维护、通讯及公共设施的恢复。

持续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的预警和防护作用。加强平时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对可能的危机及时发布警报，做好媒体管理和公众信息沟通的工作。加强相关部门预警规划能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和防范能力。在危机发生时，决策相关部门及人员应做到短期目标优化，敢于承担风险。在应急措施受阻的情况下，应予强制执行。在完善应急机制的同时，也要提高各部门人员间的协调以达到效率最大化。现阶段，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跨部门统一管理应急框架，我们应该在以往的应急工作基础上不断完善、创新，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应急工作框架，并在各卫生部门机构中进行推广，以达到各部门人员间的协调合作。

健全的理论体系为有效应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场公共应急措施的实施也为应急管理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可能。通过以往各大公共卫生应急的工作经验，无论是汶川地震自然灾害还是SARS流行的传染病暴发，都加深了我们对应急工作理论体系的理解，同时也使我们发现已有理论体系中的漏洞。因此，积极分析、总结过往的应急工作，为我们完善应急管理工作的理论，建立健全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应急管理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应急工作也可以通过对他国成功经验的学习和借鉴来发展以及完善。促进国际间人才以及技术的交流学习和科研成果的分享，都可以提高我国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的水平。另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我国科技、产品都已走出国门，在能力范围内对他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助以及支援，不仅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也是对我国应急防控能力的锻炼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