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脉络线索

第一节 延续调适城乡关系的政策主线，但调适格局、主体和目标均有所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最突出地表现在城乡区域和产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此造成了城乡居民社会福利分配的群体性失衡。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失衡引发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历史性警示，受到了党中央高度重视。党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围绕城乡关系调适的政策性文件。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明确将城乡统筹发展作为重要任务。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一体化，并做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两个反哺”新阶段的判断。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做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安排。可以看出，中央政策脉络沿着“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这条主线，始终将调适城乡关系作为整个政策体系的重点。当然，乡村振兴战略虽然延续着21世纪以来城乡关系调适的政策主线，但整个政策调适的格局、主体和目标均有所调整。

就政策调适格局而言，将由补齐短板变为构筑增长极核。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七大发展战略之一，也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六大发展战略之一。同时，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乡村全面振兴的时间跨度持续到2050年，跨过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相对于过去的城乡关系调适政策，乡村振兴战略是长远的战略部署。上述政策立意表明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不再局限于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等单项目标，将突破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赋予其为高质量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历史新任务。

就政策调适主体而言，将由党政单元统筹变为社会多元共建。乡村振兴战略不再仅是各级党政部门单方面的工作，将突破“城市统筹乡村、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思路，同等看待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地位，重点培育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变“输血式”发展模式为“造血式”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各级党政部门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通过体制机制设计，让包括乡村居民在内的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进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振兴乡村，规避过去在新农村建设以及脱贫攻坚工作中出现的农民“被上楼”“被增收”等现象。

就政策调适目标而言，将由“千村一面”变为“千村千面”。从乡村发展的国际经验看，无论是日本“乡村重建计划”、韩国“新村运动”，还是德国“村庄更新”等特色化的乡村发展路径，都是和该国历史、自然禀赋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具有密切相关性的。在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然流动的体制机制下，城乡既在现代化水平上融为一体，又在发展模式、资源配置方式上各具特色。乡村将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而不是简单复制城市的形态。乡村振兴的目标体系也必然是一个多维度的、多层次的非线性目标体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