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国内外山地城镇建设实例分析

在人类漫长的城市建设与发展进程中，东方和西方社会在山地环境中都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城市文明，各自有着长达数千年的悠久山地城镇营建历史。在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这些历史中的山地城镇受到其所在的山地地域环境条件、所处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宗教、文化、民族背景的影响，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建设，在对各种具体发展矛盾与问题应对、处理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空间形态特征，同时也摸索出一系列解决山地城镇空间布局与景观形态处理的不同山地城镇营建技术与方法。这些实践技术对现代山地城市建设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本节将从对国内外山地城镇建设实践案例的分析出发，进行梳理提炼，从前人留下的遗产中寻找启示。

2.1.1 国外山地城镇建设实践

西方山地城市文明的历史悠久，从古埃及与两河文明时期便有大规模的山地城镇营建活动。在埃及与两河文明之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近现代城镇的建设，山地城镇的营建活动贯穿始终，从未间断。本节以此时间轴为线索，分别对各个典型时期西方山地城镇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与梳理。

2.1.1.1 古埃及与两河文明时期的山地城镇（阿玛纳城、新巴比伦城）

在远古时期，并没有专门的山地城市设计科学，山地城镇营建的思想大多是依附于人类在山地环境中建造城镇的营建经验而形成，山地城市建造的技术方法即为古代山地城镇空间建设过程中所采用的实践技术。在此阶段，人类对难以征服的山地自然环境充满了敬畏，在营建山地城镇的过程中，城镇空间大多依附地域自然环境条件，使不同地区的山地城镇具备了一些不同的空间布局形态。直至古埃及与两河文明时期，在经过长期山地城镇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人类逐渐总结出了一套利用天然高地或人工砌筑的台地地形的山地城镇选址、建造技术，用以防御尼罗河与两河水患，在山坡斜面地形上处理山地城市水源汲取、交通组织与功能划分的山地城镇营建技术，对西方后世的山地城镇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节以古埃及的阿玛纳城与两河文明的新巴比伦城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1．古埃及阿玛纳城（Tel－El－Amarana）

阿玛纳城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首都之一，城市一面临河、三面为山岭环抱，是典型的山地城市。受山地地形条件影响，城市建设中因地制宜地采用了顺应所在山势及河流走向呈带形空间布局的方式。同时，城市中也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各功能区边界顺应山体呈不规则状，分区间也有顺应山势的蜿蜒曲折道路联系，而各功能区内部则采用规整的方格式路网。除此之外，在城市主要的功能区，如皇帝统治中心，还采用了对称、序列、对比等空间处理手法，并将重要建筑布置于城中高地，以突出城市的秩序与建筑形象，从而形成了人工空间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城市格局（图2.1）。

2．两河文明巴比伦城（Babylon）

在两河地区，古代亚述与巴比伦文明时期也先后建立了乌尔城、阿尔贝拉城、巴比伦城等众多具有山地特征的城镇，形成了自己的山地城镇建筑技术体系。其中，最著名的为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创建的巴比伦城。其选址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交汇处，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最壮丽最繁华的都城。新巴比伦城沿幼发拉底河两侧布局建设，城市路网虽呈棋盘式格局，但在邻近河道处却平行于河道，顺应河流走势建设，形成纵横交错的有机路网格局。此外，新巴比伦城还结合幼发拉底河河水开凿运河将水体引入城内，并借助城内山丘凸起的地势布置皇宫、花园，形成了古代文明传说中的“空中花园”“通天塔”等山地建筑奇观，体现了古巴比伦人在城市建设中巧妙利用自然环境的思想与技术（图2.2）。

2.1.1.2 古希腊时期的山地城镇（雅典卫城、普南城）

古埃及与两河文明之后，古希腊文明迅速崛起，成为西方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希腊多山的自然环境，造成大部分希腊城镇多建设于山地环境中。因此，古希腊时期也成为西方城市发展史上山地城镇营建活动与建造技术受到大力推动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此阶段，希腊文明的理性思维与平等、自由的观念对古希腊城镇的规划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深远地作用于之后西方山地城镇的建设。本节以希腊早期的雅典与普南城为例，对该时期山地城镇的营建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1．希腊早期的雅典卫城（Acropolis of Athens）

古希腊以城邦为国家运行机制，自由、平等的观念盛行。受此文化观念的影响，古希腊的城邦城市大多自发建设形成，城市空间以作为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圣地建筑群为中心与景观控制点，无明显的轴线关系；街道、广场则多顺应地形，形成一系列叠合的“L”形外部空间，并与中心圣地建筑群形成紧密的对景关系；在三维的立体空间中呈现出丰富多变的建筑群体轮廓形态。例如，古希腊最著名的城邦雅典在其城市建设中便体现了这种巧妙结合地形，在三维空间中处理建筑群体关系的设计观念与建造技巧：整座雅典城围绕位于城中高地的雅典卫城自由展开。而作为城市公共活动场所与宗教圣地的雅典卫城，则在空间布局上将宗教活动中场所氛围营造与山地自然地形走势巧妙地结合起来，运用了大量的山地对景设计手法，确保每一处空间转折的关键位置都设有重要的功能建筑物或雕塑（图2.3）。

2．希腊化时期的普南城（Priene）

随着希腊文明的蓬勃发展，希腊文化的影响、辐射范围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希腊城邦不断向周边地区移民并新建城市，即历史上所谓的“希腊化”时期。在此阶段，古希腊著名建筑规划建筑师希波丹姆通过对大量新城建设活动的经验总结，提出了一套在山地环境中结合地形、分台建设的城市规划理论。在此理论指导下，新兴的希腊化城镇在建设之初大多经过事先的规划，从而形成了一批顺应地形系统层叠布局的山地城镇。

例如，位于小亚细亚半岛西岸、邻近梅恩德河古希腊时期出海口处的普南城，便是希腊化时期按照希波丹姆山地城市规划理论建设的典型城镇之一。普南城背山面水，从城市顶部最高处至依附城市所在山体南麓建设的竞技场区域，上下高差近100米。规划顺应地形坡向走势，将城市建在四个不同高程的宽阔台地之上。其中，在城市中部的两处较为平缓的台地上建有用于各种公共活动的剧院、会堂、雅典娜神庙、中心广场等对用地条件要求较为苛刻的建筑，而在坡度较陡的区域结合地形建设退台式的城市居住街坊。在路网规划上，普南城内建有7条平行于等高线布局的东西向街道（街道宽7.5米）作为城市交通组织的主干道，另建有15条与东西向街道垂直相交的南北向台阶式步道（步道宽3～4米）。在普南城的规划建设中，充分体现了希腊化时期的山地城镇在古希腊理性哲学影响下，结合原始地形等高线以几何分台方式处理建设空间的设计思路与建造手法。这一方式对之后西方山地城镇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图2.4）。

2.1.1.3 古罗马时期的山地城镇（罗马城、罗马营寨城）

在古希腊之后，古罗马成为希腊文明的后继者，开创了西方文明中又一个辉煌的时代。在古罗马时期，无敌的军事力量为罗马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卓越的营造技术又为罗马的城市创造出了全新的建筑形式。于是，在继承希腊文明山地城市建设技术与理论的基础上，罗马文明又创造出了其独有的山地城市建设风格，成为西方山地城镇建设的又一典型时期代表。本节将分别以选址建设于罗马七丘的古罗马城以及在罗马帝国时期源于派拉斯营地的罗马营寨城为例，对该时期的山地城市建设进行具体分析。

1．罗马城（Rome）

古罗马城继承了古希腊雅典城自由不规则的空间布局特征。原则上而言，古罗马城是一个在较长时间内自发形成的城市，相传奠基于公元前753年。在历经罗马共和国至罗马帝国近千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罗马城并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完整的统一规划，只是在历代建设者与统治者不断营建、调整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丰富、有机的城市形态。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城自然生成、随机发展，布局比较凌乱，主要以罗马七丘中占地近10公顷的帕拉丢姆山为中心进行自发建设，城市由城墙围护，城墙建设依据地形起伏而设，呈现出不规则的自由形态，城内留有空地，作为受敌军包围时囤积粮食、储备物资之用。而发展到罗马共和国晚期与罗马帝国时期，由于巨量的财富与奴隶积累和技术的进步，使罗马人对地形的改造能力提升，古罗马人逐渐将壮美的城市空间作为山地城市建设的审美追求，注重人对自然的征服，以凸显英雄主义的“罗马意志”。于是，在此期间，罗马人结合罗马七丘的位置，建构出了以强烈的人工轴线为空间组织重心的罗马共和广场与帝国广场建筑群，成就了古罗马结合自然地形建构人工轴线的山地城市建筑美学（图2.5）。

2．罗马营寨城（Roman Colonial Towns）

发展至罗马帝国时期，不只是罗马古城的城市形态愈加人工化，在罗马本土以外，罗马帝国还在被其征服的地区建造了大量的罗马营寨城。这些城市的建设大多经过事先的规划，采取标准化的模式与布局方式，其规划建造借鉴了希腊化时期希波丹姆的空间形式，以棋盘式路网与几何化的形态为主，其中不乏一些建设于山地环境中的营寨城镇。这些城镇大多出于军事目的而建设，本身规模不大，在当时的经济与技术条件下，对原始地形的适度改造并不困难。因此，山地环境中的罗马营寨城大都具有较为规整的城市格局，平面基本方正，中间十字交叉道路通向方城的东、南、西、北四门，在道路交叉口处建神庙，对地形改造的痕迹更为明显。根据德国学者穆勒考证，罗马帝国时期许多营寨城的规划及空间布局、形式以及定向原则都与古代罗马人当时所使用的勘测技术与其时代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例如，位于今意大利北部的阿奥斯塔（Aosta）城以及今天的巴黎、伦敦等城市都是由早期的罗马营寨城发展而来的，在地形高差起伏的丘陵环境中，便形成了较为规整的城市空间结构（图2.6）。与希腊化时期的城镇相比，罗马建筑在空间营造上更加注重城市内部空间的秩序性与完整性，在空间形式上强调比例法则的运用以及中心感与轴线的控制。正如芒福德所言，“他们（罗马人）从希腊城镇中学到了基于时间基础的美学形式，而且对古希腊规划形式中的各项重要内容，罗马人都依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了特有的转换，比原来的形式更华丽更雄伟”。

2.1.1.4 中世纪时期的山地城镇（锡耶纳）

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时期。在此期间，由于整体经济的衰落与割据战争的影响，欧洲地区的城镇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或倒退状态。由于生产力水平与建造能力的下降，中世纪的城镇大多为自发形成，城市建设则多以自下而上的模式为主。在此过程中，在山地环境中建设的城镇因有限的资金来源与人工能力，必须考虑与地形限制条件紧密配合，从而逐渐发展形成了一套与地域自然地形有机契合、充分利用山林河湖自然景观的山地城镇营建技术。在此技术的指导下，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山地城镇建设与地域自然环境相得益彰：城镇在整体布局上与地形地貌和自然环境紧密结合、有机统一，形态多变。而在环境景观的处理方面，城镇的空间尺度宜人，曲折复杂的不规则街道以及随地形与建筑关系自由布置的椭圆形、三角形、多边形、曲线形广场与市场趣味横生，生动而富有亲切感，不仅有着丰富的景观效果，还表现出了中世纪山地城市营建思想的人文关怀。最后，在城镇的建筑形态上，中世纪时期的城镇建筑风格较为统一，在色彩与材质等方面都保持着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状态；而建筑群体的组合则结合地形起伏，形成美好、连续的韵律感与丰富、活泼的形态，城镇环境的视觉秩序通过建筑之间相近与相异的变化获得各种独特的景观视觉效果。本节将以该时期南欧的典型山地城镇锡耶纳为例，对中世纪的山地城镇营建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位于意大利南托斯卡纳地区、距佛罗伦萨50千米的山城锡耶纳便是欧洲中世纪山地城镇的典型范例，其保存至今的城市形态综合体现和诠释了上述中世纪欧洲山城的所有特点。锡耶纳城建筑在由托斯卡纳山区阿尔西亚河与阿尔瑟河交汇处的河谷区基安蒂山的三座山丘及其冲积带组成的复杂地形之上。从城市的空间布局来看，锡耶纳由建筑于不同地貌条件上的几个独立的联邦区域组成，整座城市的结构与原始地形紧密结合，显得有机而自由。而在每个联邦组团的内部，均设有自己的广场空间，并由这些组团的中心广场作为控制各组团空间的节点。而美丽的坎波（Campo）广场则像整个城市共同的起居室一般，成为不同行政区区域的中心焦点，所有建筑与道路的布局都以坎波广场为中心展开，顺应地形的蜿蜒走势。此外，在锡耶纳古城中，许多自然山丘均作为城市的绿化空间与景观要素得到了充分的保留，取得了极好的整体效果。总体而言，锡耶纳以街区与道路顺应山地地形的城市营建方法，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和谐状态（图2.7）。

2.1.1.5 文艺复兴时期的山地城镇（佛罗伦萨、乌尔比诺）

中世纪以后，西方文明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在此期间，西方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繁荣，山地城镇建设与设计水平也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充分汲取古典文化养分的基础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山地城镇建设还大量引入了当时地理学、数学（几何学）、色彩学的科学研究的最新成就，愈来愈注重科学理性，规范化意识日渐浓厚。在城市的功能布局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山地城镇与中世纪时期的山地城镇迥然相异，大量采用了人工轴线以及正方形、多边形、圆形等完形几何结构，以格网或同心圆式的街道系统组织城镇道路交通。对人的关怀与对美的追求也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山地城镇镀上了一层浓重的人文气息，在城市广场空间的设计、建筑色彩的处理、建筑空间比例、形式的推敲上，形成融合、对比、反衬等各种处理方式与处理手法，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山地城镇的独特魅力。本节将分别以基于现实条件营建的佛罗伦萨城与基于理想模型建设的乌尔比诺城为例，对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山地城镇的营建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1．基于现实条件营建的佛罗伦萨（Florence）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山地城镇建设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复归古罗马时期的人工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方式，大量将山坡地形改造为明确的几何形式，使自然环境从属于人的尺度。与此同时，由于几何学与透视学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山地城镇在景观设计上更强调景深（Vista）与运动感，在城市的轴线以及对自然的借景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处理手法。以意大利托斯卡纳山区的首府城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佛罗伦萨为例。从地理环境来看，佛罗伦萨建设于托斯卡纳山区中阿尔诺河谷一处较为宽广的盆地之上，城北、东、西三面分别环绕着菲埃索莱（Fiesole）、塞提涅亚诺（Settignano）、贝罗斯伽多（Bellosguardo）等美丽的粘土山丘，阿尔诺河与Mugnone、Terzolle、Greve等河流在其间缓缓流淌，属于典型山地环境。在城市建设上，城市格局更多以百花教堂、乌菲兹美术馆、皮提宫、米开朗琪罗广场等人工建筑、空间为中心进行控制，城镇中主要街道与景观设计均围绕着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型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进行布局。与此同时，在这些建筑、宫殿、广场的局部设计上，建筑师则巧妙地结合山地地形高差进行处理，在地形环境中的最佳景观位置建造出标志性的城市景观，形成丰富错落的山地城市景观效果（图2.8）。

2．基于理想模型建设的乌尔比诺（Urbino）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还体现在宇宙空间的思考上。随着天文学、几何学的发展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明率先从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蒙昧状态下走出，意识到地球的真正形态，并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宇宙结构与宇宙模式的思考。在此过程中，阿尔伯蒂（L. B. Leon Battista Alberti）、斯卡莫奇（Vincenzo Scamozzi）等一大批文艺复兴后期的建筑设计师提出了全新宇宙观下理想城市的典型模式，主张从理性的角度来规划布局现实的城镇，以便利、美观作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原则，对山地城市建设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但城市空间形态随地形的起伏有所改变。例如，意大利马尔凯地区佩萨罗西南方，在两处邻近的小山坡上就坐落着一座以阿尔伯蒂理想城市模型为基础建设形成的山地几何城镇：乌尔比诺。尽管城市统治者竭力希望依照理想的模型对城市进行改造，但当遇到马尔凯地区复杂的山地地形时，城市还是呈现出了与理想城市模型有异的变化，体现出“理想”对“现实”的适应：城市被不规则的多边几何形城墙环绕；城市中心较低的山谷地带被体量较大的圣佛朗西斯科教堂占据；教堂前的广场与城市主干道衔接，向两侧分别通向罗马城与里米尼；城市内的南部山坡上矗立着蒙特费尔特罗家族的城堡及一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图2.9）。

在乌尔比诺的建设中，明显可以看到几何化的理想形式与不规则山地地形的结合，城市空间形态对功能与地形的双重适应以及将政治职能的城堡、宫殿等建设在高地上以彰显权力的威风的设计手法。另外，在城市的道路交通规划中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在复杂的山地环境中，城市中主要道路在竖向高程上结合地形高差变化、顺应地形走势，但在线形上却基本呈十字形走向向外延展。

2.1.1.6 近现代西方山地城镇建设（爱丁堡与堪培拉）

随着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资本的再次积累，资产阶级在城市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方式的转变，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了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时代。在工业化时期大规模生产的浪潮下，新兴的功能需求对城市的空间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引起了西方近现代城市形态的深刻转变。在此过程中，西方近现代山地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实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工业发展给城市环境带来污染、造成城市空间艺术性衰退以及城市景观、生态质量下降等各种城市问题也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一显现，在山地城镇中尤其明显。于是，近现代的规划设计师们纷纷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见解，促成了山地城镇设计与建设实践的又一次发展。在此，本节将分别以工业革命时期的爱丁堡规划建设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澳大利亚首府堪培拉的规划建设为例，对近现代西方山地城镇营建发展的过程进行具体分析。

1．工业革命时期的爱丁堡新城规划（Edinburgh Plan, 19世纪初）

随着蒸汽机、纺纱机等一系列机械设备的发明和使用，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在此过程中，机械化生产所造成的城市功能复杂化、人口高度集中以及交通方式的变革都使在漫长的古典时期建造形成的城市结构与空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作为英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及苏格兰地区的第一大城市，爱丁堡的分期规划反映了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力量对近代山地城镇空间格局形态影响的加剧：12世纪时，爱丁堡已成为苏格兰皇家重要的商业自治市，但直到18世纪中叶，爱丁堡的城市范围仍集中在城堡东部低地内一条带型空间中。城市外部由城墙环绕，中部主干道英里大街沿东西向的山脊布置，建筑沿街道两侧建设，用地局促、地势险要。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长，环境条件更加恶化，在18世纪末，城市冲破原有城墙边框向外发展。19世纪上半期，爱丁堡在旧城北部规划建设了多个新城，并对旧城也进行了部分的改造。新城建设基本采用了方格网结构，城市空间更加规整，反映了当时工业技术对山地环境的改造能力。

在注重新城建设的同时，爱丁堡分期规划也将新城对景处的科尔顿山纳入城市范围，在对景山体上建设皇家高等学校、拿破仑战争死难者纪念碑等大型公共建筑，使之成为城市景观视线上的焦点地标。新城规划的城市格局很好地融合了城内乔治时期遗留的建筑，延续了城市的传统文脉。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爱丁堡的规划建设显示出了在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影响下，西方近代山地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趋势，彰显了当时资产阶级运用资本力量与现代工程技术改造山地原始环境的能力，同时也注重了城市历史建成环境文脉的传承，在西方山地城镇的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图2.10）。

2．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堪培拉规划与建设（Canberra Plan, 1911）

就在一批建筑师、工程师结合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需求对山地城镇进行改造与建设的同时，另一批西方城市规划、设计的先驱者也看到了科技与资本的力量给城市带来的直接灾害与潜在威胁，开始思考如何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同时结合城市的发展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充分利用山地环境资源对山地城市进行规划建设。在众多近现代山地城市规划建设的案例中，按照美国建筑师W. B．格里芬的规划方案实施，至今仍享有“田园城市”美誉的澳大利亚新首都堪培拉是一个成功的实例。1911年4月，澳大利亚联邦举行了新首都规划设计的国际竞赛，美国建筑师W. B．格里芬以一个人工几何轴线与自然环境背景充分结合的规划方案获得竞赛一等奖。1958年，澳大利亚成立首都发展委员会，依照格里芬的规划方案进行城市建设。

根据格里芬的规划方案，堪培拉选址于澳大利亚东南部莫朗格洛河两岸的丘陵与平地上，北侧有较为平缓的山丘，东、南、西三面均有茂密的森林与高耸的山脊。规划师将这一地形比喻为一个不规则的露天剧场。在规划中，格里芬结合基址环境，将周边山脉作为城市背景，把市区内的山丘作为主体建筑的基座或对景的焦点，密切地结合地形设置城市轴线，由多角的几何形与放射状的路网把城市的绿地与人工建筑物和谐地组织在一起。与此同时，规划还在城市西部修筑水坝，形成人工湖，将莫朗格罗河水面放大，使得城市被人工水面划分为南、北两大功能区，南部区域以“首都山”为轴心，布置有城市的行政机关，北部则以城市广场为中心形成城市的居住片区，两区之间以两座大桥加以连接（图2.11）。今天，根据格里芬规划方案建设的堪培拉城水色山光互相掩映，行政建筑物庄严的轮廓鲜明地耸立在群山与层叠的密林之前，市内自然景观与城市风貌有机融合，既宏伟壮观，又不失自然的亲切，具有花园城市般的优美风貌。

综上所述，在两河文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乃至现代主义的各个典型时期，在西方地区的山地环境中，分别形成了一系列因各时期文明观念特征与功能需求而建设形成的代表性山地城镇。这些城镇分别在应对、处理城市发展与地域环境现状条件的关系上体现出了不同的思路与智慧，其具体的城镇营建实践也经历了从被动契合、顺应自然环境，到利用地形塑造城市轴线、结合地形营造特有山地城镇空间，再到按发展需求人工化改造地形的过程，其中的各种设计思路与手法对现代山地城市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1.2 国内山地城镇建设实践

与强调城镇空间结构中几何关系的西方山地城镇建设主流思想大相径庭，受浓重天人和谐思想浸润的东方文明，在山地城镇的建设实践上走出了一条顺应自然形态的截然不同的建设与发展道路。在我国山地城镇建设发展的历史上，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山水文化影响下，士大夫统治阶层对山水环境充满向往，很早便确立了我国选址于具有良好山水环境的区域，强调结合特定自然地形以及地域气候条件进行城市建设的山地城镇营建传统。这些直接建造于崎岖山地环境或以山地环境为背景的城镇，为了适应复杂的山地地形条件，在城市建造的过程中大都因地制宜，呈现出有机、自由的空间形态特征，也反映了我国山地城镇营建别具一格的建造技术与理念。在此，本节将分别结合我国古代山地都城、地方山地府县城市、一般山地场镇与堡寨以及近现代山地城市的建造，探讨我国历史发展各时期中各种类型山地城镇的营建特征。

2.1.2.1 古代山地都城的建设（南京、拉萨）

对于我国古代各王朝的都城而言，其建设营造的主要目的在于表达和彰显统治阶级的权力威严，城市空间形态受礼制思想影响较重，常选址于用地相对平缓的地区，城市空间规整而富有秩序。在山地环境中营建的王朝都城虽相对较少，却受到自然环境与礼制思想的双重作用，在城市建设实践中体现出了礼制与风水的完美结合。此外，在我国西藏、云南等地，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在其山地环境中也先后建成了拉萨、大理（羊苴咩城）等具有一定空间规模与特色的少数民族政权都城。在这些城市的营建过程中，其建造目标与策略也与汉地的山地都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此，本节分别以南京与拉萨为例，对我国古代山地都城营建的过程与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1．汉族政权的山地都城——南京

南京地处我国东部地区，长江下游，濒江近海。从历史沿革来看，南京有着近2600年的建城史，历史上先后有10个朝代或政权在此建都，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从城市的地理环境来看，南京城有紫金山、幕府山为靠，莫愁湖、玄武湖点缀城中，秦淮河、金川河萦绕其间，山、水、城、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是一处在低山、浅岗、滨湖平原与沿江河地等综合地貌上建设的山地城市。作为古代典型的山地都城，南京城极佳地诠释了古代汉族政权在“礼制”与“易道”思想下的折中建设理念，具有代表意义。在2000多年的城市营建过程中，南京城逐渐形成了以宫城、皇城的人工轴线与外城、关厢的有机形态相得益彰的有别于一般古代都城的空间布局与形态特征。在城市的空间建构上，体现出了以下布局特征：

第一，整个城市外城城墙顺应原生地形山丘、河流以及湖泊的分布，呈现出不规则的平面形状，具有典型的我国古代山地城市的形态特征。第二，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南京又采取了《考工记》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寝的典型空间布局模式，将所有宫殿布置在一条笔直的人工轴线的两侧，以人为规划的这条御道进行组织联系，体现了礼制思想对我国古代汉族政权都城空间秩序的统治力。第三，南京在城市营建过程中，在功能分区与职能建筑的布置上考虑了对自然地形与环境的利用与适应：在皇城与宫城的选址布局上，南京城充分考虑了风水、形胜的因素，将宫殿群建造在区域范围中地势较高处，借助地形特征凸显宫殿的威严，并在玄武湖周边兴建了大量园林。在利用地形进行防御方面，南京城将沿江的战略高地全部纳入城墙范围，利用部分天然土坡筑城，并在城西北地势较高处，专设屯兵军营，以满足城市的防御性功能需求。第四，在景观视线的处理上，南京城又在各功能区交界处的高地上建有钟鼓楼，将其作为全城视线汇聚的焦点与重要的眺望点。综上所述，经过历朝的建设经营，南京的城市建设区域逐渐与其所处的山水自然环境相互交融、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也体现了古代都城的威严与气势，是我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别具一格的山地都城的典型代表（图2.12）。

2．少数民族政权的山地都城——拉萨

除汉地的山地都城之外，在我国西部与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在古代民族政权割据的历史中也逐渐孕育出了一些规模较为宏大、具有地域特征的山地都城，建于拉萨河谷地带的拉萨城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其历史沿革来看，拉萨最早于公元7世纪为吐蕃藏王松赞干布所建，距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而从拉萨城所处地理位置来看，其在藏语中被称为“吉雪沃塘”，意为“吉曲河下游肥沃的坝子”，是一处典型山地环境中的盆地空间，反映了拉萨在城市建设基础条件上的山地背景。从地域文化背景来看，受吐蕃藏区长久以来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宗教传统以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历史背景影响，拉萨的城市建设体现出浓重的宗教氛围。

古代拉萨在建城之前，曾是一片荒芜的沼泽地，后经松赞干布运土填湖、修河道、建寺院、造宫堡之后，拉萨城才逐渐围绕其最早的宗教建筑大昭寺奠定雏形，并逐渐发展出八廓街与冲赛康老城。之后，吐蕃藏王又在大昭寺西北的玛布日山的山顶，建设了“红山宫”，借助地形烘托其宫殿的巍峨气势，后经历代营建，形成了今日所见的群楼重叠，集宫殿、灵塔、寺院与城堡于一体的布达拉宫建筑群，成为统领整个城市的空间重心。站在布达拉宫所在的玛布日山上，可俯瞰拉萨全城，可以看到城市空间由主要的宗教寺庙、宫殿、园林统领，并与其所在的自然地形条件充分结合。此外，在主要的宗教建筑群之间，拉萨城中形成了大量的居住里坊与商市地段，这些坊市地区比较凌乱，具有明显的自发形成的肌理，平面形态结合地形走势拓展，呈现出不规则的形态（图2.13）。

2.1.2.2 古代山地府县城市的建设

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在山地环境中，地方府县城市的建设受其所在地区地形、气候与环境因素的影响显著，与山地都城相比，其人工化倾向较弱，呈现出极强的因地制宜性的布局与建设方式，对山地环境更多地表现出顺应与利用的态度。在这些城市中，自然山体不仅对城市的空间布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城市空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本节分别以四川阆中与江苏常熟为例，具体分析我国古代地方山地府县城市在营建过程中以山为屏或引山入城的空间处理方式。

1．以山为屏的山地城市——阆中

阆中，位于四川北部嘉陵江上游地区，地处阆水环抱的平原、浅丘地带，阆水迂曲，经其三面，城治居中，故有“阆中”之名。古城始建于公元前330年，至今已有2300余年的建城史，并一直作为古代川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历经秦汉、三国、南北朝，阆中城址辗转，最终在唐初袁天罡与李淳风两位风水堪舆大家的指导下，经过对周边“龙”“砂”“水”“穴”等要素的勘察，选定了面朝锦屏山、阆水“U”形环抱的沙洲地带建成唐城，一举奠定了阆中古城“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的山水格局。

在城市内部空间的营建上，据明嘉靖《保宁府志》与清咸丰《阆中县志》记载，作为川北军政中心的阆中府城，在城内建有众多官衙、署、局以及文化建筑。在行政职能建筑的建设方面，作为地区中心城市的阆中城与前文所论及的山地都城南京、拉萨类似，也将统治城市的官署建筑建造在城市中地势高处，借助地形上的优势来突出府衙的重要性。在古城中，川北道署、保宁府署、阆中县署等行政职能建筑同聚城中，分别结合城中用地的地势条件进行建造，三处行政机关在城内空间位置的高低成为衙署等级的区分标志。而且其鼎盛的文风也使得古城中与文化相关的文庙、书院、学宫、文峰塔等建筑在城市空间的布局中占据着城西与城北的重要空间位置。古城街巷系统以南对锦屏山、北迎玉台山的十字轴线统领，以迎恩街、双栅子街、北街为城市南北向竖轴，以西街、铁塔寺、武庙街、城隍庙为城市东西向横轴，并在两条轴线节点处设中天楼，成为四方街巷的对景标识，其余街巷皆以其为核心，向四面展开。街道不论南、北、东、西方向，皆与远山相对，并依其所向对景命名，从而形成了阆中古城“处处轩窗对锦屏”的景观格局，体现出城市以山为屏、对景筑城的营建手法（图2.14）。

2．引山入城的山地城市——常熟

常熟，位于今江苏省东南部，虞山东麓地势平缓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境内分布有虞山、顾山、福山等浅岗、丘陵，属于典型山地地形。自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建海虞城以来，常熟古城已有1700余年的建城历史。历经魏晋、南宋、元末以及明、清各朝的营建、发展，古城逐渐呈现出“卧龙四望、枕山环岭”的空间形态，并将城西南的虞山逐步纳入了城垣范围内，并顺应太湖水系的河流湖泊形成了向四周辐射的水网系统，从而呈现出“七溪流水皆入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独特山水格局。

在常熟历代的城市营建中，虞山作为城市中的主要空间元素，蜿蜒入城，加深了常熟古城与山水自然环境的融合特征。在常熟内城人工空间的布局上，结合城市“腾山而城”后西高东低的空间形态，在城东修建了兴福寺方塔，对城垣内人工建筑与虞山的空间关系进行平衡，使整个常熟城市的空间布局更富美感。方塔还作为整个城市的空间地标，定位在城中五条主要河道交汇的焦点上，成为城市中重要的对景标志，与虞山山形相得益彰，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审美意象。此外，常熟城中坊巷格局与民居布局也自由灵活，没有明显轴线，呈现出不规则的特征，与整座城镇园林般的景观风貌交相辉映，体现出了江南水乡山城温柔婉约、清秀古朴的特点（图2.15）。

2.1.2.3 古代山地集镇堡寨的建设

除山地都城与地方山地府县城市外，在我国古代山地地区还发展建设出了大批的山地集镇、堡寨。这些山地城镇与山地都城及府县城市不同，其建设发展大多呈现出顺应自然地形有机生长的特征，并因建设目的、地域环境以及地方民俗的差异，其空间形态往往大相径庭。但总体而言，这些山地城镇都体现出了巧妙利用山地自然环境应对人工空间职能需求的营建共性。在此，本书以重庆石柱西沱古镇与贵州青岩古城为例，具体分析不同职能导向下我国古代山地集镇堡寨的营建特征。

1．因商贸职能而兴的山地场镇——西沱古镇

西沱古镇，原名西界沱，因位于巴州之西界，地临长江南岸回水沱而得名。在以水路运输为交通主道的古代，西界沱因位于长江黄金水道的地利优势，在明清时期逐渐发展为川盐入楚的重要码头与货运集散地，是川东各地盐业商货出川的必经水上驿站。其空间格局围绕码头区域的商贸交易活动而形成，明显呈现出一种以“码头”为中心的布局形态。在西沱古镇中，最具山地特征的空间还要数自长江边一直延伸至方斗山脚独门嘴处，绵延2500余米，共计台阶1124步、平台112个，高差达200余米的著名“云梯街”。传统沿江场镇通常采取平行于山体等高线的方式修筑街道，而西沱镇的云梯街由于建设中受到地势局限，索性依山取势，沿山脊走向，垂直于长江而建，气势非凡，犹如通江之巨龙俯卧山崖岭脊之上，街道两侧建筑层层起伏，高低错落，形似登天云梯，景观丰富多变，充分体现了山地场镇结合职能需求与天然地形不拘一格的独特建造方式与景观特质（图2.16）。

2．因军事职能而兴的山地堡寨——青岩古城

青岩古城，作为明清时期贵州地区中心城市贵阳南侧的防御门户，其“九龙抢宝”的城镇格局明显反映出了军事因素影响下，人们结合山地环境营建城市空间的智慧。整个古城的布局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形地貌：第一，古城西北部依靠两座高山形成的险要地势，易守难攻。第二，城门的选址则利用了城墙内的五处丘陵，形成“山门夹峙”的防卫格局。第三，古城利用城外东北部的低洼地势，形成向下陷凹的“布袋陷阱”，为抵挡来自此侧的攻击提供了重要依托，极佳地诠释了军事因素对城镇格局景观的影响。除城镇格局外，古城内部的街巷系统也大都结合地形蜿蜒布置，有利于防御巷战，而各城镇中巍峨的城墙，高耸的碉楼、阁楼等建（构）筑物则为城镇在军事因素影响下塑造出的典型山地军事地标，并占据了城镇中地形凸起的位置（图2.17）。

2.1.2.4 近现代山地城镇的建设（青岛、重庆）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我国由封闭的大陆型封建社会逐渐经由殖民地租界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封建社会的经济形式逐渐瓦解。在此过程中，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产物，我国近现代城市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山地城镇中，小农经济与传统交通方式下，功能结构简单、有机灵动的城镇空间形态，逐渐在日益复杂的功能需求与不断扩张的空间规模影响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此，本书分别以青岛与重庆两座在近现代时期受到殖民文化与民族资本主义影响的山地城市建设为例，对此阶段我国山地城镇的发展、建设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殖民时期规划建设的山地城市——青岛

青岛，地处山东半岛南部胶州湾地区，地势东高西低，山地与丘陵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0.6%，属于典型的滨海丘陵城市。青岛发展主要源于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后外国资本的输入，先由德国出资进行规划建设，后又被日本占领，在工业与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建设。在城市的空间布局上，青岛基本是在由德国人于1900年制定的《青岛城市规划》基础上进行建设的，受到西方城市规划建设先进思想的影响，与中国传统山地城市的空间形态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青岛在城市的整体结构上形成了严格的功能分区：为便于侵略者管理，规划将青岛城市南部沿海环境最优美的地段规划为供德国殖民者居住与管理的行政及居住区，而将城市北部用地与景观条件较差的地段作为工业、商业以及供当地人居住的区域。其次，在城市道路系统的规划与建设上，德国殖民者结合青岛丘陵山地的特征，采取了网格式与自由式相结合的路网规划布局，以顺应城市中不同区域的自然地形条件，同时使各功能区连接也较为顺畅，成为青岛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一大亮点。最后，在城市的地标建筑营建与景观风貌方面，青岛的城市建设采取了一些欧洲古典主义的处理手法，注重城市立体轮廓与“对景”“借景”效果的营造，将教堂、市政厅、俱乐部、银行、商会等具有尖塔或丰富形态的标志性建筑布置于山丘顶部、海滨地段以及主要道路的对景处，既突出了这些主要建筑的地位，同时也塑造了城市从海面远望时的优美天际轮廓线，突出了海港城市形象，具有较高的技巧性与艺术性（图2.18）。

2．民国时期规划建设的山地城市——重庆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早在周武王伐纣时便已有建城记载。三国时期，蜀国大将李严修筑城垣，奠定了以今渝中半岛为核心，“上下半城”的城市格局。在近代开埠以前，重庆一直囿于此范围内发展，停留在封建府城状态。1890年，重庆开埠，西方列强纷纷来渝设置使领馆、洋行，使重庆城市性质与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29年，国民政府在重庆设市。在此之后，重庆的城市规模迅速拓展，逐渐跨出了渝中半岛老城的范围，向嘉陵江北岸与长江东南岸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今天重城组团式布局的雏形。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将重庆作为抗战陪都。在此期间，大量的国家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机构以及工矿企业向重庆迁徙，导致重庆城人口激增，空间范围迅速拓展。而在城市道路系统的规划与建设中，受到中央财力的支持，陪都时期国民政府大量运用了高架桥、穿山隧道与环岛的现代化方式来应对重庆起伏山地地形下自由分散各组团的交通联系问题，形成了今天重庆旧城自由式的立体山城道路系统。民国时期，新开辟的道路与拓展的城市新区使重庆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开埠时期已经形成的外国洋行、使领馆等标志性建筑外，国民政府还在重庆主城一些风景奇绝的半山区域修建了大量供政府高级官员居住的私人别墅、洋房宅邸，与重庆本地适应山地特殊环境所形成的沿江吊脚楼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城市景观上各具特色（图2.19）。

综上所述，从古代的王朝都城到地方府县、一般集镇堡寨，再到近现代时期的城镇建设，在我国的山地环境中，孕育形成了一大批结合地域环境有机布局、营建的山地城镇。这些城镇的建设，大多受到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影响，呈现出“山城相应”的灵秀之气，共同反映了我国城市营造理念中浓重的山水情怀，呈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并给人以极佳的天人和谐之感，对当前我国山地城市的设计与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