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相关重大问题的思考
程启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一、细分选择：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三个分支学科
在中国经济学界，通常把经济科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大类，而理论经济学又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样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理论范式或研究纲领的学科。后者，在西方世界被称为主流经济学，而且在新古典主义范式影响下，它还发展出了一个具有众多分支学科的大家族的经济科学：例如，理论经济学除新古典经济学外，还有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又细分为产权经济学、契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经济学、法经济学等；再如，新古典范式的应用经济学也有公共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众多分支学科。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家族就显得十分单薄，也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大理论框架比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在解释力上更有优势，但它无法一身担多任地深入剖析现实经济社会中多个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且精微之处的问题，这或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日渐式微的一个原因。所以，为了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首先要在理论经济学方面对其细分，因为它是为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对此，我主张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分为三个分支学科：一是以马克思二维生产力理论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纯经济学；二是以马克思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为范式的狭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是以马克思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
（一）二维生产力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纯经济学创立和发展
所谓纯经济学，是指撇开了生产社会形式或生产关系的研究生产一般即研究纯粹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这可能让人联想到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因为它们的理论特征，就是抽掉了经济范畴特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属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把马克思批判的“庸俗”内容，与它们的可借鉴的、具有科学成分的内容区别开来。况且马克思并不否定研究生产一般，他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1)可见，对撇开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形式的生产问题即纯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庸俗”无涉，它也是马克思曾涉及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其次，如果要创立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应用经济学，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纯经济学就是必不可少的先行环节。
实际上，马克思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研究了生产一般，即撇开生产关系属性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及其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资本论》中也研究了撇开生产关系属性的生产及其生产力问题即纯经济学的问题。据作者研究(2)，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就是一个撇开了社会属性的由要素生产和协作生产、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构成的二维理论体系，而且这种二维理论体系有助分析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内生演进机制。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再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拙作）。
（二）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
马克思创立的所有制理论范式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在他竭尽全力撰写的《资本论》中。虽然《资本论》也包含了经济科学的很多内容，但是，它的主体理论是所有制理论，也就是说，其主题是在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范下，研究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生产关系，以揭示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即资产阶级（包含资本化了的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之后，主要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将其发展为所有制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成型为“经典教科书”。我认为，应该肯定苏联学者们（包括斯大林本人）对马克思经济学发展的这一贡献，即将《资本论》的主体理论独立出来，成型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问题是，他们自己并不清楚所做这一工作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他们将该教科书的理论视为马克思全部的、正宗的经济学理论，并固化为教条。后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虽然批评了其理论教条，但也没有认识到这一发展的理论价值之所在，因此，其所有的工作仍然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一面大旗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由于所有制理论范式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清晰的，且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也在这上面做出了众多贡献。例如：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对劳动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价值转形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等理论发展所做的贡献。这是周知的，故这里不再赘述。
（三）生产关系依赖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创立和发展
首先，我们要回答：为什么所有制理论不可以而依赖理论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固然，所有制理论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称之为制度经济学，因为它揭示了社会制度的本质和更替规律，但是，所有制理论所说的制度，显然是指五大社会形态即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是由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因此，这种用所有制理论和方法揭示和分析的制度，跟现代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制度”（Institutions），或者说与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制度变迁的“制度”，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在内涵上有根本的区别，因为后者所说的“制度”，是指人们在生产中必然的交往与合作关系所形成的、约束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的规则。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从这种制度理论来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就不是一种对立的剥削关系，而是一种平等自由的产权交易关系，即工人用他们的劳动力产权与资本家的资本产权进行等价交换的社会关系，并在平等协商（虽然是形式上的）的基础上签订交易合约，结果其契约即制度便规定了他们在经济活动中各自的权益和行为边界，以便有秩序地合作。但是，在所有制理论看来，制度经济学所说的人们之间这种平等自由的交易与合作关系，只是形式上的，一旦进入生产领域，用所有制理论和方法进行剖析，就可知道，实质上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并由此规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可见，所有制理论不可能成为研究上述所说的规范人们交往与合作关系的“制度”的理论范式，否则，它就真有庸俗化的危险！
其次，我们还要证明，生产关系依赖理论是马克思生前研究过的不同于所有制生产关系的另一维度的生产关系，且在理论层次上属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Institutions。据作者研究(3)发现，马克思早期就论述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他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4)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从人们交往与合作的角度或者相互联系角度论述过这类生产关系。他们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这种合作就是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5)最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这一维度的生产关系正式表述为“依赖关系”术语。他说，“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6)，并把前者定义为“人的依赖关系”，把后者定义为“物的依赖关系”。(7)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与现代制度经济学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与合作关系”是相吻合的。例如：马克思的“人的依赖关系”概念，相当于制度经济学所说的“人格化交易及其制度”；而“物的依赖关系”概念，相当于“非人格化交易及其制度”。
固然，马克思生前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依赖关系的经济学，一是因为当时他几乎把全部精力用在研究所有制理论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上，而无暇顾及依赖关系理论；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实践还没有提出该理论任务。但是，现今就不同了，尤其是在当下中国，急切而强烈地提出了该理论任务。因为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伟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及其制度变迁过程。说“伟大”：一是因为它在人口众多的超级大国中发生，其经验必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因为这场社会和经济转型，远了说至少是自明代就开始了(8)，近了说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但在我们这个大国却几经周折和磨难，历经数百年或一百多年，才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中，让我们真正地看到了它成功的曙光，以及它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之希望。对此，难道我们不应该创建属于中国自己的制度经济学，即有自己话语体系的制度经济学，来解答中国转型及其制度变迁问题吗，而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老师的后面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来解答中国的问题！
创建属于中国自己话语体系的制度经济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论范式选择。目前显然有两大范式可选：一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亦即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在此范式下，我认为基本上是用中国的经验重写属于西方经验的新制度经济学；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亦即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依赖理论范式，在该范式下是用中国的经验创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从理论竞争及其繁荣来说，这两种范式的制度经济学当然可以并行不悖。但是，从建立中国改革的理论自信来说，选择后者，则更有理论逻辑的自洽性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暂且不论其范式的优势）。
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之路，但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认定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是不相容的，它乃资本主义道路。可见，中国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不仅涉及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意识形态和理论观念的革命，也就是说，能否合乎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地解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关系到这场变革是否合法性。客观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20世纪80年代运用马克思创立的所有制理论范式政治经济学原理，在这一点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有了学者们十多年的这些前期理论探讨，才有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重新定义，并正式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一个重要的创新和突破，它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的理论难题，使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从基本经济制度来说，在逻辑上与合法性上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而且，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绩也证明，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是相容的。
然而，我们对随之而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制度（Institutions）变迁，却一直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或者说，掌握这场制度变迁的话语权几乎被新古典主义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所垄断。当然，我们在这里并非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能借鉴和应用，而是说相应的体制转型及其制度变革的讨论与理论支撑，缺少了马克思主义范式制度经济学的声音，这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必须在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之外，创立另一维度的生产关系理论即依赖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以解答体制转型中的制度问题，从而在制度变迁问题上也能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如此一来，中国这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就都能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
二、结束语
虽然我们竭力鼓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繁荣和发展的细分道路，并不断证明二维生产力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纯经济学和依赖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但这显然是一项极其浩大而艰巨的工程，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齐心协力且持久而不懈地努力才可实现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6页。
(2)见程启智：《生产力的二维理论：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及其互动演化——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与借鉴》，《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5-22页。
(3)详尽证明，请读者参考拙作：《马克思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系统考察》（见《学海》第1期，2013年第93-102页）。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30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5页。
(7)同上，第107页。
(8)从五大社会形态理论来说，大多学者认为，中国自明代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来说，经过宋、元两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明代社会则较为普遍地出现了物的依赖关系及其社会形态的萌芽，例如众多文献（包括文学作品）就记载了当时人们对金钱及其世俗崇拜的现象。